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新罗，作为自隋唐起出现在朝鲜半岛上的重要国家和势力，其对于佛教的引进同样也是基于政治考虑的结果。今天我们就以新罗佛教本土化之后的护国属性为起点，浅析佛教的东传对于新罗的影响。

新罗地区佛教的传入与本土化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自南北朝开始，佛教就已经成为中原的重要宗教势力，而随着佛教信徒数量的增多，统治阶级中信奉佛教的信徒数量也开始上升，而处于对于其宗教的维护，一些统治者也在无意识下促进了佛教的发展。这其中，又以“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一事，最为著名。此次事件，是佛教传入朝鲜半岛的开始标志，然而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佛教在传入朝鲜半岛之后，最后才传入靠近南朝鲜地区的新罗。

然而，此时的新罗，本土宗教却对于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排斥，这在记载朝鲜半岛这一时期百济、高句丽、新罗三国历史的《三国史记》中曾经多次体现“阿道和尚,与侍者三人……讲读经律,往往有信奉者。至是,王亦欲兴佛教。群臣不信,喋喋腾口舌,王难之。”这里的“王”，是新罗的统治者“呐抵王”，这位在后世被人们尊称为“法兴王”的国王，本人对于佛教极为尊崇，但由于当地势力的排斥，即使以王权推动，佛教的传入仍然十分缓慢。

其实，“法兴王”之称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佛法的大兴之世也的确从这时开始，在传说中，这与其手下一位名叫异次顿的居士主动殉教有关。

然而事实上，这一时期佛教的大兴与中原有着密切的联系，此时的隋朝无论是势力还是文化都远超周围国家，因此其文化的传播也有了天然的正确性。而隋代的两位君王，无论是隋文帝还是隋炀帝，都是典型的佛学大师。尤其是隋文帝，自其称帝之后，有感于之前行事的血腥，几十年间均以佛教为排解。这两位国主的身体力行对中原佛教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及至唐朝，佛教几乎与道教一起，成为中原最为重要的宗教。而唐朝兼容并蓄的对外政策，使得佛教开始在周围国家真正兴起。

比如日本，著名的鉴真东渡其实只是那个时代佛教徒们的一个缩影。而新罗，由于素来与唐朝友善，更是不免受到佛教的影响。

然而，若仅仅只是佛教东传，那么对于新罗来说仍然不够，因为这一时期的宗教传入，本身也是文化和思想的传入。而新罗之所以要接受佛教，同样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

这样的说辞并非后人杜撰，在庆州柏栗寺出土的新罗时期六面石幢刻文中，就记载了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的看法“若兴此法举国安泰……“若天下佛教流行,蠕动之类,得升人天。国丰民安,可通三韩,亦广四海。”

在新罗早期，所流行的其实是极为原始的巫师崇拜，这种崇拜并非基于某种宗教典籍，因此也不能被解读和继续发扬，相反，“世人以巫事鬼神,尚祭祀,故畏敬之,遂称尊长者为慈充。”此时的巫师崇拜，不仅毫无规律可言，而且其所祭祀的对象往往也形象各异，而这也使得新罗并不能以某种统一的宗教进一步整合。

在这种情况下，佛教就成为新罗王室进一步统合新罗这一国家的重要手段。处于此等考虑，这一时期的新罗佛教经典，几乎是新罗王室所必须修习的重要书籍，其意义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信仰，而是事关王室传承和发扬本身。

在隋朝初年，曾经孤悬于海外几乎与中原势力相隔绝的日本，开始与中原建立联系，其敲门砖正是佛教。而事实上，其真正的目的正是为了解决和征服这一时期开始独立于百济势力之外新罗。

其底层逻辑在于：新罗为隋朝盟友，因此要想侵吞新罗，必须与隋朝建立联系，取得谅解，甚至若是能在这一时期将新罗从法统上进行否定，则最好不过。而同样的逻辑链条也出现在新罗。

纵观隋唐历史，我们会发现，新罗除了在南北朝及隋代曾经多次战胜百济以外，在大多数时刻面对百济等朝鲜半岛的本土势力，其一直处于劣势。而在唐朝中期，之所以新罗可以战胜百济、高句丽、倭国三国联军，正是因为唐朝军队的支持。尤其是白村江海战，更是新罗与唐王朝最为经典的一次联盟行动。

出于这样的考虑，新罗自佛教本土化之后，一直将与唐朝进行的佛教交流活动看作是典型的政治活动。而于此相对应的，佛教僧众也明白若是没有新罗本土王族的支持，其教派信徒也很难继续增加，就连当时的佛教名僧释道安也曾经十分露骨的说过这样一句话“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正因如此，在新罗“法兴王”以及“真兴王”时代，新罗的佛教信徒一方面以佛理相互鼓舞，得到精神世界的满足和平静，一方面，他们在平日里仍然需要为王朝的兴衰奔走呼号。其中最为知名，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新罗名僧圆光法师，这位法师的事迹，曾经被《续高僧传》、《三国史记》、《三国遗事》、《海东高僧传》,等书记载，而这里面当属其所创圆光五戒可以称得上是其最知名的成果：“一曰事君以忠,二曰事亲以孝,三曰交友以信,四曰临战不退,五曰杀生有择。”

这五条戒律中，没有任何一条与佛事有关，相反其体现的反而是一种世俗而又正面的戒律要求，也是因为这一原因，其才会又被称之为“世俗五善戒”。

新罗一地佛教的传入，在一开始仅仅只是一些佛教信徒处于自己的信仰而进行的传教活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活动开始为新罗统治者所目注。这种更加具有体系和排他性的信仰也因此成为新罗统治者进一步强化其王权的重要工具。在这一过程中，新罗佛教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转变。

事实上，在朝鲜三国时代，新罗是唯一一个持之以恒坚持佛教信仰的国家，其最终战胜高句丽和百济，也未尝没有佛教的作用在内。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中原势力无论是隋唐，都对新罗表现出迥异于其余两国的态度。这其实也是新罗佛教护国运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