2024年6月16日，今日说法播出的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的“一张罚单”节目，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本档节目共有三张罚单，其他二张罚单分别由国务院督察组和法院处理。从法律角度分析，三张罚单性质分为两类，即：“无过重罚”“小过重罚”。被抗诉的罚单属于哪一类，还得从职业打假人专注的领域说起。

今日说法：一张罚单

2018年4月8日，几名男子在曾庆合老人开的“曾氏八宝凉茶”店铺转悠了一圈后买了一瓶红酒。当日下午，几名男子拎着未喝完的酒瓶说红酒过期，并要求曾庆合赔偿三四千元。

售出一瓶“张裕味美思红加香葡萄酒”仅赚28元，曾庆合拒绝了赔偿要求。几名男子便向蒙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报；当日，在该局执法人员的调解下，曾庆合赔偿了几名男子600元。

2018年7月5日，蒙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曾庆合因销售过期红酒罚款50000元，并没收五瓶库存红酒。曾庆合老人不服向蒙山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不久，县人民政府维持了行政处罚决定。

2018年11月15日，曾庆合以蒙山县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被告向蒙山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同年12月19日，法院维持了行政处罚和复议决定。曾庆合不服一审行政判决，向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4月12日，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行政判决。

仍不服终审行政判决，曾庆合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高院裁定提审本案。2020年7月16日作出再审判决，高院认为对曾庆合的行政处罚符合“过罚相当”原则，维持了二审判决。

仍不服再审判决，曾庆合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申请提出抗诉建议，检察院受理本案。经审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人民检察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受理本案，并于2024年2月在蒙山实地听证。

2024年2月4日，蒙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重新作出处罚决定：对曾庆合出售过期红酒的行为不予罚款，没收五瓶过期葡萄酒。2月7日，曾庆合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了撤回监督申请，4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终结审查决定书。

“无过重罚”概述

曾庆合老人出售过期红酒可能有过，如，管理不当等。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出售过期红酒可能不是本法法律责任中的“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职业打假人专注食品过期领域获得赔偿，不少行政执法机关便根据打假“先例”推理出销售过期食品可以重罚。

例如，“一张罚单”中的曾庆合老人出售一瓶过期红酒，蒙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主持调解，几名男子获得赔偿款600元。其中，工作人员的调解推理思路便是以先例为根据。不少食品执法人员，或者食品经营者可能要问，销售过期食品的法律责任应当如何推理呢？

第一步，确定违法类型，法律倘若没有规定具体行为是违法行为，执法人员不需要进一步推理便能得出不负法律责任的结论。具体操作如下：

本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十二类禁止食品生产经营的行为，将本条复制至空白文档保存。点击文档进入查找功能，并输入“保质期”查找。查找结果显示本条第（三）项、第（十）项有保持期的规定。

本条第（三）项规定：“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本项是对食品生产者的规制，据此，销售过期食品不属于本项规定的禁止行为。

本条第（十）项规定：“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对本项规定，不少执法、司法人员有不同的看法，如，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也是本项规定的禁止行为。

第二步，确定违法类型后，再从具体法律责任中确定行政责任。法律倘若没有规定行政责任，执法人员也不需要进一步推理便能得出不负法律责任的结论，不少行政法律仅规定禁止行为，但未规定法律责任，如，《土地管理法》等。具体操作如下：

本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对第三十四条的“保质期”规定了法律责任，于是多数人得出结论，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罚款最低额为50000元。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多数人认为：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食品与销售超过保质期食品有同等含义。

实际上并非如此，“标注虚假”是同行解释的前提，为此，本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最后一句规定：“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保质期正是食品必备的标签，据此，食品生产者与销售者的责任不同。

“一张罚单”节目披露了两起“小过重罚”典型案例，具体概述如下：

2022年4月的一天，福建省闽侯县村民张某路过邻居张大姐菜地时，转卖张大姐芹菜获得14元。检测出芹菜农药残留毒死蜱超标，闽侯县市场监督部门对村民张某罚款5000元，并加收罚款50000元。执法部门申请强制执行后，当地法院认为“小过重罚”裁定不予执行。

2021年10月的一天，陕西榆林罗某夫妇经营的一家蔬菜粮油店购进7斤芹菜。2斤芹菜抽检不合格，当地市场监督部门对其作出6.6万元罚款。罗某夫妇上网投诉，国务院督察组纠正了“小过重罚”的行政决定。

另外，国务院督察组还发现，2021年以来，榆林地区的食品类型50多起处罚中，罚款超过万元的就超过21起。有人可能要问，不少执法部门为何“无过重罚”和“小过重罚”？

就“过无重罚”而言，其主要原因之一，多数执行、司法人员不能对相似的行为作出同等性解释，如，《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多数司法人员，乃至司法解释也能作出同行解释。刑事司法实践尚且如此，行政执法更是以先例为根据判断违法行为。

“一张罚单”节目也谈到了“小过重罚”的原因。例如，学者认为机械性执法，现行法律对处罚的起点高，而且缺乏弹性等，并进一步认为国家要“正本清源”修订相关的法律。

但是，食品领域中诸如农药残留、兽药残留，以及食品添加剂的滥用已危害了人体健康，国家倘若修改法律，其后果可能难以想象。据此，食品领域的正本清源，应当从执法源头抓起，如，从农业生产“企业”着手等。

“一张罚单”节目披露的三起“小过重罚”案件，共同的时间点为《行政处罚法》修订后。本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分别规定了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和“轻微不罚”或者“首违不罚”，不少执法机关为何还小过重罚？

一方面，包括学者在内的法律人至今还没有认识到《行政处罚法》是各类行政处罚的“总则编”，即：无论执行哪个法律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必须考虑本法的规定，否则，行政处罚可能不能生效，或者被上级机关撤销。

另一方面，罚款事实上被列入财政预算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如，榆林地区的罚款收入可能上缴本级地方财政。据此，“小过重罚”与罚款入库等级也有重要关系。

“无过重罚”和“小过重罚”的原因

《行政处罚法》既然有约束行政处罚的作用，据此，学者不能轻易建议修订法律。“小过重罚”既然与入库等级存在关联，提高罚没款的入库等级便是解决的方法之一，如，交通警察部门隶属于区、县公安机关多少与罚款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