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东的科举情况尽管不如江浙，但还是出了不少的科举世家。大家所熟知的就有诸城刘氏和滨州杜氏，还有一个不为人所熟知的家族，如果仅仅以科举功名而言，基本上可以稳坐山东第一科举世家的头衔。
根据王氏族人的硃卷履历并结合其他文献，登州府福山王氏是当地有名的科举家族。王氏的科名盛于清代，有着“世以儒业仕进”之称。
王氏家族的科举功名主要集中的清代，根据统计王氏家族共出了24名进士、28名举人，五贡、生员则多达400余人。
如此成绩全国绝对能排进前三名，据说乾隆朝任湖北巡抚的王检入京觐见时，乾隆皇帝都对王家赞不绝口，说“汝父子三人，俱为翰林，一门多显官，皆能办事，可谓世臣矣。”从乾隆皇帝的评价中可以发现，王氏族人具有仕宦人数多，办事能力强的突出特点。
王氏族人的科举之路与清王朝相始终，从八世祖王允谐于顺治四年（1647年）中进士后，一直到光绪朝皆有中举记录。其中位居高位者有闽浙总督、户部尚书王骘，两广总督王检，山西巡抚王兆深，甘肃布政使王显绪，等等。
按说王氏家族有着如此骄人的科举成绩，不比桐城张氏、诸城刘氏逊色，何以史料对王氏家族记载不多呢？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在京师担任职务的较少，且没有出过内阁大学士从相关资料来看，王氏族人在朝廷任职的比例过少，进士出身者仅有王燕绪做过翰林院侍讲，全部算下来只有4人曾在京师任职，且官职普遍都不高。即便是王骘虽然官居户部尚书，但是他是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五月入京任职，次年二月就乞休了，他在朝廷里没有产生过太大的影响。
衡量一个家族的影响力，科举功名的多寡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是要有重量级人物的出现。地方封疆大吏不管政绩有多突出，都无法与高级别京官相比。假如王氏族人中有人当过内阁大学士或是军机大臣，那么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不要多哪怕就是出过一个人，也会将王氏家族的影响力提升一个台阶。
以诸城刘氏家族来说，其功名总数远不如王氏，可刘统勋、刘墉父子因官居大学士而被誉为“父子宰相”，其名气一下就高出很多。可以说，出一个大学士至少顶得上10个进士。
王氏族人在地方上担任高级官员的也不多数据显示，王氏族人主要还是集中在中低级这一层次。在任职的20个进士中，官至总督、巡抚、布政使等掌握地方大权的高级官员只有4人。剩下的16人有的任道员、知府、知州、知县，且有一多半是知县。
清代官场上中下级官员是很难青史留名的，一个家族只有出过数任督抚才能跻身显宦的阶层，也容易与其他世族产生联姻关系。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阶级固化十分普遍，不用想，总督的女儿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嫁给知县的儿子的。
王氏族人中的主流都是教职据统计，王氏族人尤其乐于出任教职，至少有6人担任过府学教授以下的教职，甚至还有3人原本是知县，却在后来改任教职。其中的原因尚不清楚，但基本可以肯定，由知县改任教职大致是出现了一些负面问题。
王氏族人中的28名举人总体入仕率相对较高，只有4人未出仕，其他的20人中只有王庆长官至福建按察使，剩下的主要也是知县和教职，其中教职差不多占了一半。
让人颇觉意外的是，王氏族人中以生员、异途入仕的人数有13人，这一点是十分不容易的。毕竟生员和异途出身者入仕难度很大。因为清代的制度就有明文规定，生员没有入仕的资格，大致猜测这些人都是通过捐纳的途径而获得官职的。
王氏族人在各省的政绩查阅清代文献，在王氏进士、举人中，政绩突出的有8人，而且更难得的是王氏族人所有为官者中，居然没有一个是贪官。
清代的科举世家似乎都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家教极严，尤其注重品德方面的修养。他们在各省为官，始终牢记家法祖训，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一点在刘氏家族做得同样也很出色。
一个官员仅仅廉洁是不够的，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王氏族人出任地方官，时刻关注民众疾苦，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同时还要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秉公办案，赈济灾民，勇于任事。
王氏族人在这些方面皆可圈可点，从康熙至乾隆朝的一百多年时间中，王氏族人都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高度认可，所以乾隆皇帝才会评价其“皆能办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当时王懿荣防御东便门失守，他归家后内疚无比题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然后掷笔赴死，其妻谢氏、寡媳张氏同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