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于1933年7月至1937年3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30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主力改称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期间，李先念先后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军事指挥），是西路军重要领导人之一。1983年2月25日，李先念将自己完成的一份题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的材料上报中央，当时主要领导人传阅了这份材料。

李先念在《说明》中首先指出：西路军从始至终都在军委的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根据军委指示或者经过军委批准的。所以，西路军问题的性质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问题的性质截然不同。西路军根据军委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不能说成执行张国焘路线。

结合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李先念从战略上分析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他认为：从西路军的征战历程来考察，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回想起来，放弃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之后，倘若西路军不在河西走廊停留，而是径直西进，直接插到玉门、安西地区，那么就可以保存部队的有生力量。倘若又能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有足够的武器弹药，也有可能成功东返。但是由于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部队在河西走廊停留了三个多月，从而丧失了有利的战机。

从国际关系分析，当时苏联想联合蒋介石政府和英、美等国一起反对德国、日本，对于公开援助红军心存顾虑。从国内形势分析，红军主力在黄河以东同蒋介石军队作战，西安事变之后有再爆发内战的可能，需要西路军在战略上配合河东主力的行动。因而要求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并数次考虑是否继续西进或者回师河东。西路军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直接西进新疆也心存顾虑。指导思想上的这种变化是由形势的变化决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行动方针举棋不定，触犯了兵家之大忌。

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原因。李先念分析到：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有诸多不利条件。一是这一带地区狭长，不利于兵力回旋，而且堡寨很多，部队缺乏重武器难以攻打。二是历史上形成的矛盾尖锐，马家军反动势力控制很严，又缺乏党的工作基础，要在短时间内争取群众相当困难。三是马家军骑兵多，机动性强，部队没有和骑兵打仗的经验。四是经济落后，难以取得部队需要的给养。仅仅靠西路军自身的力量，要在这么一个长达上千公里的狭长地带上，消灭马家军主力，建立根据地，向西接通新疆，向东连接河东，是极其艰难的。

从主观原因上分析，李先念指出：西路军本身虽然提出过一些可行的意见，但也存在许多弱点。当时张国焘虽然不在部队里，但还没有批判他的错误，也就谈不上消除他的错误影响。西路军领导层开始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对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的困难也认识模糊。到达临（泽）高（台）地区之前，总是在讲形势一片大好，敌人已经基本被击溃。徐向前不同意这种估计，但是陈昌浩听不进去，盲目轻敌。兵力不够集中，部队分散使用，导致有的战役没有打好。这些因素和西路军的失败也有关系。

在结论部分，李先念强调了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准确反映西路军历史的必要性。他指出：过去中央只是批判张国焘和批评陈昌浩，不仅没有追究其他人的责任，而且还充分肯定了西路军指战员艰苦奋战、英勇牺牲的精神，这是非常正确的。可是有些著作、文章、讲话、文件，有不当评述，比如张国焘擅自命令西渡黄河和组成西路军，西路军是听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西进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这些观点，可能是由于没有广泛占有史料等原因造成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四十多年来对有些重要史实也不清楚。

现在很多情况比较清楚了，就应该按照历史事实改过来，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西路军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历史问题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忙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应该公开争论。这个材料不发表，如果合适，是否可将此材料存档，供研究西路军历史作参考，以便将来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尽可能符合历史事实。总之在这件事件上，也要体现中央一再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李先念还表示：我的这些说明，会有某些不周到的地方和遗漏之处，但基本事实是清楚的。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分析，也不一定准确，作为总结历史经验，可以继续研究。3月12日，李先念又给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明了这份材料的写作背景。

3月8日，陈云致信李先念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档。”邓小平在收到《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李先念3月12日信件之后，于1983年3月22日做出重要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大学讲师，专注中越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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