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统一仅经历了短暂的太康盛世就进入动乱状态，这与汉朝建立后国家蒸蒸日上迥然有别。在八王之乱的影响下，一股弃晋、反晋的社会心态盛行起来，政府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受到了社会各阶层严重的质疑和挑战，西晋末年，世人对晋政权的前途不再看好。

西晋末年社会出现的反晋与弃晋心态，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取而代晋。即公开反对晋朝的合法性、权威性，力图改朝换代。想取而代晋者，匈奴胡羯中有刘渊和石勒等，氐人中有李特兄弟，汉人中有王浚、张昌等。胡人对西晋皇权的挑战，一方面源于汉人对他们的压迫，存在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双重痛苦，另一方面源于西晋统治集团在内乱中的腐败无能。胡人的反晋弃晋心态，有其民族的特性。汉人的反晋弃晋心态，则说明西晋面临的问题十分严重，因为汉人是西晋国家构成的基础部分。下以王浚、张昌为例证之。

王浚为西晋开国元勋王沈之子。王沈仕魏官至侍中，为高贵乡公所重。高贵乡公率领手下将攻司马昭时，曾召告大臣王沈、王业。王沈、王业“驰白”司马昭。结果高贵乡公被杀，王沈因告密有功被封安平侯。王沉因卖主求荣，“甚为众论所非”。王浚之母本为赵氏妇，因贫贱出入王沈家，遂生下王浚。王沈不齿王浚，然泰始二年（266年）王沈死时，因无子，亲戚共立年已十五的王浚为嗣。王浚因此被拜为驸马都尉，元康初出补河内太守，后转东中郎将镇许昌；此后迁为宁北将军、青州刺史，很快又徙为宁朔将军、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从此王浚开始主管幽州军务。

八王之乱中王浚结好夷狄；赵王伦篡位时王浚拥众挟两端，遏绝檄书使其境内士庶不得赴义。这说明王浚已有野心。后来王浚自领幽州，带鲜卑兵与晋兵两万进讨成都王司马颖并占领邺城。随后王浚布告天下，称受中诏承制，后又设坛告类，建立皇太子，备置众官，自领尚书令，公然另立中央政府。王浚以父字处道，“为‘当涂高’应王者之谶，谋将僭号”。王浚后受石勒之骗，被俘杀，所据之地尽为石勒所占。

与王浚出身不同的是，张昌身为义阳蛮，少为平氏县吏。张昌“每自占卜，言应当富贵”，可见其早有强烈的富贵渴求。如按正常渠道，张昌凭借蛮人身份很难得到富贵。让张昌得到追求富贵的直接机会，是氐人李特、李流兄弟在蜀作乱。当时，张昌潜遁半年聚党数千人并盗得幢麾，诈言台遣其募人讨伐李流。此后，张昌借《壬午诏书》发武勇以赴益土、人咸不乐西征之机，诳惑百姓，宣称当有帝王兴于江左，并造谣言云“当有圣人出”。这说明张昌起兵之始，就打出了公开代晋的旗号。张昌本来就是社会下层人物，响应他的也多为社会下层民众。此外，在西晋帝国内部，还有王如、杜弢等暴动。由此可见，当时社会下层对西晋政府已缺少认同，对司马氏政权也不支持。

第二，与胡人联合攻灭晋朝。本来，为乱的胡人是晋朝之敌，胡人不仅屠杀汉人官吏还屠杀汉人平民。尤其是羯人，无恶不作，被汉人称为“胡蝗”。但当时一些汉人竟然为了个人利益，主动与胡人联合攻晋。 这些人中以王弥最为突出。

王弥家世二千石，祖颀，武帝时为汝南太守。史称王弥有才干，博涉书记，少游侠京师，隐者董仲道见而谓之曰：“君豺声豹视，好乱乐祸，若天下骚扰，不作士大夫矣。”王弥有才干却不在西晋政府任职，可见他对晋朝官位不感兴趣。惠帝末，刘伯根起事于东莱郡之惤县，王弥率家僮从之。刘伯根系道教徒，王弥作为晋朝官员的后人，竟然参与其中，说明他受到道教影响，也说明他对晋朝没有忠诚之心。此后，王弥曾引兵入寇青、徐、兖州，后又主动投靠刘渊，与刘曜联兵攻下洛阳，“纵兵大掠。幽帝于端门，逼辱羊皇后，杀皇太子诠，发掘陵墓，焚烧宫庙，城府荡尽，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万余人”。王弥此举意在灭晋。王弥之所以以晋为敌，说明他从未在心中认同这个皇朝。

王弥以外，还有一些士人为了求安，眼见晋朝行将灭亡，或主动或被迫也加入到胡人政府中；而下层的百姓为了生存，也被迫做起胡人的子民。

第三，偏霸边州。所谓偏霸，即以政府地方长官的身份，在边州建立相对独立的割据政权。在西晋中央任职的少数官员，眼看西晋内乱不已，感觉去边州独霸一方，一来可以保身，二来时机成熟时可以称王称帝。持这种心态的代表人物，一是张轨，二是赵廞。张轨是安定乌氏人，始仕晋为卫将军杨珧掾，后除太子舍人，累迁散骑常侍、征西军司。史称张轨以时方多难，阴图据河西，“于是求为凉州。公卿亦举轨才堪御远。永宁初，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剌史”。 张轨后患风疾口不能言，却不愿放权，“使子茂摄州事”。 张轨去凉州任职时，把家属也带到边州。可见，他早已有意偏霸边州。建兴二年（314年），张轨在州十三年卒，州人推其子张寔摄父位，完成了国家权力的私有化继承。此后，其子孙偏霸凉州数十年，长期打着晋朝旗号，实质上是个独立的国家。

赵廞原为扬烈将军，元康六年（296年），朝廷以益州为重州，任其为益州刺史。永康元年（300年），朝廷诏征他为大长秋，以成都内史耿滕代之。赵廞系惠帝皇后贾南风姻亲，闻征甚惧，且以晋室衰乱，又以“晋政衰而赵星黄，占曰：‘星黄者王。’阴怀异计”。“遂谋叛，潜有刘氏割据之志，乃倾仓廪，振施流人，以收众心。”当时氐人李特之党类皆巴西人，与赵廞同郡，率多勇壮，“廞厚遇之，以为爪牙。”当益州文武千余人往迎耿滕、耿滕率众入州时，赵廞遣众逆击杀掉耿滕，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赵廞后为部下所杀，其偏霸益州的企图终成黄梁之梦。

第四，割据江东。汉末，孙坚、孙权父子以江东而奠定基业建立吴国，树立了割据江东的示范。有人便想重走孙权割据江东的老路，其中以陈敏为代表。

陈敏为庐江人，少有干能，以郡廉吏补尚书仓部令史。后以功为广陵相。时惠帝幸长安，四方交争，敏遂欲仿效孙吴，重建江东割据政权，及其父亡后去职。后东海王越西迎大驾，承制起陈敏为右将军、假节、前锋都督。陈敏因中国大乱，遂请东归，收兵据历阳，后被拜为扬州刺史。陈敏因此图据江东，但因“不为英俊所服”被杀。此外还有石冰等人，也都怀有割据江东的企图。

第五，寻胡人为主以求富贵。有些士人为追求个人富贵，积极加入到胡人政权中去。其中以张宾为代表。

张宾为赵郡中丘人，其父瑶，官至中山太守。张宾和王弥一样，也是西晋官宦子弟。与王弥未在西晋政府担任职务不同的是，张宾在西晋政府中做过中丘王司马弘的帐下都督。因“非其好也，病免”。但张宾并非甘于平凡之人。史称：“及永嘉大乱，石勒为刘元海辅汉将军，与诸将下山东，宾谓所亲曰：‘吾历观诸将多矣，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乃提剑军门，大呼请见，勒亦未之奇也。后渐进规谟，乃异之，引为谋主。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及为右长史、大执法，封濮阳侯，任遇优显，宠冠当时，而谦虚敬慎，开襟下士，士无贤愚，造之者莫不得尽其情焉。肃清百僚，屏绝私昵，入则格言，出则归美。勒甚重之，每朝，常为之正容貌，简辞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与为比也。”

张宾

石勒不仅是西晋皇帝的大仇，也是中原汉人的仇家。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观念盛行的情况下，张宾甘心为胡人效力，说明他已放弃了对晋的忠诚，只想在胡人政权中建立自己的功业。张宾为石赵做出三大贡献：一是定计杀掉王弥和王浚；二是定计让石勒从江淮回师河北，并于河北建国；三是制订石赵政治制度，典选举。西晋的覆灭，张宾脱不了干系。

弃晋心态之表现，还有官员还乡与归隐不仕之类。有些人预知到西晋将有大乱，便离开官场，回到家乡或逃往深山，远离政治中心以躲祸。

西晋末年社会上出现浓烈的反晋弃晋心态，究其原因有四。

第一，开国皇帝人格卑劣，立国不正，缺少凝固人心的资本，整个社会对西晋政权认同度不高。晋朝的实际建立者司马懿父子二代，以其卑劣的政治人格夯筑了政权的根基。这和汉高帝建立大汉有着本质的不同。刘邦建汉，顺天应时，深得民心。普天之下，没有私敌，汉朝也因此前后延祚四百余年。虽然中间有过动荡，但还是达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统一局面。个中原因之一，就在于汉朝立国之基极为坚实。然而，作为汉亡后的第一个统一皇朝，晋的立国之基存在着极大的问题。

曹操在位时司马懿被迫出仕，为曹操做出了不小贡献。曹丕时，司马懿受到充分的信任，并受托孤之重。曹叡在位时，司马懿继续努力为曹氏建功立业。曹叡驾崩后，司马懿作为顾命大臣，与曹爽共赞皇室。曹爽令小皇帝转司马懿为太傅，司马懿表面称疾避爽，暗中却寻找机会反扑。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父子发动高平陵事变，一举消灭曹爽集团。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掌握曹魏大权。早在高平陵事变之前，司马师就与其父日夜作夺权准备，暗中养下三千死士散于民间，高平陵事变之际，“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高平陵事变中，他与司马懿合谋屠杀曹爽之党，独与其父商量，连司马昭也不知道，可见其阴险之深。嘉平六年（254年），司马师恐皇帝曹芳渐长不好对付，遂废之。

司马懿父子卑劣的政治人格，虽在一时的政治权力争夺中取得成功，却以牺牲儒家的高尚政治人格作为代价。统治四百余年的汉朝，经过数代的努力早已建立起以忠、孝为核心的政治人格和政治道德，凝忠孝于一体不可分割。但是，司马氏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态度游移，不能忠孝并举，只好“以孝治天下”。西晋如此立国，其皇族没有引以自豪的榜样可以宣传，而只能为后代留下自卑的阴影。《晋书・宣帝纪》载：“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及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因此，西晋虽然取代曹魏并统一了中国，但其政权的合法性存在严重问题。所以，晋朝的早亡，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立国根基不够稳固。

司马炎

第二，重用一批人格卑劣者为政府高官，世人对其认同度不高。部分反晋弃晋者之父祖虽受到重用，但政治人格卑劣，唯利是图，缺少气节。从晋武帝建国开始，西晋政府用人就出现了严重问题。儒家君臣之间最为重要的“忠”观念，成了司马氏皇权政治中的两难。弑帝不为忠，故晋武帝不敢明确规定要臣子对其忠，只好大力宣传儒家政治道德观另一个重要观念“孝”，但绝对的“孝”恰是对“忠”的破坏。在这种两难之境中，其用人标准只能游移在传统道德之外。晋武帝任用的一大批政治人格卑劣之人，正是其先代政治人格卑劣的延续。

因此，西晋用人不再执行忠孝并重的标准。司马炎重用的官员，有不少品行极为恶劣。这些人既然不忠于曹魏，也就可能不忠于司马晋。事实证明，正是这些人的一些子弟如王浚，成了反晋弃晋的重要人物。王浚继承其父亲的卑劣人格，恰是西晋帝国君臣卑劣政治人格示范效应的产物。王浚要做皇帝，就需要别人的支持，尤其希望得到胡人的支持。西晋末年，王浚是政府官员较早妄图称帝代晋者的代表。王浚想做皇帝，绝不仅是应“当涂高”谶语之故，因为此谶在曹魏建立之前已出现了。政治人格卑劣者还有贾充、荀勗、冯紞、何曾、石苞等。这些人品行多不端，多为世人所诟。

第三，皇族争夺皇权以及胡人的乱华，为社会产生反晋弃晋心态奠定了政治基础。晋武帝驾崩后不久就发生了内乱。晋惠帝的愚蠢造成了皇权的争夺，西晋赖以巩固皇权的司马氏家族成员多在内乱中被杀。与此同时，五胡之乱也严重地打击了西晋政权。在内忧外患同时袭击的时候，人们发现，西晋皇族没有能力解决自身的权力稳定问题，更没有解决五胡内侵的严重社会问题。西晋政府的权威性、合法性，随着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开始出现巨大的危机。

第四，西晋末年社会上出现了浓烈的亡国思潮，为社会产生反晋弃晋心态奠定了思想基础。八王之乱不仅造成了晋朝统治的衰落，而且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亡国思潮。一些有识之士隐约感到西晋国运行将终结。其实，早在晋武帝时期，政府中就有不看好西晋国运的高官，如西晋开国元勋何曾就对西晋的国运表达过严重的忧虑：“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此子孙之忧也。汝等犹可获没。’指诸孙曰：‘此辈必遇乱亡也。’”

与何曾怀有同感者还有其他官员。惠帝在位时，酒泉太守索靖预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谯周之孙谯秀，因“知天下将乱，预绝人事，虽内外宗亲，不与相见”。可见，西晋政权上层早已有人预感到国运的不妙。

刘渊

不仅汉人官员与知识阶层有如此见识，就是胡人上层也清楚地感受到了西晋行将亡国的危险。司马颖在邺城为王浚所派的鲜卑兵击败，刘渊准备应司马颖之约讨伐鲜卑时，刘宣劝阻说：“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弛，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

八王之乱中，一些官员也感受到西晋灭亡的危险，如齐王冏的大司马东曹掾张翰谓同郡顾荣道：“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二人即以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的名义离职南归。这种亡国思潮，还表现在时人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上。“惠帝中，人有得鸟毛长三丈，以示华。华见，惨然曰：‘此谓海凫毛也，出则天下乱矣。’”“元康三年四月，荧惑守太微六十日。占曰：‘诸侯三公谋其上，必有斩臣。’一曰：‘天子亡国。’”

当乱世出现之时，人们更相信这种解释，而且这种解释的传播更加快速，更能蛊惑人心。

西晋末年社会出现的反晋弃晋心态，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对西晋和东晋产生了两个较大的影响。

第一，加速了西晋的灭亡。西晋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晋皇族的腐败与政权内争，但不可否认，社会上存在的反晋弃晋心态，成了西晋灭亡的加速机。西晋建立后，社会之所以出现了这么多的反晋者与弃晋者，是因为在人们心中，西晋并不值得他们去拥护，相反，还可以取而代之，或弃而不顾。八王之乱时，有些汉族士人藉机作乱，分散了西晋政府对付胡人的力量，从而加速了西晋的灭亡。吕思勉先生说：“西晋从武帝篡魏到恭帝为刘裕所篡，共历一百五十六年，论他为民心所爱戴，以及他自己支持的实力而论，都是远不及此的。”缺少人心的支持，是这个政权最大的软肋，而不只是因为胡人乱华。因为五胡乱华的深刻内因，是华人自身的乱华。只是，华人需要一个华人政府来对付胡人，才使得这个政权为胡人灭亡之后，又在江东延续了百年。

第二，影响了东晋政权的稳定和巩固。西晋末年产生的反晋弃晋社会心态并没有随着西晋的灭亡而消亡，相反，却一直残存于东晋的始终。首先，这种心态表现在江东士族对司马睿的轻视上。司马睿到江东时，江东大族并不理睬他，说明当时江东之人对司马氏家族并不重视，或者说看不起司马氏家族的政治人格。其次，表现为王敦、苏峻、祖约的先后叛乱，以及后来的桓温禅代、谯纵偏霸、桓玄代晋和刘裕代晋等。当然，强大的门阀势力对东晋政权稳定的影响，也不可小觑，此不赘述。

东晋形势图

王敦叛乱最能说明东晋初年的社会心态。王敦本是东晋开国元勋，却对晋朝怀有不忠之心。史称：王敦既“立大功于江左，专任阃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王敦之所以图谋代晋，不仅在于东晋皇帝权弱兵少，还在于当时司马氏皇权在民众中威望超低。王敦之乱，也说明当时士族中已经出现了一股抛弃司马晋再造一个新皇朝的思潮。王敦之乱中，有一些社会上层人士也积极参与其中。如沈充，虽然明帝派人游说令其反敦，却坚决支持王敦。王敦是东晋之初士族代晋思潮中的重要代表人物，虽然病死后其党败亡，却说明在东晋建立之初，已有官员公开向东晋皇权挑战。

而在北中国，此时已处于胡人统治之下，反晋行为不存在了，但是，弃晋的行为突显出来。以王猛、崔浩为代表的一批汉人寒族和士族人才，主动参与到胡人政权之中，为胡人在北中国建立政权作出了巨大贡献。五胡之所以能在中国北方立足，并统治北中国长达数百年之久，与这些汉人的支持密不可分。五胡乱华在一定意义上是胡人在华人帮助下的乱华。而华人之所以助胡乱华，有的是被迫参与，有的却是主动反晋或弃晋。

总之，以晋朝兴亡与汉朝兴亡相比，可得出如下结论：东汉即将灭亡之时，社会上虽然出现了弃汉思潮，但是人民依然怀念大汉盛世的时代，故而思汉思潮也同时存在，这是刘备能够建立蜀汉的思想根基，也是刘渊以汉为国号的根源。但是，西晋建立不久，社会就形成了反晋弃晋的浓烈心态。这是因为，西晋开国皇帝人格卑劣立国不正，且重用一批人格卑劣者为高官，使其政权得不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这些都是与西汉立国不同之处。加以西晋皇族残酷无情的内斗以及胡人乱华，为社会反晋弃晋心态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亡国思潮的出现，也为社会反晋弃晋心态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就使得这种反晋弃晋的社会心态成了西晋的灭亡加速器，并影响到东晋政权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