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投降了也是死路一条，与其被杀，不如死战到底。” 这句话在战争中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投降本是求生的希望，但在某些情况下，却成了走向死亡的另一条路。

英国翻译富礼赐曾与太平天国的重要人物洪仁玕两人交往甚密，洪仁玕曾经对富礼赐讲述了一个事：

他（指洪仁玕）又指出一件我所深知的事实：谓如果上海道台对于逃亡的太平军人稍示慈悲宽大而不將其即行斩首，则太平军前线队伍实不容易维持了。

也就是说，因为上海的清政府官员对于逃到上海去的太平军全部进行处死，所以太平军不敢再逃往上海。如果上海不处死这些逃亡的太平军，那么太平军就很难维持了。

其实要说太平军没有投降者，那也不尽然。李秀成率大部离开苏州回救天京之时，带走大部精锐，慕王谭绍光留守苏州，节制诸军，但谭绍光并没有李秀成的号召力，护王陈坤书坐拥常州，号令不能达，在李鸿章的攻击下，整个战场形势已经发生逆转，攻守之势改变。郜永宽和汪安钧等人决定投降，并与清军程学启部进行会面，最终杀谭绍光，献苏州城。

李鸿章在拿下苏州城之后，郜永宽和汪安钧等八王手下的部将仍多达万人以上，具备相当的实力，李鸿章随即将郜永宽和汪安钧等人进行诱杀，而城内太平军也遭到了全部屠杀，具体人数实际上已经很难考证，但肯定不低于万人。

这起杀降事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常胜军的首领戈登原本参与到了苏州投降一事中，也保证给予太平军安全，但李鸿章背信弃义，让戈登十分恼怒，扬言要与其算账。

李鸿章的杀降并非意外，实际上，对于投降太平军进行屠杀，是湘军的惯例。

在攻打安庆时，集贤关位于桐城和安庆之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守此重地的是陈玉成的主力，多为老兵，共有四垒人马。在湘军的猛攻下，守军拼死抵抗，竟然有三垒大约有3000人投降，这喜人大部分被杀。而曾国藩对于这些投降者是否被杀，十分关注，写信给曾国荃：

今日未接弟信，不知刘玱林一垒究竟如何，其已降之三垒已杀之否？

在得知已经全部杀了之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

鲍、成二镇围赤岗岭之贼垒四座，八日未曾收队。二十九日有三垒出降，全数杀之。

而此时安庆城外菱湖北岸有太平军营垒十八座，这批太平军已经断粮，斗志已经开始动摇。8000太平军要面对湘军的攻击，又要面对缺粮的危险，最终选择了投降。对于这8000俘虏，曾国藩选当然不会留。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说：

城外各贼营陆续来降者亦皆戮死，又八千人。

在占领安庆之后，湘军对安庆进行了残忍的屠城，无一人幸免。

初一卯刻，安庆克复，城贼诛戮殆尽，并无一名漏网，差快人意。

安庆城中的尸体部分被丢弃到江中，堵塞江面，以至于轮船都无法航行。

而安庆被攻破之后，城内太平军余部大多投降，但涌入的湘军一概不问，全数屠杀。

赵烈文在日记中写道：

军兴以来，荡涤未有如是之酷者矣！闻收城之日，五鼓攻陷，杀戮至辰巳时，城中昏昧，行路尚须用烛，至今阴惨之气犹凝然不散，尸腐秽臭，不可向迩。嗟乎！无边浩劫谁实酿成？闻之非痛非悲，但觉胸中嘈杂难忍而已。

曾国藩在收到曾国荃关于安庆屠城的报告后的回复。：

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既已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

在围天京时，李秀成曾想让一些妇幼出城，免于战乱，

曾国藩说：

城内放出之妇幼，迪庵前在九江一概不收，扔送进城内。一则城内饥饿者多可致内乱。二则恐贼之眷口从此得生也。

所以，后来天京城破之后的大屠杀也就符合曾国藩的一贯做法。

所以，在湘军痛杀的策略之下，太平军即便投降，也难保一死，所以太平军即便是在山穷水尽只是，投降者也并不多，赖文光真挚在天京城破之后还继续坚持数年之久。

比较可笑的是洪天贵福被俘后，居然想以投降来活命，甚至还想在清朝考取秀才。他的打油诗如下：

跟到长毛心难开，东飞西跑多险危。如今跟哥归家日，回去读书考秀才。如今我不做长毛，一心一德辅清朝。清朝皇帝万万岁，乱臣贼子总难跑。如今跟到唐哥哥，惟有尽弟道恭和。多感哥哥厚恩德，喜谢哥恩再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