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的声名鹊起，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之中。在这个集体化前的普通村庄，因被树立为中国农业的一面旗帜，而一跃成为“中国闻名，世界知晓”的地方，甚至被马达加斯加新闻代表团誉为“世界农民的首都”。然而，在土改之前，这个村庄几乎默默无闻，其名称及民国之前的历史，在史书上鲜有详细记载。

民国版《续修昔阳县志》仅在卷二之二“都村”篇里简略提及了大寨村的村名。《大寨村志》对于村名的由来也只是含糊其辞：大寨，原是一个位于虎头山东北约3公里处的较大山寨，因古代有兵把守于此，扎寨而得名。与大寨遥相呼应的，还有一个名为小寨的村庄，它坐落在大寨北面1公里处，同样有着驻军的历史遗迹。1952年，大寨在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时，于寨垴山发掘出众多铜箭头等古代兵器，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这里曾有过驻军或发生过战争的历史。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山西大地，有一位农民以其非凡的经历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书写了一段传奇，他便是昔阳县大寨村大寨大队那位赫赫有名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老一辈的人们对陈永贵的名字耳熟能详，关于他的故事流传甚广：有人称他虽未受过多少教育，却拥有大智若愚的智慧；有人赞誉他具备非凡的政治洞察力，是农民中的佼佼者。

翻阅陈永贵的生平档案，我们不难发现，这位从田间地头走出的领袖，其人生轨迹令人赞叹：1952年，年仅37岁的他便因杰出的劳动表现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并开始了其作为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生涯；1971年，56岁的他晋升为山西省委副书记，其地位显著提升；1975年，60岁的陈永贵更是达到了职业生涯的巅峰，出任了副总理；直至1980年9月，65岁的他才依依不舍地辞去了这一高位，回归平凡生活。

1964年1月19日，首都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内，一万多名各界人士齐聚一堂，聆听陈永贵讲述大寨人民抗灾夺丰收的感人故事。他从容不迫，条理清晰，言辞恳切，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敬佩。著名作家赵树理，这位同样来自山西的文人，对陈永贵的评价极高，他说：“陈永贵虽未直接提及毛主席的名字，但他的每一句话都蕴含着毛泽东思想；他虽未谈及哲学，但字字句句都充满了辩证法的智慧，他恰到好处地调动了在场每一个人的情绪。”

陈永贵的报告还未结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已迫不及待地向全国播放了现场录音。2月10日，《人民日报》更是以大篇幅刊登了关于大寨事迹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并配发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一时间，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响彻神州大地，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榜样。

同年3月，毛主席乘坐列车南巡，当列车抵达河北邢台时，他特意通知河北、山西两省的领导人前来汇报工作。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汇报中提到了几个典型，其中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毛主席详细询问了陈永贵的情况，包括他的名字、是否识字等细节。陶鲁笳每说一点，毛泽东都点头表示赞许。当听到陈永贵提出党员干部应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是不行的。你不亲自参加打仗，又怎么能指挥战争呢？”谈及大寨的评工记分制度时，毛泽东主席更是赞不绝口：“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当得知陈永贵不仅会说话，还善用辩证法时，毛泽东更是给予了高度评价：“真是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啊！”

回溯至1963年秋季，当时还仅仅是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带着对大寨未来的憧憬，来到了太原。在新华社记者的引荐下，他有幸见到了山西省委秘书长毛联珏。陈永贵深情地向毛联珏讲述了1963年夏天大寨遭受灾害后，村民们如何坚持“三不要”（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贷款、不要国家减免农业税），实现“三不少”（向国家交售的粮食不少、社员分的粮食不少、集体储备粮不少）的壮举，以及自力更生的好处与依赖国家救济的弊端，同时介绍了新大寨的建设蓝图。毛联珏听后深受感动，赞叹道：“你们这是将坏事转化为了好事啊！”随后，毛联珏将这份感动与敬意逐级上报，最终传到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耳中。陶鲁笳听后，当即决定让陈永贵向省、市干部作报告，分享大寨的经验与精神。

196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太原召开会议，陈永贵作为特邀嘉宾，向与会者作了详尽的汇报。1964年1月，陈永贵又应召前往国务院有关部门，进一步汇报大寨的情况。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特意安排在人民大会堂，让陈永贵向首都各界的万余名代表作了汇报。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裹白毛巾，以朴素而坚定的形象，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向全国人民传递了大寨的声音。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1972年北方14省（区、市）抗旱会议后，全国各地小型水库灌区建设掀起了一股新的热潮。灌区配套设施不断完善，全国有效灌溉面积从1965年的48054万亩，稳步增长至1980年的73332万亩，年均增长1683万亩。机电排灌泵站也得到了迅猛发展，1976年机电排灌动力拥有量已达5400多千瓦，相较于1965年增长了5倍之多，原有的人力、畜力简易提水工具几乎全部被机电泵所取代。以安徽省为例，至1975年，全省灌溉面积扩大了90.6万亩，平均每年新增18.1万亩；而从1976年起，小型水库灌区的配套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至1989年，共扩大灌溉面积163.4万亩，使得全省小型水库的有效灌溉面积达到了517万亩。

据统计，在1966年至1980年的15年间，安徽小型机械灌溉站增加至2183处，电力灌溉站的灌溉面积增加了282万亩；至1980年，全省小型电灌站已达7109处，灌溉面积覆盖679.6万亩。江苏省的情况同样令人瞩目，从1974年至1980年，全省有效灌溉面积由5168.72万亩提升至5910.76万亩，水土保持治理面积由4359.48万亩增至6065.78万亩，机电井数量由42348眼增加到59675眼，喷灌面积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郭凤莲接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时，大寨已是全国农业战线上的璀璨明珠。在郭凤莲的带领下，大寨的辉煌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她头脑清晰，具有战略眼光和组织能力，对自己和他人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因此，她在大寨人心目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大家都愿意听从她的指挥。她说话干练，做事民主，在做出决策前总是广泛征求支部委员、老社员、青年骨干的意见；而一旦下定决心，便雷厉风行，执行坚决。她的领导能力不仅得到了陈永贵的认可，也赢得了山西省许多领导人的高度赞誉。

在郭凤莲的领导下，大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粮食产量逐年攀升，几项重大工程在当年便见效显著。大寨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尽管地位有所提升，但郭凤莲随和谦虚的个性却始终未变，她依然是那个深受大寨人喜爱的“凤莲子”。无论是到县里、地区、省里办事、开会，还是到北京参加会议，她都保持着朴素的装扮——一身旧军装（那是爱人送给她的纪念品），脚穿土布鞋，一头整齐的齐耳短发。

在省里，她住招待所，与大家一起在食堂排队买饭吃；有宴请时，她总是婉言谢绝，从不涉足。更令人敬佩的是，无论她到哪里开会，一回到大寨，总是第一时间赶到工地，与大家一起劳动。她始终铭记着陈永贵的教诲：农民做官后，“别的我们不怕，就怕劳动少了，怕脱离群众，怕特殊，怕浪费……怕当了官不革命，怕穿新鞋走旧路……”有一次，郭凤莲陪外宾参观后，离收工时间只差几十分钟了，但她还是毅然拿起农具，奔向地里继续劳动。

此后的十年里，郭凤莲虽然调动了两次工作，但心中的沉重与孤独却始终难以排遣。她的心始终牵挂着大寨，因为那里承载着她的青春与梦想，有她创业时的荣耀与离去时的不舍。与此同时，大寨村先后更换了四任支书。尽管日子比六七十年代要宽裕一些，但无论人们如何努力，都无法再让大寨重现昔日的辉煌。大寨人怀念那段光辉岁月中的郭凤莲，渴望她能再次带领大家走出新的精彩。

先大寨后小岗，先集体后单干，都是中国农业农村崛起的先进带头的模范典型，尽管“集体”与“单干”方式不同，用京剧《红灯记》李玉和一句台词的解释：“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但是彼此谁都没有错，都是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变化的是社会。客观一点也只能说，是历史在那一时刻转了个弯儿。而这个弯儿的度数太大，让一部分人一时在情感与认知上难以适应。郭凤莲说：不能和历史潮流赌气！分田单干对大寨来说，也是巨大机遇

终于，在1991年11月15日，在群众的热烈呼吁声中，离开了11年的郭凤莲被任命为大寨村第八任党支部书记。再次回到大寨的她，已经45岁，心中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准备带领大寨人书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