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当下，一个曾被人们遗忘许久的问题再度被摆上台面——倘若核战争真的爆发，当下近百亿的人类该如何应对？

毫不夸张地讲，一旦这种局面成为现实，全球超过50亿人会在瞬间灰飞烟灭。即便有极少数人侥幸存活，他们往后的日子也必将无比艰难。

然而，上述这种可怕的场景，在我国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钱七虎院士曾坚定地表示：“我们具备抵御各类攻击的能力，核打击也不例外，定能保障国家安全。”

那么，究竟是什么给了我国如此强大的底气？钱七虎院士所提及的这份底气，其根源又究竟在哪里呢？

——【·核弹威力·】——

二战时期，面对日本对珍珠港的偷袭，美国决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手段予以回击——向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在此之前，人类还从未使用过这个大杀器。

1945年8月6日，一架飞机将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投向了广岛。刹那间，爆炸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2万吨TNT炸药同时引爆，爆炸当天就有7万人死亡。

仅仅三天之后，美军又在长崎上空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代号“胖子”。

尽管投弹时目标区域被厚厚的云层所笼罩，但原子弹爆炸的威力依然造成了14.96万人的死亡，城市建筑物的损毁程度更是超过了36%。

在两颗原子弹的恐怖威慑下，日本政府最终于8月15日作出了无条件投降的决定。

这场人类历史上首次核攻击，让全世界第一次直面核武器的恐怖：它不仅能瞬间抹去一座城市，更让幸存者终生饱受辐射病的折磨。

核弹爆炸瞬间释放的高温火焰与冲击波会直接摧毁方圆数十公里内的生命体，植被瞬间碳化，土壤结构被彻底破坏，形成寸草不生的焦土区。

更致命的是爆炸后产生的放射性尘埃，这些由核裂变碎片、未反应核装料组成的微粒会随气流扩散，污染范围可达数百甚至数千公里。

它们通过雨水沉降进入土壤，渗入地下水层，导致农作物吸收放射性物质，食物链被污染。动物食用受污染的植物后出现基因突变，繁殖能力下降，部分物种可能短期内灭绝。

平流层中悬浮的烟尘会形成核冬天效应，阳光被遮蔽导致地表温度骤降，光合作用效率锐减。植物因无法获取足够能量而停止生长，初级生产者崩溃后引发连锁反应：食草动物因食物短缺大量死亡，肉食动物随之陷入生存危机。

这种生态破坏具有不可逆性，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三十年，周边30公里内仍被认定为生命禁区，土壤中锶-90和铯-137的半衰期长达数十年，持续释放辐射。

爆炸产生的电磁脉冲还会破坏地球磁场，影响候鸟迁徙导航，导致生物种群分布混乱。酸雨频率增加，化学污染物与辐射协同作用，加剧森林退化。

更隐蔽的影响在于基因层面的损伤，幸存者后代可能出现先天缺陷，生物进化轨迹被强制改变。这种生态灾难将彻底打破地球数十亿年形成的生态平衡，重建可能需要数百万年。

如今全球核弹头已超1.2万枚，威力更是当年的数百倍。

——【·防御体系·】——

这主要基于我国构建的“预警—防御—反击”三位一体的核安全体系。

我国已形成覆盖大气层内外、多手段协同的拦截网络。大气层外的中段反导系统可捕捉弹道导弹飞行中段，此时导弹轨迹相对固定且未释放分导弹头，拦截窗口较大；末段反导系统则针对突破中段防御的漏网之鱼，通过动能撞击或定向能武器实施多层拦截。

更关键的是，我国独创的“多域协同”防御体系，将太空监测预警卫星、地面相控阵雷达与地下指挥中枢联网，确保对敌核攻击的实时感知精度达到秒级，为决策争取关键时间窗口。

这些设施采用多重防护结构设计，主体深度普遍达到数十米，部分关键工程更延伸至百米岩层以下，通过复合式防爆门与密闭通风系统形成物理屏障。

在功能布局上，核心区域重点建设了具备抗电磁脉冲能力的指挥中枢，配备独立供电系统与备用通信链路，确保极端条件下战略指令的连续传递。

与之配套的还有模块化物资储备库，采用恒温恒湿技术保存战略物资，部分区域设置气密隔离门与独立生命维持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下工程在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了平战结合原则。日常作为城市综合管廊、应急避难场所使用，战时通过快速转换机制实现功能切换。

除了防御手段，核反击能力同样必不可少，而核反击能力的核心在于“生存概率”和“二次打击”。

我国陆基洲际导弹采用“地下长城”发射井与公路机动发射车相结合的方式，东风-41型导弹凭借8000-10000公里的射程，在遭遇首轮打击后仍可灵活选择发射阵地。

更令对手忌惮的是“水下核长城”——096型战略核潜艇搭载的巨浪-3型导弹，其分导式弹头配合北斗深海定位技术，使潜艇能在太平洋广阔水域隐蔽待机，成为“无法被彻底消灭的报复力量”。

这种防御与反击的辩证关系，本质上构成“核威慑平衡”。当敌方意识到即便发动全面核打击，仍会有足够核力量实施毁灭性报复时，核战争的发动门槛自然被抬高。

我国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恰恰强化了这种威慑的可信度——有限的核武库规模与明确的防御性质，既避免陷入军备竞赛，又通过技术代际优势确保核心威慑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