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政委，我对不起组织的信任，这份文件我弄丢了！＂我站得笔直，额头上的汗珠直往下掉。

刘政委脸色铁青，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墙上的挂钟滴答声格外刺耳，窗外知了声声不断。

那是1980年的盛夏，我还清清楚楚记得在团宣传股的日子。

每天早上4点半，听见哨声就得麻利地穿上洗得发白的军装，踩着露珠去打早操。

宿舍里的老式电扇呼呼转着，可还是挡不住那股闷热劲儿，蚊香的烟气在空中缓缓盘旋。

办公室里最值钱的就是那台＂红旗＂牌打字机，黑色的机身上落满灰尘，键盘上的字母都磨得发亮，那可是我们宣传股的命根子。

记得刚当上正连干事那会儿，我妈总是念叨：＂当兵图啥？你表哥在县供销社，一个月42块钱呢，你才多少？这么大岁数了，连个对象都没有。＂

每次值班，我就坐在煤油灯下写稿子，那微弱的光映得我的影子在墙上摇摇晃晃，蓝黑墨水染得手指发黑。

有天深夜，我正在打印表彰材料，老团长王德明突然推门进来。

他穿着背心，手里端着缺了口的搪瓷缸，里面泡着浓茶，衣领上还沾着饭粒：＂小李啊，你小子写得不赖，是块好料！＂

谁知没过几天，团部来了个通知，说师干部科要借调一名干事，组织上点名要我去。

消息传出去，战友们议论纷纷，有人说我运气好，有人说我有背景，连食堂的老王都凑趣：＂小李，以后可别忘了咱们这帮老兄弟！＂

临走那天，王团长把我叫到办公室，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烟灰缸里的烟头显示他又熬夜了。

＂小李啊，你到了师部可得好好干，别给咱们团丢脸。＂说着从抽屉里掏出个旧皮包，＂这是我用了十年的包，你带着，省得买新的。＂

我接过那个有些磨损的棕色皮包，皮革上的纹路清晰可见，鼻子一阵发酸。

来师部报到那天，天还下着蒙蒙细雨，潮湿的空气里飘着食堂传来的咸菜味。

我特意把军装熨得笔挺，连鞋带都系了好几遍，生怕给团里丢脸。

科长马连山是个老革命，八字胡翘着，说一句话就要拍一下桌子：＂小同志，师部工作马虎不得！档案室里的每份文件都是兵的命根子！＂

第一天就差点出岔子，我不小心把几份文件顺序搞混了，还好遇到了老兵张国华。

他比我早来两年，业务特别熟，总是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军装，却整理得一丝不苟。

＂慢慢来，谁还没个新手的时候？＂他一边帮我整理，一边教我诀窍，眼角的皱纹里藏着温暖。

张国华是个闷葫芦，话不多，可做起事来特别细心，从不抽烟喝酒，每个月的工资除了寄回家，就只够买些简单的日用品。

午休时，他总会从老家带来的搪瓷罐里倒出个水煮蛋：＂补补脑子，干咱们这行，得有个清醒头脑。＂

后来才知道，他爱人得了类风湿，常年吃药，家里还有个上初中的儿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我渐渐适应了新环境，每天早出晚归，连对象也没时间处，整天泡在档案室里，连饭都是对付着吃。

我妈托人带话：＂你都25了，再不找对象，好姑娘都让人挑走了！你看隔壁李大妈家闺女，今年才22，都当上民办教师了。＂

眼看快到年底，科长交给我一项重要任务：整理1979年入伍老兵的档案。

这可是件大事，关系到明年的转业工作，我一连熬了三个通宵，饭也没顾上吃，把近千份档案整理得井井有条。

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要交档案的前一天，我发现少了一份重要文件。

那是战士陈光明的立功材料，翻遍了办公室都找不到，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正当我急得团团转时，听见档案室外有动静，借着走廊的微光，我看见一个人影鬼鬼祟祟地在翻档案柜。

定睛一看，竟是陈光明！我一把揪住他：＂好啊，原来是你偷的文件！＂

谁知他一下子红了眼眶：＂我没偷！我就是想看看我的材料批了没有！＂他的声音有些发抖。

＂我爸瘫痪在床三年了，就指望我早点转业回去照顾，我妈一个人实在扛不住了。＂陈光明低着头，声音哽咽。

这话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家，父亲常年有病，全靠母亲种几亩薄田度日，每次寄回工资，都舍不得买件新衣裳。

每次写信回家，都不敢提工资的事，生怕他们担心，看着陈光明通红的眼睛，我心里一软。

＂你把材料还回来，这事就这么算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正说着，值班的张国华来了，听完事情原委，他叹了口气：＂咱们都不容易。＂

说着从抽屉里掏出个破旧的笔记本，翻开一看，密密麻麻记着每个战士的家庭情况。

原来，他一直在默默关注着这些特困家庭的战士，甚至自掏腰包帮助过几个最困难的战友。

第二天一早，我主动向刘政委汇报了这件事，本以为会挨处分。

没想到刘政委听完后沉默了许久：＂小李啊，你处理得对。咱们是一家人，战友的难处就是咱们的难处。＂

这件事过去没多久，组织上特事特办，优先批复了陈光明的材料。

临走那天，他硬塞给我一包家里种的大米：＂李干事，谢谢你！这是我家自己种的，你尝尝。＂

我推辞不过，回到宿舍才发现米袋底下压着张纸条：军营虽小，情谊深长。

就在这时，我收到了一封意想不到的信，是团里宣传股的小张写来的。

信中说，有个女知青经常来找我，问我什么时候回团里，原来是我临走前经常去的那家供销社的售货员。

我这才想起来，那个总是给我多称两两糖的姑娘，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

后来，我在师部一干就是三年，期间，有人说我傻，放着团里的机会不要，非要来师部受这份累。

可我知道，正是在这里，我懂得了什么叫责任，什么叫战友情，也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1983年夏天，我终于等到了回团里的机会，那个爱笑的姑娘也成了我的妻子。

临走前，张国华把他那本破旧的笔记本送给了我：＂接着记下去。＂

我翻开本子，看着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眼睛有些发酸，这哪是什么笔记本，分明是一本用心血写就的战友录。

如今，每当我路过档案室，总会想起那些日日夜夜，想起张国华布满老茧的手指，想起陈光明通红的眼睛。

档案柜里存放的不只是一份份发黄的文件，更是一段段难忘的岁月，一个个战友的期待与梦想。

望着窗外的军营，那一排排整齐的营房，飘扬的军旗，还有震天的操练声，我忽然明白：也许这就是军人的宿命。

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故事，每一份文件背后，都是一颗赤诚的心，都是一段深深的战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