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湘军于咸丰十年（1860年）10月开赴江西，扼景德镇，与太平军辗转一年零三个月，同治元年（1862年）2月，由皖赣边境进窥浙省，拉开进攻浙江的序幕。

当时，李秀成、李世贤兄弟基本控制浙江, “全浙仅存者惟衢、温两郡城，及定海、石浦、龙泉、泰顺而已”。

显然，太平军居于战略优势。李世贤计划“由处扑温，并欲乘势阑入闽境。”

咸丰十一年（1861年）3月，闽浙总督庆端移驻浦城防堵。李世贤在遂昌集结二、三万将士。“欲由龙泉抄出松溪犯闽境”，并令松阳太平军分兵牵制。

李世贤猛攻温州，提督秦如虎“饷绌兵单”，形势岌岌。现在，又于龙泉、松阳发起攻势，矛头直指虚弱的林文察（台湾雾峰林家）部。

庆端亲军不满二千，在浦城恐惧无策。此时，浙江各路清军约三四万人，月饷额达二十余万。

庆端指挥无方，只是消极防御浙闽、闽赣边境，清军也因此迁延怠战，不图进取，致使李世贤在浙赣边境转入防御，试图抽调力量进取福建，企图延伸江浙基地，改变太平天国在上游失利的逆转态势。

从双方军事态势考察，整个浙江战场的太平军处于清军战略包围圈内，其作战空间仅限浙江一隅，回旋余地甚小，而且是内线作战，人力、财力、物力易遭破坏损失，难以持久拒敌。相反，左系湘军处于防线，得到北、东、南各路清军和洋人的呼应援助，后方补给线畅通无阻，左右逢源，进退自如，处于十分有利的战略进攻地位。

但从双方力量对比考察，太平军兵力占绝对优势，约为清军七八倍，单就人数而论，太平军完全有力量击退清军各路进犯，甚至可能全歼其中一路主力。而如就双方将士素质比较，很难评估优劣，各路清军参差不齐，太平军各部亦强弱无定。双方的武器装备状况相差无几，均拥有大量洋枪，除后来的“常捷军”拥有较先进的大炮外，其它各军皆无此利器。

可见，太平军的综合战斗力并不比清军弱。而且清军战略指挥不能统一，诸军各行其是，庆端很难统一调度。左宗棠更难节制非左系武装，这无疑是左宗棠进犯浙江时面临的一大难题。

虽然李世贤在浙江还能略居优势，保持一定的进攻势头，但从太平天国总体战局考察，这种优势显然受到影响与制约，难以持续维系。

问题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又出现了新的分歧，当时，陈玉成部已经基本被湘军消灭，李秀成兄弟“兵多将众”，据有苏浙，势力膨胀，不时抵制中枢号令，李氏兄弟引起天王疑忌。

李以文

乘李秀成经略浙江，洪秀全封陈坤书为护王，控扼常州，肢解李秀成地盘。李秀成连次抗疏，指控天王兄长败坏朝政，要求将他们逐出权力中枢。洪氏兄弟立即反击，降谪李秀成职权，并滥封诸王，分散与削弱李氏兄弟兵权。李氏兄弟“其心不服，未有战心，各筹一路”。

领导集团在大局日益恶化的紧急关头相互争斗，内耗了仅有的军事指挥活力。

李氏兄弟只想保守苏浙，洪氏兄弟则要保卫天京，战略指挥分裂。而且李世贤因不愿在告示中写明“天父天兄天王”字样，被洪秀全革职，心情忧郁，虽然企图进取福建，但行动并不坚定有力，亦未发起强大攻势。

李秀成正在进攻上海，稍有进展后却又回师苏州。他们消极保守，缺乏统一的战略发展目标与计划，因此，贻误了战机，导致不良的后果。

鉴于上述因素的制约，李世贤在浙江的军事部署，基本上也是战略防御态势。

全省可分为四个战区：金华战区由李世贤亲自负责防守，主要在浙江西部、中部地区；宁绍战区由李世资部将黄呈忠、范汝增等负责防守；杭州战区由汪海洋等负责防守；嘉兴、湖州战区由李秀成遣将驻守。

李世贤

当时杭州及湖州地区比较平静，东北线嘉兴一带由李鸿章分兵牵制，没有大的动作，因为淮军主力进取目标是苏州。宁绍战区虽有中外联合武装进攻，但其人数不多，双方互有胜负，暂呈相持态势。而对浙江战场造成主要威胁的敌手，则是来自江西的左系湘军。所以，李世贤战略防御的重点放在金华战区。

李世贤所部人数竟是左系湘军的25倍（20万：8000），据明显优势，如果李世贤战略指挥正确，完全有力量击退左系湘军的进犯，甚至有可能歼灭其主力或部分主力，挫败左宗棠的进攻计划。

但是，李世贤的战略指挥存在着下述严重弱点，卒为左宗棠所乘：

其一，兵力分散，李世贤所辖将士众多，但多分散在浙西广大城镇，不管有无敌情，太平军皆分兵把守，削弱了机动兵力。

而且浙西三支主力：李世贤部、洪春元部、谭星“花旗”部，互不团结，特别是李世贤与洪春元“在浙江争哄”，是李氏兄弟与洪氏兄弟斗争的具体反映。他们各自为政，人数上的总体优势因分裂严重弱化，易被敌人各个击破。

其二，战略上的消极防御。当左宗棠督师攻占浙江开化、遂安后，兵力并不多，李世贤亲督大军反击，双方在江山、衢州一带展开阵地战，相持达半年之久，虽然暂时阻止了左系湘军的进攻，但李世贤没有利用有利条件和时机，调动后方防守兵力，组成机动兵团，由内线转入外线，迂回敌后运动转战，迫使左宗棠回防江西老巢而放弃攻势。李世贤未能采取这种积极防御战略，事机殊感可惜。

到同治元年（1862年）秋、冬，湘军兵力大为增强，太平军却急剧减少力量，双方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太平军的优势很快丧失，被迫转入消极防守。左宗棠则乘虚节节推进，深入浙江腹地。

正当左系湘军与太平军在金华地区相互厮杀，胜负未卜之时，中外联军又在浙东宁绍地区点燃战火。

宁波沦陷后，英国军官刁乐德克仿照上海组织“常胜军”的方法，在宁波招募军士一千人，派英人训练，组成“常安军”和“定胜军”。宁波税务司法人日意格和海军军官勒伯勒东也同样募兵一千五百人（后“增至四千五百人”），号称“常捷军”。“勒伯勒东权受中国职任，带兵防剿”，由浙江巡抚及宁波道节制，“由左宗棠发给勒伯勒东札付，既须事归权一”，这样，外国侵略军向浙东太平军发动进攻，以策应湘军在浙西的大举进犯。

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伊始，就对闽浙总督庆端的无所作为颇有微言。就任浙江巡抚后，立即改变了庆端的边界防堵战略，决定在浙西发动重点战略进攻，左系湘军充当进攻主力，兵锋指向金华地区。

左宗棠的战略盘算是“出淳安、寿昌，攻严州，以规杭城”。即由浙江西南向东北方向推进，沿新安江、桐江、富春江而下，直取杭州。他计划以李定太、李元度两军在衢州、江山牵制浙西太平军，兼顾浙军后路，自己则挥兵“直捣严州”。

咸丰十一年（1861年）底，左宗棠正准备率军由江西广信开进浙江，忽闻太平军杨辅清部突犯安徽徽州，“意在扰徽郡以犯江西”，威胁左系湘军左翼安全，阻止“援浙之师”，左宗棠当即派刘典率三千湘军增援婺源，既可遏堵杨辅清攻势，又能阻止浙江太平军进军江西。他又担心刘典兵力单薄，即于同治元年（1862年）初亲率湘军进趋婺源，迅速击退杨辅清部，解除徽州之危。

左宗棠

2月13日，左宗棠乘胜由婺源进攻浙江开化，进据马金街，太平军退守安、常山一带。左宗棠初战告捷。

3月，左军由马金攻陷遂安，拟北上进犯淳安。但李世贤率大军围攻衢州、江山，直捣湘军后路。清军“呼援喃喃，不能自保”，左宗棠急忙率军由遂安回援，进犯淳安计划受挫，已经“不能舍衢州前进”了。但他仍不愿放弃进攻严州的既定战略方向。

通过一番比较考察，左宗棠疏告清廷：“金华介衢、严之中，城坚贼众；臣军若由金华进攻，则严州之贼必由淳、寿一带潜出包抄，亦非善策。善弈者置子四旁，渐近中央，严州较为稳妥”，但左军忙于保卫衢州，根本没有力量进取严州，遂奏清调蒋益澧、刘培元速率军赴浙。

4月，左军于江山一线击败李世贤，迫使其退守金华。

此时，太平军“均趋重金华，而倚龙游、寿昌、兰溪三县……为犄角之势”，6月，刘培元率新军三千抵常山，7月，右宗棠大举反攻衢州外围太平军，攻占衢北峡口、莲花、衢东大州、全旺、安仁街及衢南石室街等据点，衢州围解。

左宗棠正准备回到实施进犯严州的战略计划，突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放弃了严州方向，转犯金华。

他分析这次改变成算的原因说：“杭州守贼无多，贼之大势，趋重金华”，所取对策是：“应并力先将龙游、寿昌、兰溪、汤溪等处次第攻剿，撤其藩篱，犁其巢穴，然后分兵严、处蹙之，以取破竹之势”，进攻方向“似宜先金华而后严、处”。

其实，左宗棠彼时避实就虚，向严州进攻，是基于兵力不足的决策，他不敢与李世贤展开主力会战。现在，左宗棠屡败李世贤，兵力大增，转而寻求战略决战，妄图歼灭李军主力，攻陷全浙。左宗棠的战略方向变动正是新的军事态势与力量对比的产物。

左宗棠立即重新调整兵力部署。重兵集结衢州东北的战略要地龙游一线，沿衢江河谷采取攻势，南北两翼在开化、遂安一带展开，在新安江河谷则取守势。

李世贤侦知左宗棠主力进逼龙游，乃“乘虚出淳安，犯遂安” ，试图突破左系湘军的左翼防线，“直趋婺、景”，威胁右军后路与曾军侧翼。左宗棠连忙分兵四千增援遂安，击退太平军的反攻。这时，曾国荃湘军围攻天京甚紧，洪秀全“飞召李秀成、李世贤合苏、浙贼西援”解天京之围，李世贤“惧宗棠逼杭州，遣使报秀全，俟击退衢州军乃往”。于是，他一面与左宗棠在龙游周围展开激烈的争夺，一面不断派兵“复犯遂安、衢州，以挠官军”后路，迫使左宗棠经常回援遂安，双方形成相持战局。

此时，处州府被闽军秦如虎部攻陷，余姚县城也被中外联军攻占，李世贤左翼战线崩溃，蒋益澧部猛扑寿昌，10月陷城，继犯汤溪，取得了重大突破。

11月，天京再次告急，李世贤被迫率部将秦日采、陈世坤等主力部队七万余人回援天京（洪春元已先期回京），金华前线的太平军主力严重削弱，双方均势被打破。

李世贤

李世贤走前留李尚杨、李泳旺、李遇茂、刘政宏、陈廷香、李国群等部十余万人分守金华、龙游、汤溪等处，令李尚杨节制各部，并要求他们死守各城四十天，以待其回来决战。

是时，皖南太平军攻克宁国，进逼徽州，“意在缓浙军之攻，而抄浙军之后” ，左宗棠急调驻守遂安王文瑞所部二千五百人入皖，驻扎休宁，堵截皖南太平军南下，另调江西军王沐守遂安，并未削金华前线兵力。同时，他看到太平军防御严密，湘军伤亡沉重，正面进犯金华，得不偿失，遂又回到原来避实击虚的老谱，计划“拟俟龙游、汤溪攻克，缓攻金华，急攻严州”,企图在严州打开缺口。

李世贤走后，左系湘军加紧逼攻龙、汤、兰，进展并不顺利。左宗棠亲领各营围攻龙游，一次战斗竟伤亡八百余名，左宗棠哀伤地承认，湘军死伤惨重，实“向来未有之事”。可是，三城的重要战略位置驱使他硬着头皮坚持强攻。

为此，左宗棠第四次调整战略计划，决定偷袭严州，从太平军虚弱的右翼突破。

令蒋益澧攻汤溪、刘典攻兰溪，“冀分严郡贼势” ，而密令魏喻义所部二千人相机攻严州。1月上旬，左军袭取严州，太平军右翼战线顷刻瓦解，从而龙、汤、兰太平军防线陷入前后受敌的困境。湖、绍两郡守将黄呈忠、范汝增、练业坤于1月下旬率大军赴援金华，一度加强了太平军防线。但在关键时刻，汤溪守将彭禹兰叛变，诱捕并出卖了前敌指挥李尚扬等八名太平军将领，开西门引入左军。汤溪城陷，统帅被俘，龙游、兰溪势成孤注，守将陈廷香与谭星弃城北走。左宗棠未能靠军事进攻夺取三城，而是靠政治诱降获得成功，可见左军战斗力有限。

现在他已圆满实现了攻严州、取三城的意图，“拟南取永康、武义，北取浦江为进捣金华之计”，以落实下一步战略进攻行动。

其时，太平军黄呈忠等见三城已失，大势已去，不想再战，即率援军撤出战场，金华府佐将刘政宏也因势孤力单，相继撤出府城，左系湘军不战而取金华。

看来，左宗棠战略指挥并无特别高明之处，左系湘军也并非强悍非常。只是太平军个别将领叛降，产生连锁反应，军无战心，将无斗志，匆忙退却，致使左宗棠取得出乎意料的战略胜利。

于是，战略相持局面遂告结束，左宗棠乘胜展开全面战略反攻。

李世贤决定全面退却，收缩战区，保存实力，求得决战时的优势。武义、永康、东阳、义乌、浦江等城守军先后撤走，诸暨佐将则献城投降。这样，左军顺利推进，进据各城。

李世贤留给左宗棠的是一座座空城，太平军主力并未被歼，左军要想进取全浙并非易事。

宁绍方面，太平军也相继退却，同治二年（1863年）3月15日，清军伙同“常捷军”攻克绍兴。3月18日，左军克桐庐，控制整个杭州上游地区。

这时，刘典已抵富阳县境，距杭城八十里，蒋益澧进占临浦义桥，亦距省城百余里，两军对杭州构成钳形进攻的态势。

面对杭州危局，李世贤立即采取对策，撤谭星部经于潜、昌化，突围至皖南，联合黄文金等进窥衢、严，图扰左军后路，牵制左宗棠进犯杭州的行动。

左宗棠不得不调整战略，兼顾后路，调刘典一军八千人赴徽，檄王德榜、刘培元驻开化、淳安扼守，令蒋益澧回攻富阳，左宗棠亲率所部亲军返回严州，居中指挥，他檄饬各营“勿贪克复省城之功冒进而忘大局，勿惮江皖迁阻之劳就易而昧戎机”。

左宗棠采取兵分两路，南北出击的战略，声称：“规杭郡可以缀贼窜扰江北之谋，剿皖南可以遏贼突犯江西之路，为大局计，即所以为浙计”。

随着局势发展，李秀成久攻常熟、昭文不下，决定打击左军，派听王陈炳文就任杭州各军统帅, “舍苏州之常熟、昭文不围，而急援富阳”。

之前，杭州统帅汪海洋善于防御，因兵力不足，遂将主力布置在余杭、富阳、杭州三城，互为犄角，以固守城市为目标。

蒋益澧率军自同治二年（1863年）3月下旬起猛攻新城（今新登）、富阳，汪海洋亲临前线，英勇抵抗，蒋益澧多次强攻，都被汪海洋击退，所部悍将、总兵熊建益也被“洋枪洞穿小腹”毙命。

蒋益澧血战半年，汪海洋岿然不动。左宗棠焦灼不安，于9月下旬调来法国总兵德克碑的“常捷军”一千五百人参战，靠洋人用新式洋炮轰塌富阳城墙后，才勉强攻陷富阳。之后，左宗棠令蒋益澧部攻杭州，杨昌浚、康国器、魏喻义部攻余杭。12月，左宗棠由严州移驻富阳，就近指挥杭州会战，他看到陈炳文、邓光明、汪海洋等集结重兵坚守杭州、余杭，左军“势难合围”，立即调回援皖黄少春部（刘典丁忧回籍，黄领其军），扼余杭西北。

此时，太平军内部相继发生严重的叛降事件，使李氏兄弟坚守杭州的计划受到致命威胁。浙江东北平湖、乍浦、海盐、海宁太平军守将先后献城投降。

同治三年（1864年）2月，桐乡太平军守将何培章亦降，3月，淮军程学启部由北而南攻陷嘉兴府城。这样，浙江东北州县全部陷落。太平军仅剩下杭州、湖州两块基地，处于重重包围之中。左宗棠迅速改编叛军，令其充任前驱，与太平军自相残杀。又调集各路兵马云集杭、余周围（包括德克碑的“常捷军”），与太平军展开最后战略决战。

3月31日深夜，杭州守将陈炳文、邓光明撤出杭城，余杭守将汪海洋亦同时撤离，北走德清、武康，沿途遭到左军堵截，损失惨重，杭州陷落。

杭、余失陷后，李世贤、汪海洋、黄呈忠、陆顺德等率军由德清经昌化进入皖南，转战江西。黄文金、杨辅清、李远继、赖文鸿、黄文英等率部坚守湖州，与清军相持半年之久。

围攻湖州除左系湘军和“常捷军”外，还有来自江苏的淮军郭松林、潘鼎新部及太平军降将蔡元隆、邓光明部。

同治三年（1864年）4月，左系湘军先后攻克武康、德清、石门等城，6月，淮军进陷长兴，7月，左军夺取孝丰，湖州外围据点尽失。7月19日，天京陷落。

幼天王洪天贵福自广德入湖州。黄文金等决定分批撤离这座孤城。8月，黄文英、范汝增、吉庆元保护幼天王撤至广德，黄文金、洪仁开亦相继驶往。8月28日，太平军在浙江最后一个堡垒湖州失陷。

左系湘军自同治元年（1862年）2月进入浙江，到同治三年（1864年）8月攻占湖州，历时二年零七个月，终于抢夺到浙江这块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