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西、云南中越边境地区，进行了为期28天的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为什么要打这一仗，有一种观点非常流行，为许多人所接受，他们认为：中国出兵惩罚越南，是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交投名状。

讨论问题，首先得把基本概念搞清楚。什么叫投名状？投名状是入伙的凭证、是上山的保证书。如果说打越南是给美国纳投名状，等于说要是不打这一仗，中美关系就不会正常化了。这种观点不是在侮辱大家伙的智商吗？而且中美两国是合作关系，而不是中国加入以美国为首的阵营，这算什么投名状？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苏中关系持续恶化，边境紧张局势日益加剧。苏联在苏中、蒙中边境陈兵百万，成为了中国最直接、最现实、最大的敌人。面对苏联钢铁洪流的严重威胁，中国领导人不得不把国家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为了抗衡苏联的扩张，毛主席开始调整对外战略，着手寻求中美关系的改善。

与此同时，受到越南战争牵制的美国，在中东、南亚和中美洲都感受到了苏联转守为攻、咄咄逼人的态势。整个70年代，国际形势呈现出苏联战略扩张，美国战略防御的特点。苏联的四处染指同样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形成了严重威胁。尼克松政府也希望能够与中国改善关系，共同抗衡苏联，以扭转在对苏斗争中的被动局面。

因此，联手对付最主要的敌人苏联，这是当时中美两国的共识，是彼此核心利益的交汇之处，也正是中美关系必然走向正常化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基于苏联这个头号威胁的存在，和打不打越南没有必然关系。

如果非要给打越南贴上一个和中美关系有关的标签的话，那也只能是催化剂。

20世纪70年代，在美苏争霸的国际格局中，呈现出了苏联战略进攻，美国战略防守的总体态势。但是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集团势均力敌，战略平衡一时难以打破。于是乎，苏联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亚洲，抓住美国70年代中期从印度支那地区撤退的机会，大力推行旨在向东南亚地区扩张的南下战略。

由于东南亚是连结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战略要地，中南半岛在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尤为重要。如果苏联在中南半岛取得了立足点，西可以出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直达红海、非洲之角，东可以驰骋太平洋、南下大洋洲。因此，苏联极力在亚洲地区物色带有地方色彩的代理人，以取得他向东南亚扩张的前哨阵地。

同时，出于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的考量，苏联除了从北方施加军事压力之外，也迫切需要在中国的邻国中寻找结盟伙伴，从而达成围堵中国的目的。

恰好这个时候，中南半岛上的越南实现了国家统一。被军事胜利冲昏头脑的黎笋集团建立以越南为主导的印支联邦（越南、老挝、柬埔寨）的野心正在恶性膨胀。在1976年召开的越党四大上，明确提出了建立印支三国联盟的基本国策和战略目标。

越南自称仅次于苏联和美国，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其底气来源于1975年解放南方之后，从南越军队手中缴获了价值上百亿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自身军队总兵力也超过了百万之众。如果光从纸面数据上来计算，可以说越南的军事力量颇为雄厚。但实际上受到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而已，这部张牙舞爪的军事机器想要真正地运转起来，非得获取外部的强有力支援不可。

如此一来，一个需要在东南亚扩张的马前卒，一个需要在中南半岛称霸的大靠山，苏联和越南的核心利益彼此交汇，互相需要，互为利用。从70年代中期开始，莫斯科和河内加紧勾结，关系日益密切。1978年11月3日，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这标志着越南彻底倒向了苏联，两国间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战略关系正式确立。

苏越结盟使得中国领导层对自身所处战略环境作出了如下判断：苏联和越南勾结起来，一北一南，对中国形成了严重的现实的威胁。中国必须采取措施，打破被越南和苏联南北夹击的态势，稳定东南亚局势。

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研究，反复权衡利弊，决策层认为，面对大小霸权主义的咄咄逼人，不能退让，而要取得真正的效果，只能是通过军事手段来遏制越南在中南半岛的侵略步骤。打击越南，就是打击苏联在东南亚的扩张。

1979年的对越作战究其实质而言，是以中美为一方，以苏越为另一方在亚太地区进行的一场战略角逐。战争虽然只持续了短短的28天，但中美关系在战火硝烟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而苏联在越南遭到进攻的时候，没有按照苏越条约的规定予以越南实质性的援助，以消除其遭受的“威胁”。这证明苏联是靠不住的。

美国方面由此进一步摸清了苏联的底牌，后来提出了“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遏制苏联扩张的“卡特主义”。美国政界、军界也日益形成共识，一个在军事上足够强大的中国，能够对苏联进行有效的牵制，这完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中美军事合作由此进入了十年蜜月期，两国关系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中美苏之间的较量开始呈现出有利于中美而不利于苏联的倾斜。

有一点必须讲清楚，小平同志战前访美是去通报情况，不是去征求意见。也就是说，我们要打越南了，决心已下，给你们说一声。而不是我们准备打越南，你们看行不行？实际上，当时美国的态度是不赞成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

这一点，小平同志在3月16日的作战情况报告会上就讲过：“大家知道，我访美时一路上讲要教训越南，美国不赞成。我采取较大的行动，怕引起苏联的大的反应。”

而为什么要惩罚越南，小平同志曾经做出过明确的解释，这次作战虽然只是一场边境战争，但却不仅仅是处理对越关系那么简单，“说小的关系到印支形势，东南亚局势，说得宽些，关系世界局势，必须搞。”

1979年4月19日，在会见美国参院外委会访华团时，他指出：“在美国的时候，我就对卡特总统说，我们要教训一下越南，虽然我们当时的题目只是限制在中越边界范围内，但实际上不是从中越两国角度考虑，也不是从印支角度考虑，而是从亚洲、太平洋的角度，也是从整个全球战略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次年1月16日，小平同志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在谈及外交形势时，他就去年的对越作战再一次指出：“对越自卫还击战，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得到了胜利，不仅对于稳定东南亚局势，而且对于国际反霸斗争，已经起了重大的作用，将来还会起作用。”

综上所述，当时的中国领导层是继承毛主席的外交路线，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为了打破苏联的战略包围，推动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从而决定出兵惩罚越南的。所谓纳投名状之说，实属鼠目寸光之臆想，不明就里之揣测是也。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大学讲师，专注中越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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