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传统社会也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说法，但是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历来“耻于言商，耻于言利”。

到了近代，清朝末年的“状元实业家”张謇放弃仕途，投身于近代工商业的事情，一个状元去做买卖，去做商人，这在当时被整个朝野人士所不能够理解的。

孔子对利有两点看法，一是“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二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就是说，可以言利，必须有道。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以看出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类的欲望，不主张禁欲，但是也必须合理合法的取得，哪怕是今天看来，这也是最可取、最符合人性的道德观念，足以垂范后人。

但是，非常遗憾，孔子的利益观遭到了后人的曲解，正如他的很多思想和主张被后人曲解阉割一样。越到后来，“耻于言利”的观念渐渐流传，再后来竟然成为了古代社会的一种传统，被用于教化众生，或者作为道德批判的利器。

主要原因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一直重农抑商，对商人进行无情的压制，商人地位低下，连科举考试都不能参加，这种做法，不仅阻碍了商业发展，还严重扭曲了国人的利益观：在“商人”与“重利”之间画上了等号，对商人的歧视，必将导致对利益的歧视，比如，在白居易的《琵琶行》里面，商人的形象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当重利沦为一种耻辱、一种罪行，耻于言利则成趋势。

首先，重仁义、重道德是儒家思想的特色，但不能与所谓“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这种情况等同起来。因为儒家之“重仁义、讲道德”并非是造成“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这个结果的“因”。其次，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曾经就“义”和“利”的关系发表过见解，认为“义”和“利”发生冲突的时候，需要毫不犹疑舍利取义。基于此种情况，就不大可能出现所谓的“为仁不富”。儒家最终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家财万贯，而是道德圆满，无愧于心，成为一个“大丈夫”。

在儒家思想里面，从来没有把“仁”和“富”放在等同的位置，而儒家先贤终身追求的，也不是“富”而是“仁”，所谓的“财富”不过是儒家先贤在追求“仁义”、修习“道德”时所获得的附属品罢了。

同时，儒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孔子，是十分欣赏“虽然贫困，但是依旧追求仁义，注意道德修习”这种行为的，举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就拿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来说吧。

在《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字：“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显然，颜回之乐趣当属与孔子之乐趣相近，这之中多少包含了对仁义的追求，以及修习自身品德等等。可见，孔子很欣赏颜回的安贫乐道。基于此不难看出，儒家之追求仁义、注重道德修养，与财富是没有因果关系的。

孔丘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以追求的“乐"，可不是“物欲金钱之乐”，而是一种“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不愧于天地”之“从义弃利”之乐。

孟子作为儒家的大思想家，十分推崇孔子，他在孔子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做了进一步补充。孟子思想中，比较经典的就在于其“大丈夫”精神。而孟子之“大丈夫”精神所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义”和“利”的关系。

孟子指出人要“居仁由义”，要时刻保持“仁”且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因一己私利去做不符合仁义的事情，这是具有“大丈夫”精神所应有的精神面貌。孟子认为，当“义”和“利”出现冲突的时候，就要毫不犹豫“舍利取义”而泰然处之，甚至为“义”付出生命都可以。可见，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是不重“利”的，而且还非常注重“仁义道德”。

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儒家是不重“利”的，儒家更强调一个人的修养。从孔孟来看，儒家重仁义、重道德，赞美“安贫乐道”之专注，推崇“舍利取义”之“大丈夫”精神，但是从未说过“仁义者必定家财万贯”这种话，只能说仁义者会“乐”，这个“乐”与颜回那般安贫乐道之乐相似。

所以，儒家之重仁义、重道德的思想特色，与“人是否富贵”没有因果关系。因此，并不能将历史上出现的“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这种情况扣在“儒家”头上，这种说法颇有些“欲加之罪”的意味。

儒教强调的伦理道德观念使得商业活动被视为低贱的职业，商人往往被社会边缘化。这种文化上的偏见削弱了商人的地位，使得他们在经济活动中缺乏应有的尊重和支持。商人们的创新精神和冒险意识受到压制，难以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

儒家的社会理想就终极层面而言，是要实现《礼记・礼运篇》里所记载的“大同”盛世；就现实可为的层面而言，则是要在“富民为本”的基础上，缓解贫富悬殊，缩小贫富差距，达至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儒家尚中贵和，以“中和”为大道，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协调。与西方现代发展观不同，儒家不主张掠夺式发展，也不倡导横绝天下的浮士德精神。儒家对于理想社会的评判也并不是单纯以生产能力的大小和攫取物质财富的多寡为标准，而是“尚中贵和”，既注重物质财富的生产创造，同时又注重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和谐共处。在儒家看来，理想的社会并非穷尽物欲的社会，而是天地万物各正性命，和谐相安的社会。《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是强调在治世经国的过程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在贫富问题上，儒家主张缓解贫富悬殊，缩小贫富差距，追求共同富裕。这是儒家坚定不移的社会理想与伦理目的。共同富裕，这是儒家仁政所追求的目标。贫富悬殊是导致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是社会乱源之所在，故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不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意思是说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否不在财富的多寡，而在于是否“各得其分”，“均”并非绝对平均之谓，而是“各得其分”之意.均则人心能安，安则无倾覆之患。董仲舒说：“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富者可“示贵”，贫者可以“养生”，富者“不骄”，贫者“不忧”，各得其分，如此，才能“上下相安”。“调均之”指的就是要协调好贫富关系，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惟有如此，社会才能和谐发展，趋于稳定和安宁，百姓的生活才能恬静而祥和。

最后回到最初的话题，儒学对中国人“金钱观”的影响，到底几何呢？

首先，儒家学说实质上是孔子继承商周以来的传统，对上流贵族精英进行教育规训的一门学说。

虽然孔子在中国教育史上开启了“私学教育”的先河，打破了原先贵族教育的垄断，促进了文化下移和教育普及，但儒学所教授的课程内容却没有作相应地改变和调整。

儒家的教育本质上是“精英教育”“贵族教育”，所以才要“君子远庖厨”“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而学有所成的平民子弟，最后的出路无非是“货与帝王家”。

所以，这也就解释了儒家为什么轻视劳动。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老爷和文武官僚们，压根不需要知道如何种地除草、如何制作桌椅等技巧，这些事情自然有底层百姓从事，他们只需要知道如何管理这群人就行啦。

正因如此，当清朝大英使团向乾隆皇帝觐见时，看到燧发枪时乾隆皇帝说“此物天朝早已有之”（明朝毕懋康改进鸟铳火绳，改火鸟铳为燧发击枪），并禁此奇巧淫技之物，而文武百官亦无异议，也就不足为奇啦。

儒家将这种两千年前带着奴隶主色彩的贵族精英教育盲目地推向底层老百姓，无疑是具有十分严重的副作用的，尤其是到了宋代，纸张开始大规模普及以后，儒学教育随着科举大规模推行，一起走进了千家万户，儒家的思想观念在中国民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然而，这却是有害的。举个例子，儒家提倡服丧要满三年，衣食无忧的贵族之家毫无疑问可以做到，但普通的百姓能够不外出工作，在家待三年只为服丧吗？肯定是不行的，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当年孔子的学生就对此提出过反对：“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已久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此外，还有很多类似的规训，对底层老百姓而言，简直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束缚和压迫。

就拿今天讲的“安贫乐道”来说，对富贵之家而言，如果家族子弟能够做到生活简朴、醉心学问，毫无疑问是一种美德，但对于大部分老百姓而言，本来就肚子吃不饱，也没有书读，让他们安于贫困、接受现状，否则就是不道德，这样的要求，岂不是强人所难吗？

然而，千百年来，腐儒们却不顾世易时移，或照本宣科、或满怀私心地将儒学教条化，“以圣之名”压迫、蒙蔽、欺辱底层百姓，还往自己脸上贴金，实在可气也。

因此，国人面对“钱”羞于启齿的毛病，无疑是腐儒们精心教化的“杰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