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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全球史的开阔视野，重新检视了清朝初期中西文明交会与碰撞的意外结果，讲述一段波澜起伏、令人讶异、引人感慨、发人深省的故事。作者做了极扎实的文献工作，新见频出，并纠正了一些史学界的通行看法。创获多，加以记述详明，成就了这部中西交流史的力作。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由出现在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的一张“红票”——康熙皇帝于1716年发往欧洲的谕令入手，详细梳理了清初欧洲传教士这一群体如何进入清朝宫廷、其角色与发挥的作用、传教士与康熙和雍正的关系等诸多历史，以新颖的视角、深入的研究以及高质量的叙事，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康熙时期中西交流历史的窗口。尤为难得的是，该书在学术性和通俗性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获得读者与学者的高度评价。

作者精读中西文献，分析入微，对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清初“历狱”、中西礼仪之争、雍正禁教等热点问题都有原创性的见解，对流传已久的“闭关锁国”“朝贡体系”“文明冲突”等历史论调提出了质疑。譬如他对康熙与传教士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解读。在他看来，传教士在康熙朝的身份是皇帝的“包衣奴才”，即皇帝的私人仆人。这种关系使得康熙处理传教士相关事宜时，并不是按照朝廷大臣的逻辑，而是按照自家私事的逻辑。因为传教士是由负责康熙私人事务的内务部管理的。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为何红票不被大清所有官修史书所记录，从而在历史研究中隐形。他指出，康熙时期，中西方之间的政治和文化交流其实是平等而水乳交融的。政治方面，从欧洲使团的到来和红票便可看出。文化方面，康熙对西学的兴趣是真实而扎实的，西医与中医在康熙朝的宫廷中并重。中西两种文明曾经在不同领域互通有无、互有启发地平等交流，后来全因为君主喜好这样的偶然因素中断了。作者据此认为，康熙对天主教和传教士的优待和雍正禁绝天主教的态度并不涉及宏大的中西方文明冲突，而是与两位君主的个人兴趣以及不可预测的宫廷政治相关，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清朝乃至古代其他王朝的政治与文化结构。

孙氏的研究中最鲜明的特点还在于让历史上具体的人回归历史。这一点体现在他对传教士的行为活动进行分析时，也是更多的从人物关系和动机，而非宏观的文化观念冲突入手。这种研究和阐述读起来无疑是有趣的，在以概念和文化为表象的偏宏大叙事的逻辑之外，揭示了事态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正如德国汉堡大学教授Markus Friedrich所言，“把这段历史从以前被过度赋予的宏大意义中解放了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的红票》在利用海外资料重新审视清史方面可谓提供了范本，这种方法为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新的途径和视角，尤其是在全球交流背景下，一些不为人知的清代历史极有可能保留在海外的档案或物件中，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学界将有更多这样的佳作问世。 (周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