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这个地方在清末的地位相当特殊，按行政区划，仅仅是一个县城，但自鸦片战争后开埠以来，以其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地位日渐重要，于是清廷安了一个省政府的派出机构——道台。鉴于这种管辖地方的道，事实上是高于府的一级行政机构，所以，上海的行政地位，是仅次于省的行政区。到辛亥年的时候，上海已经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第一大商埠，市区人口超越百万。实际的地位，无论经济还是政治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江苏省省会苏州和两江总督驻地南京。当时，革命党人对上海相当重视。几位知名人士，如陶成章、李燮和与陈其美，都在上海谋划策动过起义。
辛亥革命中，大上海的光复是非常关键性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这个远东最大商埠的易帜，没有江南制造局源源不断的军火供应，那么南京就有可能拿不下来，而接下来在北洋军的猛烈攻势下，武汉三镇的汉口和汉阳相继陷落，如果没有南京光复的胜利，局势及时扳回一分，也许整个辛亥革命的形势就会平添许多曲折，甚至革命能否在那一年成功，都不好说了。
大上海的光复，虽然革命党的领袖陈其美和李燮和等功不可没，但是实际上革命的主力却是上海的商团。
上海的商团崛起于晚清新政。当时提倡尚武精神，习武强身。各地纷纷成立体育会，学校开设体育课，那时的所谓体育，主要就是练习兵操。大家换上军装，扛着木头枪或者真枪，在鼓乐声声中立正稍息，齐步走，更进一步的，还要实枪打靶。在这种氛围下，上海的部分商会，也建立了若干个体育会，后来各个体育会合并成最初的商团，成立临时司令部，统一指挥，由老资格的上海士绅兼实业家李平书和商界领袖曾少卿负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当时的上海道台蔡乃煌请示两江总督后，令商团负责华界各区的治安巡逻，并拨发七九步枪一百二十支，子弹五千发。如遇匪徒顽抗，可以格杀勿论。也就是说，商团参与了上海的警务，是民间有一定规模的自卫武装。
商团一问世，在大上海就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各区域，各行各业都在办，一共发展到有二十四个商团。商团不仅参与了警务，也和救火组织联成一体。这样商团，救火队以及警察三位一体，承担起了上海华界维持治安的任务。
其实上海的一些著名商人早已投身革命，著名的有沈缦云、叶惠钧、王一亭、虞洽卿、李征五等。他们全是同盟会会员，为革命党人提供秘密活动场所，资助活动经费。虞洽卿还为起义军代办军械，李征五还组建了一支光复军。因为晚清满人亲贵的种种倒行逆施，得罪的不只是立宪派士绅，而是整个新兴的工商界。凡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市民商人，大多拥护革命，渴望改革。这是大上海能在短期内光复的重要民意基础。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工程营打响了“首义第一枪”，推翻满清帝制的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接着，湖南、江西、山西、陕西、云南各省陆续响应。得知武昌首义的消息后，上海的革命党人就在加紧筹划起事响应。以陈其美为首的同盟会联络了以李燮和为首的光复会以及以李平书为首的上海商团决定响应起义。参与筹备起义的有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光复会上海支部和上海商团公会三方力量，主要负责人是陈其美、李燮和、李英石、李平书、钮永建等人。革命党人除了由同盟会、光复会志士及帮会成员组成的敢死队，以及商团公会所办的地方武装可以依靠外，还得到了淞沪地区部分军警的支援。
宣统三年九月初十（1911年10月31日），革命党人陈其美和绅商代表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叶惠钧等在白克路（今凤阳路）贞吉里李平书的家中召开会议，决定于11月3日发动上海光复起义。当时确定南市以江南制造局和苏浙太兵备道衙门为目标，闸北以上海巡警总局（设在闸北共和路）为目标。
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1911年11月3日）上午11时，起义者率先占领闸北巡警总局。由于大势所趋，驻沪清朝军警纷纷倒向革命党人。午后2时许，各路敢死队与商团武装数千人至西门外斜桥西园（也称九亩地）举行誓师大会，陈其美等人发表演说，宣布上海反清独立。起义军接着向上海县城猛攻，县知事衙门、道台衙门均很快被先后占领，上海县知事、道台逃入租界避难。至晚上8时，上海城厢内外已全部光复。
11月3日下午2时，上海起义部队约定以南市九亩地救火会钟楼鸣钟为号，各商团统一行动，集聚南市后举行誓师大会。随后，兵分两路，一路由陈其美率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另一路由李显谟率领商团攻占上海道，县衙门。
商团的行动十分顺利，到下午四时，各城楼均悬挂大白旗，城门均有商团把守。到晚上八时，整个上海县城均为商团所占。
江南制造局
陈其美当时认为要拿下上海，江南制造局是关键，掌握了制造局，有了这个巨大的武器库，上海就不在话下了。但在攻打江南制造局时，意想不到的事却发生了。
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县城南门外的高昌庙创办江南制造局。经不断扩充，建有分厂十几家，雇佣工兵2800人，能够制造枪炮、弹药、轮船、机器，还设有翻译馆、广方言馆等文化机构，已然是晚清上海规模最大、也最为重要的洋务企业。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最重要的军械制造工厂之一，规模仅次于武汉的汉阳兵工厂。防守十分坚固，当清王朝摇摇欲坠，民军攻入上海，这里——清政府在江南的军火工厂也成为旧政府的最后堡垒。
攻下江南制造局，成为上海起义的关键一役，也是唯一硬仗。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1911年11月3日），上海光复起义在闸北爆发。此前，清政府已对江南制造局严加防范。11月3日，制造局总办、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听闻闸北出事，随即抽调炮兵入局助守，在江边列排炮6尊，要口设机关枪，大门口设小钢炮，戒备森严，准备一战。
而陈其美率领的敢死团，是以中国敢死队、中国敢死团两支力量为主，其中中国敢死团是一支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群众武装，有500多人；而敢死队是以帮会力量为主的武装，此外，商团武装、巡警甚至艺人也加入了进来，敢死团除了步枪还有十几颗炸弹，都是陈其美他们用香烟罐装上炸药和铁片做成的。他们乘制造局工人放工之际，从后门冲入厂区内。制造局守卫放空枪警告，但阻挡不住，遂开枪射击，起义军迅猛冲入，守军以机枪居高临下扫射，十几个敢死队员倒地。一方猛攻，一方死守，双方激烈枪战，炸弹声枪声响成一片，喊杀声震撼大地，战斗相持了两个多小时。
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时，曾告示“惟愿亲爱同胞，仍各安分营生。洋人生命财产，切勿乘此相侵”。但张士珩显然没有归降的意思。无奈，革命军只得强攻。这天下午3时许，以会党为主体的一批敢死队作先锋，从斜桥直扑制造局后门西栅栏；起义军首领陈其美率一支百余人的敢死队随后跟上。下午5时，敢死队乘制造局放工之际，自西栅栏潜行至局门前，向里冲去。
陈其美
陈其美认为强攻难以取胜，叫停进攻，自己单身一人闯进江南制造局劝降。陈其美见到守军头领，话刚说了一半，就被五花大绑关押起来，敢死团进攻制造局受阻。
深夜12时，消息灵通、同情革命的著名甬商朱葆三潜来南市毛家弄商团公会会所，向李平书密报：上海道刘燕翼已密电两江总督张人骏，谓上海革命党人起事，商团尽叛；张人骏也已回密电，谓已调清军向上海进发，并饬令无论革命党人或商团团员，擒获后立即正法。
情况危急之时，商团临危不惧，王一亭慷慨陈词：“事急矣，有进无退，进或一死，退则必死，等死耳，与其引颈待戮，无宁为国殉身。”在议事厅外的广大商团团员也群情激昂，高呼：“若不发动，我等今日愿洒血阶前，逝不散归”。于是李平书签发了向制造局进军令。商团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制造局进发。此时已是11月4日凌晨1时。
退回县城的敢死团稍事休整后，也重振旗鼓，参与再攻制造局。光复会李燮和在闸北，也急忙召集各路起义的军警，于四日凌晨二时会师龙华镇。革命军组织三支武装，合力猛攻制造局——四日凌晨二三点的时候，商团、敢死队、军警将制造局三面围住（一面是黄浦江）。军警攻前门，商团、敢死队攻后门。李燮和担心诸营并起，各自进退，便派人四处奔走，通令协同作战。11月4日上午9时，革命军终于攻下制造局。陈其美去了哪里？冲入制造局的革命党人在一个储藏钢铁的小房间里找到他。只见陈其美手足戴着镣铐，发辫从新凿的洞孔拉出房外，缚在梁上的铁钩上。日后人们才知，张士珩担心革命党报复不敢将陈处死；待清兵大势已去，张乘小火轮逃亡租界，也就顾不上陈其美了。
闸北光复消息传来，制造局总办张士珩立即抽调300多名清兵入厂驻守，准备与起义军决一死战。当外面围攻的各路起义军得到机器局里面的内应的响应，放起火来时，张士珩仓惶逃走了。而起义军占领制造局后，纷纷换上局里的新枪，列队进城，沿途高唱军歌，举行入城式，上海万人空巷。江南制造局一役后，上海就此光复，这里遂成为革命军的弹药库。淞沪驻军已经反正，上海警察原本就跟商团联成一气，此时也已经起义。道台和知县早就逃到了租界，上海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光复了。
上海光复将士合影
宣统三年九月十七日（1911年11月7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任沪军都督。下设司令部部长陈其美；参谋部部长黄郛；军务部部长钮永建；财政部部长沈缦云；交通部部长王一亭；海军部部长毛仲芳；外交总长伍廷芳；民政总长李平书。他们扯下了龙旗，换上五色旗。上海光复后，革命党人成立中华银行筹措钱款。
上海的光复意义非凡，直接带动了浙江的光复，使得苏浙沪联成一片。上海是近代中国经济和文化中心，在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上海响应武昌首义，策划起义并宣布独立，并推动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进程，使革命进入新的高潮。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武昌首义之后，“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由于江南地区最大的兵工厂落入革命党之手，而且上海港还存有大量的外国进口的武器，尽管海关奉清政府之命，不把武器交给革命党，但架不住海关的中国职员里应外合，武器最后还是都到了革命党手里。这些武器弹药支撑了苏浙沪联军围攻南京的行动，比如原来有枪没子弹就起义的第九镇士兵，从此如虎添翼，这些武器弹药对克复南京起了决定性作用，从而一举挽回了辛亥革命的危急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