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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木史记

编辑：水木史记

——《前言》——

他是伪军师长，也是共产党。

他带着两千人向东，日军命他偷袭新四军。

枪声，在1943年那个黄昏，成了信号，也成了赌注。

——《壹》——

中将师长，伪装下的男人

1943年，南通宪兵司令部，一份命令送到施亚夫手中，纸面平静，行动内容只有八个字：协同山本大队，肃清陶勇部。

任务下达的时间，是午夜。

命令来自南通日军司令小野，施亚夫是“绥靖军第七师”中将师长，编制在汪伪军序列，名义上，听命于苏南总队部，实则归属宪兵队指挥。

他的位置特殊，也危险。

谁也不敢肯定，他是真心投靠，还是假意周旋，他自己，从来没表态，这不是第一次，1937年他越狱后，没有回党组织。

反而在唐闸自组抗日民团，披着地方保安团的皮，拉起枪杆子。

谁都觉得他变了，可他没死，也没投敌，他等，等的是机会，更是身份，当严济南奉命整编“地方武装”时，施亚夫带着一本伪造的履历站在他面前。

那本履历上写得清清楚楚：原冯玉祥部下。

驻徐州时被裁军，回乡组团抗战，拒绝国民党招安，他说：“冯部出身，一口忠义，宁可抗日，不给南京政府当狗。”

严济南信了，他更信的是，施亚夫部下上千人，枪实弹足。

花名册上，多了好几个“死过一次”的人，尸体早埋在盐滩下，名字还活着，编造假的，就是真的，汪伪政府批准了编制。

北通宪兵队“整编”完毕，升格为绥靖军第七师。

施亚夫从一个身份不明的逃犯，成了“中将师长”。

——《贰》——

枪声是暗号，也是证明

1943年春，陶勇率部进入石港驻扎，这不是秘密，也不安全，南通东南，石港是水路交汇地，新四军三旅长期活动。

陶勇是旅长，熟路线，知地形。

日军久攻不下，小野决定换个方式，用中国人打中国人，协同山本大队突袭陶勇，是计划的一部分。更深的安排，是让施亚夫带路。

小野很清楚，这位“施师长”不是省油灯。

他没信任他，但他也知道，中国人用起来，比鬼子更顺手，施亚夫明白，小野不会相信他，所以他反而主动请求打头阵。

“我带路，陶勇跑不了。”小野只点了下头。

没人知道，施亚夫已经下不了这条路，他不打，就暴露，他打了，新四军死伤，他得选，他不传信，因为他知道传信就死。

石港的路，他熟得不能再熟，他故意绕远，部队停在西岸。

入夜，他带一个排向东前行，说是探路，前方是山本大队的岗哨，他带人穿过一片林子，刻意不带旗帜，也不点灯。

走到哨卡，日军警惕喊停，施亚夫假装不懂日语，继续前行。

日军举枪，施亚夫挥手让士兵举枪回敬，哨卡混乱，枪声响起，不到三分钟，哨卡撤退，后方部队就地防御。

日军以为山本大队遭伏击，调头进山。

此时，陶勇部听到枪响，他笑了，他知道，没有通知，只有这个方式，枪声太远，不像追击，也不是正面交火，更像是“走漏了风声”。

陶勇连夜拔营，部队脱离石港。

第二天，日军清查施亚夫部队，理由是“指挥不当，误导路线，延误战机”。施亚夫被免去中将师长职务，降为参谋长。

但他活下来了，也成功把新四军救走了。

他不需要解释，解释就是暴露，小野怒不可遏，他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但他更怕一个问题：施亚夫是不是共党？

没有证据，只有怀疑，这就是施亚夫的活路，永远让对方怀疑，但别让对方确认。

——《叁》——

烟盒藏信，换下南坎伏击

南坎会议前两日，施亚夫接到一封信，不是明信，是口信，来自通州日军宪兵司令部，一句话：“南京来人，将赴南坎，代拟整顿会议。”

他知道那不是“会议”，是伏击。

地点选在南坎，是有原因的，那里交通线汇合，人容易集中，更容易围堵，计划传得极密，但传错了一件事，他们告诉了施亚夫。

他没法写信，也不能派人送信，那等于自杀。

他用了一个烟盒，旧锡皮，翻过底面，用细针划字，字小到几乎看不见，他把纸条折叠塞入双层烟盒夹缝。

送货的时候，安排一个传话的兵交给“原唐闸守土团的亲戚”。

那人是新四军秘密联络员，内容只有十六个字：“南坎会议，不是会议，是围剿，尽快转移。”他没留名，也没署代号。

纸条传到新四军情报科，粟裕、叶飞等人正在筹会。

看完那张纸，叶飞问：“谁传的？”没人回答，陶勇笑了一下，说：“老规矩，施参谋不会署名。”会场转移到洪泽湖畔。

不到两天，日军出现在原会议地点，部署严密，重兵埋伏。

没人出现，他们等了三天，只抓了个误闯渔夫，小野知道是施亚夫动的手，但没有证据，更不敢轻举妄动。

那一年，粟裕在年终总结中写道： “敌后不只是枪和炮，更是眼和耳，情报是战争的一半，有人替我们盯着对面。”

没写名字，没人提谁，但施亚夫知道，自己赌赢了一次，他又活了一年。

——《肆》——

投诚之前，他做了最后一次欺骗

1944年秋，日军开始查“内应”，专查华人军官，有人举报施亚夫，说他曾在唐闸办过夜校，教过共产党宣言。

查无实据，但气氛已变。

小野开始不给他独立调兵权限，连出勤名单都要审，汪伪政府那边也警觉，他们不信这位“旧军阀”只为钱卖命。

施亚夫知道，时间到了。

他向党组织发出一个口信：“可归队，但需整编部队，求集中指令。”他等了一周，新四军同意接收，但提出一条：不能原地起义，要诱敌就范。

他点头，他从不说多话，他只做。

行动那天是个清晨，他编制上报为“前出侦察”，实际带走了七个连，接近2000人，他让士兵携带原编号军旗，走最明显的路线。

通知日军“诱敌巡防”，小野同意了。

他本想带全师脱身，但后方两个营没动，留守营长不信他，他没有回头，他也知道：一回头，就是死路。

队伍在黄昏前抵达东南田湾口，与新四军接应。

交接顺利，第二天，汪伪广播宣布：施亚夫叛变，开除军籍，通缉，他从未公开回应，直到1945年春，苏中战局打开，他才以“南通地区接管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身份重新露面。

原第七师，改编为“江苏省保安第七团”。

他从没讲过自己是英雄，他只说，他演了八年戏，那年他三十岁，白头发占了一半，有人问他：“你怕不怕自己真被当成敌人？”

他摇头，说得很轻：“事实证明，我成功了，新四军很信任我。”

他做的是潜伏，说的是假话，走的是对面路线，可他每次决定，都让新四军多活一次，他用敌人的身份，救自己的战友。

用枪声传情报，用假履历骗真军饷。

真真假假，他只认一件事：“我这人不值钱，命还能担点事。”历史没给他开口的机会，但留下了一些碎裂的脚印。

那些脚印，在南通码头，在石港林间，在烟盒底下，在被遗忘的那一枪里。

你以为他是叛徒，其实他是共产党最忠诚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