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一生，仅涉足了两项艺术创作领域：诗词与书法。在中国传统艺术的浩瀚星空中，诗词与书法犹如两颗璀璨的星辰，最能彰显和挥洒创作者的性情与灵魂。诗词，作为文学殿堂中的瑰宝，它不受时空、人物、事件、情节等具体叙述的束缚，自由翱翔于想象的天地；而书法，作为视觉艺术的翘楚，它同样不拘泥于画面空间的具体描绘对象，以笔墨抒发胸中之气。
在中国书法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未曾目睹过有哪位书法家能以“白发三千丈”或“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般豪迈的诗句，创作出与之相得益彰的书法艺术形式。尽管古往今来，不乏诗人书法家或书法家诗人的身影，他们书写自己的诗词，但像毛主席这样，在诗词与书法两大领域均达到巅峰，实现诗书合璧、双峰并秀的先例，实属罕见。
自少年时代起，毛主席便沐浴在优秀传统书法的熏陶之下，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即便是随手书写的便条，也章法井然，内容有序，宛如一件完美的条幅作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毛主席总是锐意创新，长期的书写实践，为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富的书法艺术遗产。而在毛主席的书法宝库中，诗词书法更是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1893年12月26日（农历11月19日），在湖南湘潭一个群山环抱、田园诗画般的山冲里，一户姓毛的黏土坯筑成的房子里，一个男孩呱呱坠地，家里人给他起名为润之，他便是后来成为中国人民伟大领袖的毛主席。这个村子，名叫韶山冲，孕育了一位伟人的童年。
毛主席的祖上皆是勤劳朴实的农民，他们恪守家训家诫，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勤劳本分，品行端正，与乡邻和睦共处。自幼年起，毛主席便在田间劳作，助大人一臂之力。8岁时，父亲送他到附近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然而每日早晚仍需放牛、做家务。13岁时，因家庭经济拮据，毛主席不得不辍学离开私塾，白天在地里劳作，晚上则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记账、练习双手打算盘。
在私塾求学期间，毛主席对经书中的清规戒律深感厌恶。当时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孔孟思想，只让他更加反感。在毛主席的心中，他最恨的两个人便是父亲和老师，因为他们都曾打过他，这使他更加愤怒。尽管他尚未形成系统的思想体系，但强烈的正义感已在他心中生根发芽。在成为一名革命者之前，毛主席已经是一位倔强而充满激情的少年。
童年时代的毛主席展现出超乎常人的早熟和组织能力。他举止稳重、慎言善思，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村中孩子们的中心。放牛时，他巧妙地组织大家分工合作：一组放牛，另一组则去割草、拾柴、采野果。这样，在相同的时间里，既能让牛吃饱，又能让大家各有所获。之后，他们将牛拴好，围坐在树下品尝野果、讲述故事，享受着难得的欢乐时光。
在劳作的间隙，毛主席总是千方百计挤出时间来读书。夏天的晚上蚊子多，他就在床头放一盏油灯，将头伸出蚊帐外面看书；冬天则裹着被子阅读。除了熟读经史书籍外，他还特别偏爱中国的旧小说，尤其是那些关于造反的故事。
1934年10月，红军自中央苏区启程，踏上漫漫长征之路，彼时人数众多，达三十万之众。然而，历经艰难险阻，至次年2月抵达贵州境内时，已十损其九，中国革命事业陷入千钧一发之危境。幸而遵义会议如力挽狂澜，将危局转为稳局，为革命保留了希望的火种。红军在攀登娄山关时，见一高树之下，矗立着一座石碑，其上“娄山关”三字赫然在目。毛主席同志在此驻足，向将士们细细讲解这三个字的书法艺术魅力，称赞其苍劲挺拔，碑刻工艺亦是精妙绝伦。他用手指在碑文的笔道中反复勾勒，细细揣摩，感叹无法得知出自哪位书家之手，这份对艺术的热爱与敬畏，令人动容。
谈及《西江月·井冈山》这件书法作品，《中国文化报》于1990年3月21日发表了曙光的深度分析文章，该文笔墨精妙，分析透彻。文章着重探讨了作品的技法和技巧，指出全篇几乎字字都运用了渴笔、飞白的技巧，如“西江月”、“万千”、“鼓角”等处，笔虽渴而气势连贯，老辣至极。另一技法特点是方笔杀锋，犹如利剑破阵，“望”、“严”、“城”、“界”、“上”、“道”等字的杀锋之处尤为明显。
全篇诸字的用笔枯润相间，提按分明，如“壁”、“城”、“界”等字在书写过程中的笔路变化清晰可辨，辗转反侧间豪气盎然。结字方面，常采用重起重收的手法，如“动”、“黄”等字，节奏分明，铿锵有力。全篇字的大小、粗细、起伏自然而不羁，更有趣的是，书法往往与词文的字意、声律不谋而合，交相辉映。字的大小错落似乎与词的平仄相谐，重点的字句写得尤为宏大。通篇一气呵成，字的豪放与词的豪放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一件艺术瑰宝。
我们认为这些分析都极为精准。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想稍作补充的是，通篇作品的神韵中，力与舒的交融表现得尤为突出，能够充分体现出“我自岿然不动”的雄浑姿态。
而《蝶恋花·答李淑一》则是早已脍炙人口的名篇，曾以各种形式影印面世，广为流传。这幅名作写在八行信笺之上，每一笔都显得刚健秀挺，流丽飞动。这幅作品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其情意之浓重，恢阔高昂。若将其与《贺新郎》墨迹相比较，虽同为怀旧之作，但却有着细腻的差别。《贺新郎》的秀丽笔致表达了离别的凄婉之情，尽管笔法的基调仍是刚正潇洒，但情调却随着书者感情的变化而有所不同，给观赏者带来的感受也不尽相同。由于词作的内容与同是早期作品的《沁园春·长沙》有所不同，因此其风格上的差异也是一目了然，显著非凡。
《沁园春·雪》这首名作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曾引起轩然大波。这首词作于1936年2月，正值毛主席率部东渡黄河抗击日本侵略者之际。原稿早已散佚，现在所见的两种手稿都是1945年所写。相隔十年之后，毛主席再次手书旧作以赠友人，其中自然蕴含着深意。经过八年抗战的洗礼，曾经张牙舞爪的日寇终于投降；
而国民党反动派又蠢蠢欲动，其下场注定是要失败的。这便是这首词的历史背景。这首词气魄雄伟、情调豪迈，纵谈古今之事以威慑敌人。这两件手稿中，一件写在“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信笺上，笔势雄健峭拔、有横扫乾坤、气吞山河之势；这一件可能书写在先。另一件则写在纪念册上，笔意相对平稳舒展、雄浑中透露出道丽之美。两件手稿都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作为全篇的重点，彰显出高视阔步、气宇轩昂的气势；将原词无限丰富的内容巧妙地融入咫尺翰墨之间。
毛主席的诗词中常常展现出穿越时空的壮丽景象和丰富的想象力。在1936年创作的《沁园春·雪》中，他穿越千古历史长河，历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等英雄豪杰；而在词尾则又回归现实：“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同样地，在1954年夏所写的《浪淘沙·北戴河》中，“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之句也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了三国时期：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曹操挥鞭跃马登上碣石的雄姿仿佛就在眼前；同时我们也能听到曹操那志在天下的豪迈吟唱；而结尾则再次回到现实：“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在1957年5月创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中，毛主席更是展现出了大胆穿越和丰富想象力的才华。他竟然将人间与天上、与月亮相联系；使得吴刚、嫦娥等古代传说人物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更为大气磅礴的穿越则体现在毛主席于1958年7月所写的《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在这两首诗中，他的穿越直达宇宙之深邃：“坐地日行八千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这样的穿越是何等大气磅礴、想象又是何等神奇瑰丽！郭若沫感叹：“不谈建立新中国的伟业，仅仅是书法与诗词，也足以传世了！”
在展览中，一封毛主席致郭沫若的信件尤为引人注目，它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尤其是书画界人士的驻足观赏。这封信件写于1965年7月18日，毛主席在信首亲切地称呼郭沫若为“郭老”，并写道：“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这封信所提及的，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书学界那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激烈论辩。事情的起因是1965年郭沫若在《文物》杂志第六期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对王羲之书写《兰亭序》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不仅书法是依托，连序文也可能有后人改篡之嫌。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引发了一大批著名学者的热烈讨论，他们纷纷撰文参与这场学术盛宴。据相关资料报道，当时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赞同郭沫若的观点。
而毛主席在回信中提到的高二适先生，当时担任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他发表了一篇持不同观点的文章《〈兰亭序〉的真伪驳议》。高二适认为，郭沫若的文章否认《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书的根据并不充分。他也引经据典地论证，《兰亭序》与《兰亭序帖》均出自王羲之之手。这场关于“天下第一法帖”《兰亭序帖》真伪的争论，在我国书学史上已经持续了将近千年。当时人们认为，此次争论对于书体史、书法史以及文字发展史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因此，毛主席在给郭沫若的信中指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表达了他对这场学术争论的积极态度。
1965年，毛主席在阅读了郭沫若的信件和高二适的文章后，强调“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作为领导者的睿智、书法家的深厚造诣和艺术家的广阔心胸，也充分展现了毛主席亲自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与学术方针。而这封信本身，也是一帧难得的书法精品。全信如行云流水般流畅自然，大气浩然，看似随意挥就，不留空白，实则布局完整，神采飞扬。在给章士钊的信中，毛主席也谈到了类似的意思，那信件的书艺同样灵动如云烟，苍劲如岩松，令人叹为观止。
与辛勤的笔耕相伴相随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的书法实践也经历了一个艰苦而卓绝的砥砺过程。对于正值中年的毛主席而言，青年时期多方汲取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使得这个时期的书法实践成为他在书法艺术上探索变化、树立独特品格的重要契机。他的笔触间不仅流淌着革命家的豪情壮志，更蕴含着书法家的深邃与灵动。
与土地革命时期相比，延安时期流存下来的毛主席书法墨迹异常丰富，且绝大多数墨迹都有确切可考的时序，这为研究毛主席书法风格的嬗变走向提供了极为可靠的宝贵资料。从书写内容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毛主席书法墨迹以书信、题词为主，长篇的文稿、电报稿以及抄录古人诗词的作品则相对较少。一般来说，书信与题词对书法艺术的展示功能尤为突出，书者在书写时也会特意展现其书法审美的意趣与风采。因此，书信和题词成为了我们考察毛主席这一时期书法风格的主要对象，它们如同一面面镜子，映照出毛主席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与深邃内涵。
先来看书信。亲笔致信，是毛主席书法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由于书信字数较多，书写时需一气呵成，因此，一般都以行草字体写就，字形虽不大，却字字珠玑，力透纸背。毛主席延安时期的书信，在行文上横行与竖行兼用，字字独立，神气十足，而通篇行气贯通，章法自然，宛如行云流水，尽显大家风范。
我们欣赏毛主席的草书作品时，大多看到的是他晚年的作品，即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而他解放前所作的诗词，也大多是以草书书写的。毛主席这一时期的书作，整体意象、境界之美非常突出，草法熟练、线条流畅、章法生动。正如李白《草书歌行》所描绘的那样：“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使人看后有惊魂撼魄的感觉，仿佛能穿越时空，感受到那份磅礴的气势与深邃的意境。
毛主席伟大的革命实践不仅增加了他的阅历，开阔了他的心胸，积蓄了他感情的力量；而且他常年酷爱读书的习惯也丰富了他的学识与思想，特别是不断丰富了他的美学思想，使之更加成熟与完善。他多年的书法创作实践更是使他用书法表达情感的艺术能力大大提高。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当条件具备时，事物就要发生质的变化。时代提出了匡正书法发展的历史使命，书法艺术本身也提出了创新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毛主席则具备了突破樊篱、开拓书法发展新途径的主观条件。于是，毛主席登上了书法艺术的历史舞台，成为了书法史上最具开拓性的伟大的书法家。他的书法艺术不仅承载着革命家的豪情与智慧，更展现了一位伟大艺术家对美的追求与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