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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木史记

编辑：水木史记

——《前言》——

李宗仁下令释放杨虎城，几天后，杨虎城死了。

死在重庆，死在特务手里，死得连尸体都没留下。

为什么？命令没用，人没救成，背后还有人。

——《壹》——

李宗仁下令，没人动手

1949年春，南京局势崩了，总统蒋介石辞职，代总统李宗仁上台，兵败如山倒，和平是最后选项，李宗仁上任第一件事之一，就是要释放杨虎城。

不是出于仁慈，而是谈判需要筹码。

杨虎城，被囚了12年，不是军人，不是犯人，关押地点三换，先是南京，然后重庆，再到贵州，没审讯，也没判刑，只有软禁和监视。

李宗仁认为，放了杨虎城，能对中共示好。

更关键，能切蒋介石的权，杨虎城，是蒋的“心头刺”，李宗仁偏要碰，但李宗仁很快发现，这个国家早已不是“总统说了算”。

他给杨森打电话，命令放人。

杨森冷淡回应：“要保密局批准。”李宗仁再追问，对方说：“毛人凤不在重庆。” 一句话，三重推诿，李宗仁没放弃。

他接连打电话，催促三次，每次都像掉进泥潭，毫无回应。

他知道杨森在说谎，但他没有兵，没有枪，只有一个总统头衔，更糟的是，这些通话内容，很快就传到了蒋介石耳朵里。

蒋虽然退位，但没人敢说他“下台”。

军队还在他手里，保密局也在他控制下，蒋在溪口，遥控指挥，他身边的亲信，毛人凤、张群、周至柔，一个都没离开。

他们的职责就是拦住李宗仁，维护“蒋系统治”。

释放杨虎城这事，蒋早就定下基调：“绝不能放！”他在日记里写过：“此人不除，后患无穷。”他在8月的密电中说得更直白：“留下做什么，早该杀了。”

不是审判，不是转押，是杀。

毛人凤接令，他是保密局头子，是蒋的刀，他不和李宗仁对话，只听蒋一个人命令，1949年8月底，一纸调令下达，杨虎城被从贵阳秘密转移回重庆。

无名车队，无人知晓，地点是戴公祠。

戴公祠，表面是庙，实为特务据点，那里关着的，不止杨虎城，还有他妻子、儿女、秘书宋绮云和她的孩子。

他们每天只被允许在庭院走五分钟。

四面封闭，院墙上装着玻璃碴，他们不知道这是最后的几天。

——《贰》——

杨森拒绝动手，不敢得罪人

杨森是四川军阀，早年投靠蒋介石，靠血腥清洗上位，蒋退位后，他公开效忠李宗仁，暗中却仍向蒋报信。

李宗仁的命令传到他这，他只做两件事。

第一，拒绝执行，第二，告密给蒋介石，“李副总统打电话要放人，我未回应。”这是他亲笔电报的内容。

杨虎城被转走那天，杨森装病闭门。

整整三天，没人能联系上他，记者堵他家门，他下令驱散，内部人说，他怕得要死，他不是不能放人，而是根本不敢，蒋还在，放了人就是背叛。

杨森有前科，抗战时期，他制造“平江惨案”，大批新四军死于他军中。

在重庆即将解放前夕，他处决了自己“通共”的侄女，手段狠毒，他知道，杨虎城这种人不能留活口，因为他是蒋的眼中钉。

杨虎城不是张学良。

张有背景，还有“软禁”形式上的自由，杨没有，西安事变后，杨的部队被一刀切断，原本的西北军只剩个名号，连自己的警卫员都不是自己派的。

蒋对他恨之入骨。

“抓回来一个都不能放。”这是蒋对杨和张下的死命令，张被保下，是政治操作，杨则没有后台，也不肯低头。

1945年，抗战胜利，杨虎城曾写信请求恢复自由，说自己愿意去农村做农民，蒋看都不看。

1947年，中共通过中间人表示愿接纳他，蒋更坐实了“投共嫌疑”，从那刻起，他的命运已定，不是等待释放，而是等待灭口。

——《叁》——

命令之外，特务动手

戴公祠，原是一座古庙，1949年，它成了重庆保密局的秘密牢房，杨虎城被转到这里那天，天阴，车窗被遮得死死的。

他不知道这是最后一站。

身边有女儿、有妻子、有秘书宋绮云，还有她才不满三岁的儿子，这不是审判，没有律师，没有卷宗，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罪名”。

重庆保密局接到的命令不是“看押”，是“清除”。

执行人是张静甫、周养浩、杨进兴等人，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任务，是例行公事，8月末，蒋介石从溪口下达密电：“留下做什么，早该杀了。”

毛人凤不再等待，他说：“此人若被共党接走，一切都晚了。”

他们准备好了两种方案：一是枪杀，快，一是用匕首，静，再然后是处理遗体，要用浓酸，不能留下痕迹。

1949年9月后，被解放军接管的戴公祠现场，地面发现残留腐蚀痕迹，血迹早已洗净。

9月6日夜，特务行动，先杀杨虎城，刀子从背后刺入，三刀，避开骨头，直中要害，然后是夫人，倒在他身旁。

事后，遗体用硫酸处理，连骨头都泡碎。

戴公祠内设火盆，衣物全数焚毁，重庆解放时，现场只留下腐蚀坑、焦黑的墙和一股刺鼻气味，没有公开，没有交代。

国民党对此从未承认过，李宗仁事后得知，打电话质问毛人凤，被挂断。

——《肆》——

失控的命令，最后的崩塌

消息传出，是一个月后的事，解放军进城，接收特务据点时，在戴公祠墙缝中找到日记本和几个烧焦的孩子玩具。

其中一本写着：“今天不让出去，吃饭也少了。”

调查人员说：“这是八月最后一周的记录。”那是杨虎城遇害前几天，中共中央得知后，发布谴责电文。

“杨将军为民族立功，如今被害，国民党之黑暗，至此暴露无遗。”

张学良闻讯，沉默数日，他说：“我躲过了刀，他没躲过。”李宗仁彻底失望，他给毛人凤发了最后一封电报：“你们杀的不止一个人，是一个国家的希望。”

再之后，李宗仁去了广州，不再提这件事。

重庆解放当夜，杨森逃跑，他换了三次装，最后用小船从嘉陵江溜走，他怕死，不敢留下，因为他知道，这场血案，他有责任。

国民党政权最终失败，特务逃往台湾，毛人凤也去了。

他继续掌控情报系统，直到1960年代被排挤，死于病床，没有人因为这场杀戮受罚，没有审判，没有悔过。

杨虎城没有死在战场，也没有死在敌人枪口下，他死在所谓“同袍”的命令里。

他曾率西北军出潼关，浴血抗日，攻克绥远，重创日伪铁军，1931年起，他就拒绝与日妥协，西安事变前，他是少有的敢硬刚中央的地方将领。

他与张学良扣押蒋介石，逼其“联共抗日”。

此举让中华民族得以喘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起点，源于此一役，他是军人，兵败不投降，入狱不求生，死前无一句低头话。

1945年抗战胜利，他递交请愿书：“我已多年未参政，只望能归乡耕种，养育儿女。”

他没写求饶，他只希望见一眼阳光，结果，他见到的是地下室的刀，是浓酸，是孩子的尸体，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军、一个曾为民族存亡押上全部的男人，就这样死了。

这是他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