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主席的诗词作品，已有众多专家进行了精当且深刻的分析解读。诸如《贺新郎·别友》、《沁园春·长沙》、《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等，这些如今可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篇佳作，无不彰显出毛主席在文学创作上的新气象与大境界。
同时，毛主席的诗词创作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待民族文化传统的绝佳示范。他固然注重字句的锤炼，但更加注重情感与情操的率性表达。他的诗词作品往往从社会政治的层面抒发情感，并在这一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与文化的范畴，成为了一种时代精神的象征。
与诗词创作不同，毛主席的政论文章则是以优美的白话文著称。他的白话文修辞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语文的发展。今天，我仍然要强调，毛主席对现代汉语的贡献是决不可忽视的。他的表达方式，不是为了追求文人所喜好的隐晦曲折或隐喻象征，而是为了清晰地呈现自己的思想主题和观点立场。
这正如孟子所言：“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读他相隔十年、二十年时间写的文章，我们都会发现其中有着惊人的共性。他在尖锐的、直指问题核心的表述中，往往嬉笑怒骂、嘲笑讽刺，但在说理时却缜密细致、行文严谨，十分讲究论题的层次和说理的逻辑性。
1929年年底，党和红军内部不少人因对革命前途的悲观情绪而动摇。1930年1月5日，毛主席对红军前途究竟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信，给予了有力的答复。他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并在信中引用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便成为了对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表述。
1939年2月，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毛主席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随后，各根据地逐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成为了各根据地克服经济困难、实现生产自给的努力目标。这一口号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解放后，当全国或某个地区出现经济困难的时候，也一直是党和政府鼓励人民生产自救的行动号令。
1945年6月11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所作的闭幕词中指出：“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从此，“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奋斗、敢于牺牲的斗争精神的写照。
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毛主席对其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他的新民主主义论、社会主义革命论、社会主义建设论等重要理论，既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具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他的理论遗产为后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所“扬弃”，正确的部分被继承和发展，错误的部分被纠正和摒弃。
不仅马克思主义者从其对马列主义新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还有不少非马克思主义者则从“中国学”的角度进行探讨。对毛泽东的研究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近年来，在国外特别是在英、美、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地，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研究、宣传和教育中心。
毛主席从小生活在劳动人民中，自己也亲身从事过农业劳动。他不但深知劳动人民的困苦，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和感染，养成了同情心和反抗意识。他认为，少年时代听到的劳动人民反对血腥镇压的消息，“影响了我的一生”。他阅读的古典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反抗、奋斗的事迹，使他从少年时期起就比较关注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现状。
除了农村环境使毛主席对农民产生了深厚的情感之外，他在一师求学时就开始接触工人，对工人产生了深切的同情。1917年，还是学生的毛主席就筹办了工人夜校，旨在“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才”。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他写道：“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
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剥削者、压迫者的仇恨。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毛主席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开始认识到：“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坏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联合”。毛主席后来回忆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原因时深有体会地说：“从此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利，才能保障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饭食或许可一日缺席于餐桌，睡眠或许可一日远离于卧榻，然书籍之滋养，一日不可或缺”，这是毛主席先生的至理名言，也是他终身沉浸于知识海洋、以谦卑之心求学、勤勉不辍地探索学问的生动描绘。他对于书籍的痴迷，犹如生命之不可或缺，曾坦言：“我最大的嗜好，莫过于沉浸于书海之中。”他珍惜每一寸光阴，学习效率惊人，那“挤”与“钻”的独特学习方法，以及“没有深入调查，便无权发言”的深刻论断，无不是他宝贵学习经验的精辟总结。
毛主席对知识的渴求，主要体现在他的虚心求教、珍惜时间高效学习，以及学以致用的实践精神上。在求知的道路上，他警醒世人：“自满乃学习之大敌，欲真正学有所获，必先从不自满启程。”从他所倡导的学习方向与广度来看，他力主“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向古代先贤学习，向外国先进文化学习”。他对于读书时间的珍惜，几乎达到了极致，更擅长于在繁忙中“挤”出时间阅读。
革命烽火连天之时，无论是战马背上、担架之上，还是八角楼的幽静、延安窑洞的简朴，都成了他“见缝插针”、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宝贵时光；和平建设岁月，他依然坚持在厕所、床头、出巡的列车，乃至会客间隙，手不释卷，探求社会主义建设之规律。正如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毛主席传》总序中所言：“毛主席不仅是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更是天赋异禀的诗人。”他的诗词才华，为中国革命注入了不朽的力量，有人因此赞誉：“一位诗人，赢得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诗人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铸就了他既崇高又浪漫的人生篇章。陈云也说：只要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怎能怀疑毛主席的伟大与苦心？
在道德力量的彰显上，毛主席一生对自我、他人及社会倾注了深沉的关怀，他对理想人格的执着追求，深刻体现了他无产阶级的道德情操。青少年时期，他便立下宏愿，要以天下为己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矢志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民奉献一切。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的道德理想，塑造理想人格，早年，毛主席便倡导自我完善，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中年，这一道德情怀贯穿于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之中，并升华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至高境界。他严格要求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应成为“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低级趣味、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主席的道德情怀，同样深刻体现在他的生死观中。他为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的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在悼念张思德时，他深情地说：“我们心系人民的利益，心系大多数人的疾苦，我们为人民而死，便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毛主席一生追求并践行的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铸就了他永恒的道德丰碑。
毛主席关于改造主观世界的理论，则是他人性修养与改造思想在逻辑上的必然发展。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便提出，共产主义革命需与传统所有制彻底决裂，并在发展过程中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将这一思想精炼为“两个改造”：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
他认为，改造主观世界的重要一环，便是对个人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彻底清除，以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因此，从道德理想的角度看，改造主观世界意味着从私有观念的束缚中解脱，树立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道德观，使自己成为如白求恩那般的典范：“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低级趣味、有益于人民。”
尤为重要的是，毛主席视这种“高尚、纯粹”的人格自我修养为一个“自觉”的过程。道德规范与法律、党纪等行政规范的不同之处，在于道德特别强调自觉性。道德修养上的高度自觉，意味着个体对道德法律的内在认同与践行，是人在道德实践中自由全面发展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