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之所以会产生这一系列问题，是因为太史公的在《陈涉世家》里的一句话，那时陈胜吴广正在商量怎么造反成功的几率更大一些。“天下苦秦久矣。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 项燕， 为天下唱， 宜多应者。”身为楚国遗民，把故楚大将军项燕抬出来做口号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为什么要把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拉出来呢？既然是反秦，可为什么又要拥戴“扶苏”？“扶苏”可是秦始皇的长子，皇位原本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啊。拥戴“扶苏”还能算是反秦吗？因为根据历史记载，秦楚两国可是世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狠话就是楚国人放出来的。但是现在起义军的行动纲领竟然极其不合常理的将“扶苏和项燕”放在一起，那么这次的起义行动到底是造反呢，还是夺权呢？不得不说，司马迁是个很有德行的史官，他将一些不能明说的历史真相很好的隐藏在书中的其他角落，只等着我们去发现去挖掘。即使这样，我也不敢就此肯定具体真相到底如何，但是可以做个大胆的揣测还是可以的，比如“扶苏的身世必然与楚国有极大的关系，不然不可能被楚国人民所接受，也就无法作为起义军行动的纲领”；又如“始皇帝的皇后会不会就是扶苏的生母，而她又恰好是楚国王室的某位公主，因为联姻而被迫嫁给始皇帝，又因为始皇帝灭掉了她的母国，而导致两人决裂了呢。”总而言之，从陈胜吴广这种反常的行为中，我们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历史刻意湮灭了扶苏和楚国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秦始皇和楚国王室之间的关系。可现存的史料又不足以为我们解疑答惑。那么我们也只能以假设为事实。不然，我们根本无法解释这种诡异无常的举动。

那么为何当时的史官没有秉笔直书，而要通过这种隐晦的方式来传递呢？想想《史记》刚问世的时候，曾经被两汉王朝视为“谤书”而被禁止，直到东汉灭亡才慢慢流传开来，而当时的版本与太史公的原著是否一样，我们已经无从考究了，笔者之所以怀疑现在的《史记》曾被修改，是因为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道“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现,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为什么要将写好的书藏起来，显然是受到了什么威胁，而从《史记》的体裁（将项羽和吕雉都归为帝王本纪，这是有损大汉威仪的事情，而汉武帝又是极重面子的人）和他对汉朝几位帝王的书写来看，这种威胁的最大可能性就是来自于朝廷。

其实，关于历史造假的可能性，在中国历史上应该不在少数，而秦、隋的可能性尤其大，每当王朝更替的时候，名正言顺显得极为重要，这就是开国皇帝之所以为自己杜撰奇异出身的原因。所有的出发点和目的无非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才是“天命所归”之人。那么否定前朝就是一件极其必要且不得不做的事情，而至于如何来否定就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了。翻开史书，我们会发现一个神奇的相似点，开国创业的帝王往往雄才伟略，出身神异，是天命所归之人；被推翻的亡国之君则基本上都是或刚愎自用、或儒弱无能、或昏庸无道、或残暴不仁之徒。总之，英雄是一样的英雄，昏庸却是各有各的昏庸。这种若合符契的神巧合，不得不让我们心生怀疑。也许，在注重仁义礼智信等儒家道义的古代社会，从前代帝王的人格、人品、品行、出身等角度来进行诋毁污蔑否定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