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1年快结束的时候，毛主席下了个命令：得赶紧设计并印制一套正经点的苏维埃政府用的钱。那时候，管国家银行的是毛泽民，他转手就把设计钱币图案的活儿，交给了黄亚光来干。
黄亚光说起那段日子：那时候，苏区被敌人搞得一塌糊涂，封锁得严严实实，工作环境特别糟糕，连画个图都没有笔和圆规，而且我自己也从没设计过货币，真的是难题一堆。幸好，毛泽民同志从上海偷偷带回了绘图笔、圆规、油墨、铜版这些东西。我就靠着以前见过的一些钞票的样子，动手设计起货币图案来了。
在设计钞票的初步阶段，黄亚光有个提议，想在钞票上画上毛泽东的肖像。这事儿传到毛主席耳朵里，他赶忙摇摇头，说：“还是印上些伟大人物的肖像比较好。”
在那之前，黄亚光可谓是死里逃生，多亏了毛主席和毛泽民等人的出手相救，这才给了他一个能够大展身手的机会。
【黄亚光第一次见毛委员】
1929年那会儿，毛主席和朱德将军为了建立闽西的革命地盘，带着红四军进了福建。到了3月14号，红四军在长岭寨那边动手了，没多久就把长汀县里郭凤鸣那个敌军旅给打散了，还把他们的头头儿郭凤鸣给干掉了。
红四军一到长汀城里，就把“辛耕别墅”当成了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大本营，毛泽东跟朱德也都选择住在了那儿。
刚把住的地方弄好，毛泽东就立马跟长汀县的党组织联系上了，说要找几位在本行业干了二十多年的老手来开个座谈会。黄亚光作为中共长汀特别支部的头儿，这是头一回见到毛主席。他记得清清楚楚，毛主席让他找的是这么六种人：做衣服的老师傅、管钱粮的账房先生、教书的先生、租地种地的老农民、当地的小混混头目，还有以前衙门里的老差役。
那时候，他一听毛委员说要找这些人去开会，心里头直犯嘀咕，就直接问了：“毛委员，咋就选上这些人去开会了呢？”
毛委员亲切地问他：“你晓不晓得长汀那地方有多少恶霸地主？他们霸占了多少田地？每年能收多少租子？还有啊，长汀的佃户们多不多？他们一年能挣几个钱？又得交多少税粮……”
黄亚光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毛委员耐心地对他说：“把这些人找来，目的就是为了摸清这些底细。”
在谭震林同志的催促下，黄亚光很快就把需要的人给聚到了一起。然后，毛泽东在“辛耕别墅”那里，自己动手办了好几场座谈会。在这个过程中，黄亚光瞧见毛泽东手里拿着他自己写的提纲，一个接一个地问着长汀的经济咋样、各个社会层面的人咋样、还有当地的民俗风情等等。
调查揭晓后，黄亚光着实震惊了一把。他本就是长汀本地人，还在那儿生活工作了好些年，但奇怪的是，他掌握的信息竟然还不如毛泽东通过调查收集的资料丰富。
毛委员跟他讲：“选这六种人呢，是因为他们干的工作和经过的事儿，能帮咱们看清好多事儿：比如说裁缝师傅，他清楚各家各户穿衣打扮啥样；管钱粮的师爷呢，就明白大家交税交粮的情况；教书先生那里，能知道好多人的学问深浅、家里啥背景；流氓头头，他对社会上谁好谁赖心里有数；还有那老衙役，他知道多少有钱有势的人和官府勾着呢。”
黄亚光听得入了迷，直夸毛主席的办法真灵光。跟着毛泽东的指引，黄亚光他们行动起来，打击土豪、分配财产、筹集钱粮，速度快效率高。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掌握了做调研的一套门道。
【毛泽东对黄亚光的两次批评】
1929年3月20号那天，毛泽东在“辛耕别墅”那里，牵头开了个红四军前委的扩大会。黄亚光也到场参加了，会上大家一块儿回顾了红四军打进福建以来的战斗经历，并且还商量好了接下来在长汀要做的工作安排。
黄亚光头一回跟部队的战友们一块儿开会，这种大阵仗他见得不多，心里直嘀咕，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开口问问题或者说说自己的看法。
所以开会那会儿，黄亚光就默默坐在旁边听。会议一结束，他赶紧跑到毛委员身边，急切地讲：“毛委员，长汀县的党组织还有好多事儿得处理呢。比如说扩大组织这事儿，现在人手不够用，得加些特支委员进来。”
毛委员听完他的话后，直接指出：“你刚才开会那会儿，咋不说呢？那时候，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都在场，有问题赶紧提出来，大家一起合计合计，也好给解决了呀。”
讲完之后，毛委员就很认真地听黄亚光讲事情经过，然后告诉他：“咱们可以把特别支部的人数增加，直接升级为县委。”有了毛委员的支持，红四军前委很快就同意成立了长汀县委，段奋夫挑起了县委书记的大梁，黄亚光则负责宣传工作，当上了宣传部长。
黄亚光又一次跑到街上，拿起刷子就开始写大字报，喊着：“工人们，农民们，咱们得手拉手一起干！”“咱们得搞个革命委员会！”“还得拉起一支工农自己的赤卫队！”他写字的时候，挺有意思的，那个“人”字，他特意在右边那一笔上多加了三撇，变成了个不常见的“人彡”字。
毛委员得知情况后，乐呵呵地朝黄亚光问道：“长汀那边的工人农民，认识字的人多不多？”
黄亚光迅速回应说：“其实没多少，大多数都是不识字的。”
毛委员问道：“你这样写的理由是啥呢？”
黄亚光含糊地回答：“呃，就是为了让它看起来更漂亮点。”
毛委员语重心长地对他讲：“大伙儿识字的没几个，你这字写得这么奇怪，让人咋看啊。做宣传嘛，得让老百姓能听明白、看清楚，得多替大伙儿着想……”
在毛委员的指导下，黄亚光慢慢领悟了群众路线的真谛，以及坚持这一路线的重要性。他意识到，要想搞好农民运动，就必须深入了解农民的期盼、习俗和说话方式。得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去思考，这样工作才能落到实处，真正做到位。
【毛委员：人，比枪更重要】
1929年3月十几号的时候，红四军开进了福建。当地的反动军队一看这阵势，立马就跑了。这下，农民运动就像被春风吹过一样，迅速火了起来。咱们做群众工作的根基，也就这么稳稳当当地打下了。
三月底那会儿，红四军打算告别长汀，往赣南那边进发。一听说红军要动身，黄亚光心里头不由得翻腾起好多往事。
1927年8月到9月那会儿，南昌起义的部队一路往南，途经了长汀。黄亚光、段奋夫他们几位，主动给起义军介绍长汀城里的情况，帮着抓了好些个当地的恶霸地主，还一起帮忙筹集钱款和粮食，给起义军提供了大力的支持。
没过多久，黄亚光经由起义军里的李立三引荐，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有了起义军的支援，他们一块儿在长汀建起了中共特别支部。
起义军的脚步渐渐逼近离开长汀的时刻。黄亚光去找了起义军里的政治保卫局头头李立三，想从他那儿弄点枪来。可李立三硬是不松手。这下咋办？黄亚光出了个主意：咱买枪去！
那时候，反动力量特别嚣张，手里没枪就得掉脑袋，想搞农民运动，没武器支撑，根本搞不起来。
在红四军即将撤离那会儿，黄亚光心里直犯嘀咕，想着没有武器的无奈，于是他去找了毛委员，开口请求给些枪支。
毛委员立马点头答应，给黄亚光分了30杆枪。他说道：“咱们得想办法多从敌人手里抢枪，把他们的装备变成咱们的。”
获取枪支绝非易事，但我们不能仅仅依赖枪支，关键还得靠广大老百姓。虽说枪支很关键，但人的因素，远比枪支更加重要。我们得挑那些立场坚定、思想觉悟高，就算豁出性命也不愿屈服的人来使用枪支！毛主席的这番教导，让黄亚光深受启发。
之后，黄亚光遵循毛委员的指示行事，拉起了一支革命队伍。红军撤离后，黄亚光带头，领着长汀县的军民继续抗争。
【黄亚光生死之际，毛泽东、毛泽民救了他】
1929年6月某一天，赖坊村里头热热闹闹开了“汀连县第二回工农兵大会”。那会儿，黄亚光正站在台上，给大伙儿讲代表资格的事儿呢。结果，大门“哐当”一下被推开，进来了一队荷枪实弹的人，说他们是从肃反委员会那边过来的。
领头的那个人二话不说，直接让黄亚光把枪交出来。黄亚光心里头还琢磨着是不是同志们闹着玩呢，于是就把手枪摘了下来，递给了他。结果那人一拿到枪，立马就当着大伙的面宣布黄亚光是“社会民主党”的人，然后就把他给抓了。
在那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闽西苏区出了些问题。因为当时有些人太“左”了，加上一些反革命的家伙故意把“肃反”的事情搞大了，他们凭空捏造说“得把社会民主党给清除干净”。结果，不少真心革命的同志就被冤枉杀了。
这天，黄亚光被带到了河坝上的处决地点。眼看就要被执行死刑了，突然，一个红军战士骑着马飞奔而来，高声喊道：“等一下！”紧接着，他传达了新的指示，说黄亚光不用死了。
黄亚光被带回监狱，心里头直犯嘀咕。但没过多会儿，他就琢磨出咋回事了。原来，最近在瑞金新搞了个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打算发行苏区自己的钱。这银行的头儿，毛泽民，正忙着四处找人来设计钞票呢。
黄亚光曾经在汀郡中学教过画画，所以汀州红军印刷厂的党员毛钟鸣，就向毛泽民介绍了黄亚光。他还特别提到，黄亚光现在被关在牢里，处境很危险，随时可能丢掉性命。
毛泽民火速返回瑞金去汇报情况，中央局和毛主席商量后，决定让黄亚光留下来。
没过多久，中央局和毛主席那边就派了人来闽西，目的是要纠正“清除社会民主党成员”行动中的偏差，他们依法处决了一些混进革命队伍里的败类。
【毛主席不同意把他的头像画在钞票上】
1931年快结束的时候，毛主席下了个命令，说要搞一套正儿八经的苏维埃政府用的钱币。黄亚光接到这个任务，就开始动手设计了。
他最先设计出来的钞票是五分面值的银币券。当轮到设计两角和一元硬币券时，黄亚光特意去找了毛主席，想说说自己的想法，他琢磨着能不能在这些钞票上加上毛泽东的肖像。但毛主席没点头。主席给了他个建议：“咱们可以印上其他伟人的头像嘛。”
后来，纸币上就印上了列宁同志的肖像。
货币设计搞定后，我们特地请了一位来自上海的资深雕刻师傅，他亲手把设计刻在铜板上。接着，这批铜板就被送到了中央印刷厂。刚开始，工人们是手工印刷的，慢慢地，为了提高效率，就换上了石印机来印刷。
在搞货币图案设计时，毛主席跟黄亚光讲：“苏维埃政府的货币设计，得把工农政权的特色给展现出来。”
所以，黄亚光在设计货币时，每张都会画上镰刀、锤子、地图和五角星这些元素，他还巧妙地安排这些图案的位置，或者把它们融合在一起。这样的设计，既好看又得体，还能让人强烈感受到革命政治的氛围。
聊起货币的防伪技术，黄亚光之后给咱们讲解道：
有人说银币券底部那两行字，是国家银行头头毛泽民和财政大臣邓子恢两人的英文大名，其实不对头。钞票上的那俩签名虽说代表他们，但既不是英文，也不是汉语拼音，而是一种秘密符号。这是为了防备敌人造假苏币，特意搞出来的特殊标记。
苏币印出来以后，推广使用可不容易，遇到了好多困难。黄亚光回忆道，那时候银行为了维护货币的信誉，对钞票的发行管控得特别紧。但碰到老百姓受灾、粮食不够吃、公粮收不上来的情况，为了填补财政上的窟窿，银行也只能多印了些钞票出来。
那时候，苏区里的货币斗争挺厉害的。敌人老想着捣乱苏区的金融，就造了好多假钱。但我们保卫部门可不含糊，紧紧盯着这事儿。在红军和白军地界交界的地方，都设了检查站。只要发现假钱，就一路追查到底，绝不放过。所以，敌人的假钱很难流进来。苏区的钱很稳当，老百姓都很信赖。
【黄亚光问贺子珍：毛主席和那些人干嘛吵呀】
1932年年初那会儿，黄亚光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的文书部门干活。中央政府的大本营呢，设在瑞金的叶坪那块儿。像毛主席啊，项英副主席，还有毛泽民这些大领导，都住在那一片儿。
政府机构特别简练，每个部门就那么寥寥数名职员。每天给大伙的菜钱就五分，不管你是官还是兵，都一样待遇。黄亚光聊起他们文书科的事儿，说就是负责印些文件资料、安排会议场地、还有记录会议啥的。
另外，黄亚光不光是苏区纸币的设计师，还得负责设计苏区的邮票。听说，他总共设计了十多款不同的邮票。
在苏区干活那会儿，黄亚光心里头老琢磨着一件事：为啥干啥都得先找项英副主席点头呢？文件得他看过才行，报告也得他签字才算数。反倒是毛主席，虽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大当家，但看起来就像是挂了个头衔，连个正经办公桌的影子都见不着。
有一天，黄亚光跟王观澜聊起了这事儿，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党内有人对毛主席不满，在排挤他。
尽管那时候毛主席碰到了不少棘手事儿，可他一直没放弃。有天晚上，黄亚光路过苏区中央局，那里正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他听见房子里头有人在大声地讨论着什么，气氛挺紧张。
第二天，黄亚光碰到贺子珍，就好奇地问：“昨天晚上，毛主席他们跟那帮人是在吵啥呢？”贺子珍耸耸肩说：“哦，他们老是这样争论不休的。”
黄亚光心里明白，就算毛主席碰到了不少难关，他也还是会死守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在这段时间里，毛主席主要忙着去农村做调研，亲自收集了好多真实的信息。黄亚光呢，他除了别的工作，还负责文书科的事儿，经常得给毛主席抄文件、写调研报告。在这个过程中，他深深体会到了毛主席那种说真话、办实事，特别看重实地调研的工作态度。
那时候，苏区正忙着搞查田运动呢。1933年4月，为了把这事儿办好，毛主席出面，召集了八个县的代表，开了个大会，他还在会上讲了话。黄亚光记得清清楚楚：“毛主席讲的时候，拿了好些他自己亲自去调查来的东西当例子，说了好多活生生的故事。有时候，他还用上当地老百姓那种地道的土话，来解释事情，这让代表们听得可带劲了，大家都特别欢迎。”
1934年刚开始那会儿，就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要召开之前，毛主席把黄亚光给叫了过去，让他负责雕刻并抄写《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这两份手写材料。毛主席说，打算把这些材料印出来，分给来参加大会的代表们看。
毛主席仔仔细细地跟他说了刻字的具体要求。黄亚光接过手稿一看，发现就连标题和内文应该用多大的字号来刻，都写得明明白白，心里不由得对毛主席那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感到佩服。
毛主席瞅着黄亚光，眼里带着几分洞悉，嘴角上扬，随即又认真地说：“这资料是给代表们瞧的，得替他们着想。咱不能写那些潦草难认的字，也别用古怪的、篆体的，更别自创字体。得写得明明白白，让每个代表都能轻松看懂。”
黄亚光应了声，答道：“主席，您放心吧，我肯定把它雕琢得漂漂亮亮的。”
连续几个晚上加班加点，黄亚光总算是把刻写的工作给搞定了。跟毛主席相处的日子里，黄亚光得到了不少启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这些对他的以后，还有他能取得的那些成绩，都特别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