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以制夷”，本是清末的魏源，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提出的著名思想。那时候的清朝中国，被列强用枪炮打开，才有了这般补救意识。

但其实，远在四百年前，西方殖民者就已经试图在用武力打开东方世界。但他们却在明朝面前嘎然止步，并反被明朝“师夷长技以制夷”反过来赶跑，再不敢以武力染指中国。

明朝，又是如何在面对新兴的更强外敌时，能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呢？

魏源《海国图志》

一：“屯门海战”，近代中西方的第一次冲突。

十六世纪初年，大航海运动下，以葡萄牙、西班牙为主的的西方殖民集团，在凭借跨代优势的前提下，横扫非洲、美洲，并借势进入东方。

1511年，大明正德六年，葡萄牙在进攻马六甲中，开始初步与中国民间海商建立联系。葡萄牙大使皮雷斯，更在九年后到达南京，尝试与明朝官方乃至正德皇帝展开外交活动。

但时局是变化的。一方面明武宗晚年的复杂政局、随后的不明死亡，以及嘉靖的意外继位，中断了原有的中葡关系；二是西方殖民者本就带着侵略和夺取资源的目的，他们那种海盗式的殖民活动，也被中国沿海的明朝官民排斥，以“番夷”蔑称。

于是，他们与明朝人，也不可避免地从友好逐步转为矛盾、乃至冲突。

终于，在1521年，正德十六年（次年即为嘉靖元年），屯门海战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战争的结果，大家都不陌生。由广东海道副使汪鋐指挥的明朝军队，在屯门海战中击败葡萄牙人，这也是中西方交往中第一次明确的海上军事冲突。

汪鋐

但这里要说的事，整个战争的过程，明朝其实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初期遭到了葡萄牙人更为先进的火炮攻击，并一度回撤岸基防御。

初期的挫折并不大，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明朝官、军，尤其水师，对于远道而来的葡萄牙人以及他们的火器装备，还缺乏了解。

但可喜的是，当时的明朝中国拥有一批以汪鋐为骨干，极有战略意识的有识之士。正是在他们的精心主持下，客观理性地对西方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和学习，采取了几百年后“师夷长技以治夷”的积极进取策略，最终成功地将葡萄牙殖民者赶出大明海域。

具体而言，汪鋐又是怎么在不利的局面下，做到“师夷长技以治夷”呢？

1，对先进军事装备的掌握。汪鋐在初期遇挫后，便通过谍报人员了解到，葡萄牙人的舰队中，有一些华人通译和技术人员。随即秘遣间谍联系到了其中的杨三和戴明。按咱们现在的说法，是晓以利害和民族大义。并真的获取了葡萄牙舰队中的大杀器——佛朗机船和大铳的装备详情。

正是在杨三、戴明等人的秘密协助下，明朝军事技术部门，根据佛朗机船和大铳更为先进的技术细节，火速改造和升级了明朝官方的武器系统，并极有效率地通过了一系列实验，使之第一时间投放到了反击葡萄牙人的前线。

而汪鋐等人对于西方火器的仿制和改造，也是极有针对性的。

佛朗机炮虽然属于轻型火炮，但射程远、威力也大。汪鋐不仅保留了其本身的先进性，还通过明朝的传统工艺，增强了仿制火炮的技术含量。仿制升级后的明朝火炮，其性能较葡萄牙人的佛朗机炮，有了更大提高，已经十分接近近代的枪炮技术。更在火器品种上极大扩展，包括单管枪、多管枪、轻型火炮和重型火炮等。

同时，升级改造出了连发战术、还安装了射击瞄准，以及有效防止后坐力的创新装置。与火器装备的升级换代一样，爆炸类火器也得到迅猛发展，并形成水、陆等不同分类。仅就水雷技术方面，在防水和引爆效能上，就出现诸多改进。而炸弹本身，已经出现了定时引爆的理念和设计。

强劲的火器，离不开同样可靠的火药技术。汪鋐等人改进了火器装备，与之配套的火药质量也一点不能含糊。明代在原有火药品种上，通过对葡萄牙人的学习借鉴，丰富了明朝官方的火药体系，将军用火药品种和配方增加至90余种。改造后的火药成分配置也更为合理，实际爆炸威力更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准。

应该说，这些海外的华人，对于故土的热爱和忠诚，与八十年后在抗倭援朝中许仪后、朱均旺、郭国安等人，对明朝故国忘我的无私帮助，是一脉相承的伟大，是永远值得我们后人敬仰的。

2，装备技术的更新，必定意味着战术的改变和推进。汪鋐等人，在改进装备后，也随之将海战战术推向一个新高峰。他和一些将领将气候运用到了战术中，根据葡萄牙舰队的位置，运用风向，运用最新装备集中向对方开火，同时用无数火舟冲击葡萄牙人的蜈蚣船，在火势和风力的双重作用下，葡萄牙人彻底溃败，连岸上的基地和堡垒也被摧毁。

二：嘉靖年间，明朝对葡萄牙人的连续胜利。

1，西草湾之战。

广东西草湾之战，是在嘉靖元年（1522年），紧接屯门海战发生的。

这场战斗中的起因，仍然源于葡萄牙人的殖民侵略习气。最初，葡萄牙人由官方组织了一支包括四艘武装商船和一艘中式船只的小型船队。舰长是末儿丁·甫思·多·灭儿，满载三百船员和诸多货物，以与中国订立“和平条约”的理由，从满剌加驶往明朝。但随后，葡萄牙人却声称必须在屯门岛等地建立基地和城堡。于是，明、葡双方很快由外交斡旋，进入火并阶段。

在西草湾海战中，明朝备倭指挥柯荣与百户王应恩率几路人马齐头齐进，一举生擒包括别都卢在内的整个葡军高层，俘获葡军船只两艘。另俘获被葡军掳走的明朝百姓十人。战后，明廷将所俘葡军全数处死，枭首示众。

此战，再次强劲打击了西方殖民者的气焰，使之对于武装进攻明朝，无形中加深了恐惧感和怯战心理。

明朝的远见，在于击败西方人后，并未沉迷于战役的胜利和财务的奖赏，而是紧跟“屯门海战”的原则，通过缴获的20门葡萄牙人佛郎机火炮以及西洋火绳枪，迅速将之仿制并批量生产。使之成为明军中的最新制胜利器，对于打击之后的西方殖民者，奠定了极佳的基础。

西草湾海战后，葡萄牙人被逐出广东海域，转而向浙、闽等地渗透，最后也被明朝打跑。

2，双屿之战与走马溪之战。

双屿之战和走马溪之战，都是嘉靖中期，与葡萄牙人连续发生的重要战役。前者发生在1548年4月，地点位于浙江宁波以东海中的双屿港。后者是发生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福建马溪灵的宫澳。

两场仗，都是在葡萄牙人在明朝海域被暴揍后，苟延残喘休整了二十年后的恶意反扑。但他们同样遇到了一位极为强硬，且极富爱国热情的对手——朱纨。

朱纨在双屿之战中，在一系列军地部属和练兵后，一举擒获海盗首领李光头、许栋等近百人。随后，又驻兵留守，以防葡人和倭寇再侵。双屿港，这个十六世纪亚洲最大的海上走私基地，终被清除。

而在双屿之战完胜葡萄牙人的朱纨，紧接着又在次年的走马溪大战中，与福建镇都指挥佥事卢镗携手，对盘踞在走马溪灵的葡萄牙殖民者和海盗发起突袭。

3，惨遭陷害的朱纨。

朱纨连续两次大战役，继承了早期以汪鋐为代表的明朝官员“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方针，将葡萄牙殖民者和海盗集团赶出大明。但可悲的是，身为都御史的朱纨，却在战后遭遇陷害下狱，并在狱中喊冤自尽。使明朝一度高歌猛进的“师夷长技以治夷”策略，遭遇重大挫折。

为什么成绩卓著的朱纨，会遭遇此劫呢？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严厉打击海盗走私的行为，严重触动了沿海走私集团以及他们背后朝廷既得利益官僚的利益。同时，也与朱纨失去了夏言，这个身在庙堂的朝廷的支持者，有极大关系。

三：为何在明朝一度顺利的“师夷长技以治夷”，却在清末完全失效。

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清朝统治者的自身定位和极大危机感。

明朝之所以可以轻松推行“师夷长技以治夷”，就在于明朝正义的官、军群体，在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方面，具有天然的一体性。也就是说，在他们心里，维护国家，就是维护自身。

而清朝统治者，不可避免的会带有“弱式统治者”的心理定位。在他们看来，无论如何，他们也是以极少数的边陲民镞，统治数千万的主体原住民。防范内部颠覆的危机感，远远大于对外部社世界的探索和学习。也正因此，包括康熙、乾隆等最高统治者，在对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谙熟于心的情况下，最怕的不是落后于西方，而是担心西方先进科学文化进入大清后，迅速被原住民掌握，进而危及自己少数统治多数的现状。他们也就不可能像明朝的汪鋐和朱纨那样，毫无顾虑的引进、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改良本国军事装备和战略战术，真正做到“师夷长技以治夷”。

最终，庞大又虚弱的清朝，只能停留在魏源纸面上的忧国忧民，不得不面对西方列强的枪炮轰门，尴尬地被赶下台。

有人说“明朝面对19世纪的西方列强，一样难以招架。”

这话，等于“关公战秦琼”式的正确的废话！

看一人或一国，是否能适应时代、能做到“师夷长技以治夷”，无疑是要以他们如何面对自己当时所处的国际背景来看待的。

明朝相对清朝，本就具有先进性，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成绩更是清朝无法比拟的。关键，明朝在和清朝面对同样是未知新事物的西方世界时，确实做到了“师夷长技以治夷”；而清朝为了一己私利闭关锁国三百年，在面对新兴西方世界时，最终还是因为一己私利，而拒绝让官民公开学习国外先进知识，最终造成自己的垮台，毫无疑问是统治者自己的责任。

他们无法像明朝那样，切实做到“师夷长技以治夷”，也是不出意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