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岁的周女士至今记得 2013 年那个深秋。作为四川资中县的客运车经营者，她和丈夫育有一双儿女，生活平静美满。然而，一场本应简单的痔疮手术，却像打开了 “潘多拉魔盒”，让她在随后十年里经历 17 次住院、8 次手术，人生彻底被病痛吞噬。

“原本说做传统手术，结果医生擅自用了吻合器，还说是‘试验品’。” 周女士回忆，手术当天她被要求额外支付 2000 元费用，却被告知 “医保不报销”。没人告诉她，这场未经签字同意的 “PPH 手术”，会在她体内埋下 30 多枚金属钛钉，更没人想到，这些 “小钉子” 会成为十年噩梦的开端。

术后不久，周女士便陷入炼狱般的折磨：肛门剧烈疼痛、流脓水，腹部坠胀感让她坐立难安。当她摸到体内硬块追问医生时，得到的答复却是 “药物反应，别担心”。直到 2014 年初，成都的医生在检查中震惊发现：大量钛钉已嵌入肠道组织 —— 此时，距离最佳取出时间已过去数月，钉子被组织包裹，取出难度堪比 “拆弹”。

“第一次取出 3 枚钉子，疼痛立刻减轻，但很快又复发。” 周女士说，从 2014 年到 2022 年底，她像 “陀螺” 一样在医院和家之间打转：切开、剥离、缝合，同样的手术重复 8 次，才终于取净所有钛钉。十年间，她错过了子女的成长，与丈夫离婚又复婚，曾经的客运生意彻底荒废，还因长期病痛患上抑郁症，依赖精神药物才能入睡。

2021 年的医疗鉴定为这场磨难阶段性 “定调”：院方擅自更改术式、使用来源不明器械，过错与损害后果 “直接因果关系”，周女士被评定为十级伤残。2022 年，两级法院最终判决医院赔偿 62 万元，其中包含 3000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 这个数字，甚至不及她十年治疗费的零头。

比钛钉更棘手的，是悄然恶化的肾功能。周女士发现，自 2014 年起，医院在治疗中频繁使用庆大霉素等肾毒性药物，却从未监测过她的肝肾功能。2022 年底，她被确诊为 “慢性肾脏病 CKD3 期”，肾功能损伤达六级伤残。然而，当她申请因果关系鉴定时，全国十余家机构均以 “病历复杂、时间跨度长” 为由退鉴。

“医生说大量使用庆大霉素是重要诱因，但鉴定机构要我做肾穿刺，我实在不敢冒这个险。” 周女士的担忧并非无据：肾穿刺作为有创检查，可能引发出血、感染等风险，而她的肾功能已受损，风险系数更高。院方则坚称 “肾功能衰退与年龄相关”，并表示 “曾建议做肾穿刺却被拒绝”，赔偿陷入僵局。

资中县卫健委介入调解时，医院曾提出补偿 30 万元，但周女士认为这远不及后续治疗所需。“十年前他们用‘试验品’时，可曾想过今天？” 她指着手中的六级伤残鉴定报告，眼中满是疲惫，“现在连个明确的责任认定都没有，让我怎么接受？”

周女士的遭遇，暴露出医疗流程中的多重隐患：知情同意书成 “空文”：因是 “熟人介绍”，医生未按规范让患者签署手术变更同意书，埋下法律隐患；植入器械溯源缺失：院方使用的吻合器来源成谜，病历中无任何记录，连生产厂家都否认供货；长期用药监测缺位：17 次住院中，肝肾指标检查常被忽略，直至肾功能不可逆损伤才被发现。

法律界人士指出，此案中 “完全责任” 的医疗鉴定与肾损伤索赔的 “鉴定不能” 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出长期医疗损害因果关系认定的难点。“患者维权需要证据，而时间越久，举证越难。” 一位医疗纠纷律师表示，此案应成为推动医疗机构规范诊疗、完善植入器械追溯制度的警示。

如今的周女士仍在为肾损伤赔偿奔走，家中抽屉里塞满了病历、鉴定报告和法院判决书。那 30 枚曾经折磨她的钛钉，被装在一个小玻璃瓶里，成为十年痛苦的 “实物见证”。“我不求暴富，只想要一个公道。” 她说，“如果连医院都不能让人信任，普通人的健康该托付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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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跨越十年的医疗纠纷，早已超越个人悲剧的范畴。它提醒我们：再小的手术都不应轻视规范，再熟的关系都不能替代制度，而医疗安全的防线，从来都建立在每一个严谨的操作、每一次负责的告知、每一项透明的监管之上。愿所有患者的信任不再被辜负，愿 “看病安心” 不再是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