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雷娜和我，我们是一生的朋友。从五岁起，我们就在同一个学校读书。她坐在教室后面，窗户旁边。我在离讲台最近的位置。我们在同一个院子，不管怎样，总在一起。

我们是……与众不同的一对。

我们互相补充。可以这样说吗？“补充”，就像两块拼图，互相契合得天衣无缝，却不是来自同一个模型。

我喜欢她慢悠悠说话的声音、红色的头发和一直旺盛的好奇心；喜欢她从意大利母亲那儿带来的口音，这也来自于她的外公，总之，我喜欢她外公，他是美国人。而我外公，是已去世的人。这让我俩身上都有点沉思的气质，或者说，有个可以打上斜体的标记。

沙漠狐

七岁生日那天，雷娜收到一只沙漠狐。它一到来就成了凝聚我们友谊的最佳物件。一切都围着它转，围着它那让人抵挡不住的小脸儿。我们喜欢它的白肚皮、长胡子，喜欢它上面那双大耳朵，竖在头上就像摆成V字形的手指，那是和平与爱的象征。

以后，自然，我们要做兽医。

一天，我们牵着小狐狸在香榭丽舍散步。一个从娇兰店走出的女人问我们想不想卖掉它。她戴着金耳环、金戒指和金手镯。雷娜问她想出多少钱。她哪儿来的自信呢？那女人从钱包拿出五十法郎。五十法郎，在那时是大数目。我们每周才两法郎零花钱。五十法郎，等于是一次性拥有二十五个星期的钱，这太诱人了，即使我们心里都明白沙漠狐是不能卖的。

雷娜望着我，好像在说，看，五十法郎，可她把我们当傻子了吗？

女人看懂了，她在大衣口袋里摸索着，这次掏出的是一百法郎。让我大为吃惊的是，雷娜竟接过钱，把小狐狸递给了她。小家伙顺其自然，样子安心，可能也是有点困了，爪子乖乖地吊在她手的两边。雷娜亲吻它，它自然地皱起脸回应，这动作也让它清醒了些。它顺从地让新主人抱走，但当她要亲它时，它迅速凑上嘴去，扯掉了她一块肉。那女人还来不及明白发生了什么，雷娜一扯链子，把小兽从她怀中拽走，拉着我在香街上跑了起来。

我从不知道我可以跑得这么快。我们冲进利多地下通道，躲进投币照相间。拉上帘子，翘起腿，没人能看见我们，没人会来这儿找我们。

雷娜抱起小狐狸时，它嘴上还叼着一小块红色的东西，有个丝状物吊在外面，唇上有血迹。这看上去实在太恶心了。直到它迅速地一晃头，把它吸进嘴里吞下肚，我才舒服了一些。

沙漠狐的肚子里有一部分女人的东西，而且是化学品，因为有口红。我们希望它可别因此生病。它看起来过于安静，也可能是因为冷。回到雷娜家后，我们插上电热器，密切观察它。

因为涉及一个重大发现，我把那天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不想做兽医了，我想做精神科医生。

以前，医动物，以后，医人。

这个发现像点起了一盏明灯。我几乎郑重地把这个决定告诉雷娜，并对她的评价感到惴惴不安。

精神科医生，她皱起眉，重复了几遍，精神科医生……

几天后，她宣布，她也改主意了。她要成为一个小丑，帐篷里的小丑，因为生活中有忧伤的那一面。

但又过了一天，在面包店的一角，她说，不，不做小丑了，做人道主义者。

她表情神秘。

小丑曾让我担心，但人道主义者，我喜欢。

人道主义的精神科医生，或者就是人道主义者，可这真是一个职业吗？

刺激初体验

十四岁，在诺曼底，度假。

雷娜拿着两张有深色斑点的方块纸，说是一个朋友给她的，可以刺激人的感官。

她向我保证这不会形成习惯，只是想和我一起在森林里尝个新鲜，在森林里，还可以野营吗？

想到能在帐篷里和雷娜过夜，我很开心。妈妈为我们准备了充满惊喜的野餐，其中有一包雷娜异想天开地想在餐后烧烤的棉花糖。妈妈不让我们用火，我们听话，不会有任何危险，她不让我们带火柴出发，我们的行李就是帐篷，一篮饭菜，两个睡袋，还有我双肩包里那宝贵的幻觉纸。

是什么鸟唱得如此动听，长在树根旁的那些花叫什么名字？对身边的一切，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唯一确信、不可动摇的是我对雷娜、对我们友谊的信赖，在此之前，它从未如此强烈。在绝对信赖的气氛中，我们互相凝视，把纸片放在了彼此的舌头下。

平躺在林间空地中心，我们用崭新的眼光看周围的树木，或许，它们也在看我们。

“你知道塞尚给他的模特什么指示吗？像苹果一样。你觉得对于栗子树来说，我们像不像苹果？”

我实在不知该怎么回答。

突然，她就像这样挥着手臂说：“好，我感觉我飞起来了，飞起来了！你呢？飞起来了吗？”

我很正常，和平时一样。我对自己说。但一直重复“我很正常”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我不太正常(这感觉有点复杂，我是想，既然我还能如此清晰地表达一个想法，就说明药剂还没产生作用)。雷娜站起来，骑在我身上，拉着我的手帮我站起来。我看见她修长有致的手臂泛着漂亮的金色，像刚烤好的棍子面包，而手肘就像油煎的小面包片。

站起来后，棍子面包在我身上合拢。这感觉我喜欢也不喜欢，我试图挣脱，雷娜抱得更紧。不想忍受被关起来、受限制的感觉，我用力逃走。这空地太狭小，我们得走向铁路去倾听色彩的气息。

当我转过身，我看到雷娜远远的在我后面。这时，嘴里有了变化，舌抵上颚，牙齿不见了。这感觉太清晰，不容置疑，我只能用脚使劲挖地，试图找到它们，这样子回去怎么见妈妈呢。我捡起两块石头放进衣兜，对自己说这就是我的牙齿。

我一直向前，走上铁轨，轨道上的小石子发着不同寻常的光。它们对我说，失去牙齿不可怕，没有时间概念也不可怕，一切都是时间。我的心不再在胸口跳动，而在我的脚上澎湃。距离没有意义，我问自己，雷娜是不是早晚会过来。

而瞬间她就到了，还是一样，像脆皮面包的长手臂。

她不断笑着说我走得太快太夸张，夜晚降临靠的不是月亮。我却沿着铁轨奔跑起来，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必须得在桥的另一边做点事。我在一个轨道交错处绊住了脚，摔倒了，在血腥味里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牙。

雷娜俯身过来，强迫我抬起头。我的脸上尽是泪水。她求我停下来。她说我的眼睛因为哭泣变得太明亮，这样它们会消失不见。

而我却想：你呢，你的头发会变成蛇，但我什么也没说。我就是这个风格，我什么也不说。

我们不该在这儿，她坚持道，这里很危险，很危险……

流血不算什么，我只是咬到了自己的舌头。

露营后的几天，妈妈都觉得我怪怪的。直到圣母升天节，碰碰车里的摇晃才让我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体。就像是在手的压挤下，杯子里的面粉才能附着容器成形。

这不是化学反应。

只需一滴水，还没有泪珠大。

十五岁的夜晚

从十五岁开始，故事的发展有了变化。瞬息间的事，既非事故，也非巧合。

雷娜的心里有些东西破裂了，某个壁垒，某个堤坝。原因不明，却有入侵之势。

冬天，凌晨四点，在弗兰克林·罗斯福大街的一套房子里，我正睡得深沉，突然感到雷娜的手在我身上。我问她，干嘛大半夜把我弄醒，她答得含含糊糊，她说脑子里有个声音，不仅仅是声音，是一句停不下来、一直困扰她的话：没道理，没道理……

什么没道理？

她站起来，在卧室里走来走去，抑制不住自己的躁动。躺不住，不能平静。直到打开窗子，在夜晚的寒意中才再睡下。

这一段在后来会一次又一次地被提起。开始，我觉得雷娜对我隐藏了某个完整故事的一部分，但几年过去，这故事也没什么进展，然后呢？

没有然后。这只是一次没有明显原因的变异和震动，感觉像是在和一扇不情愿关上的门斗争，像牙齿咯吱吱地啃噬着一个巨大的酥皮饼。

饼心，孩子们都知道，是没熟透的。没有那块儿粘牙的地方，酥皮饼不过是浓缩的棉花糖。

人心，是牵牵扯扯的。在抵达那儿之前，也就是在梦想变成梦魇之前，也需要吃掉其余的部分。而我们越是咬下去，酥皮就越膨胀，抵达核心(那没熟的部分)也越困难。“我想，我已经说过了，”雷娜问我，“一切都是在大脑中进行，在大脑中爆炸，为什么你总要问那天会发生什么呢？你是觉得我对你隐藏了什么事实吗？”

而我依然寻根究底，难以想象的固执，几乎不像我自己。那天的前一晚发生什么事了吗？或者(我忍了很久才提出这个和我无关的问题)“你喝醉了？还是吸食了什么东西？”

“没有，我没喝没吃也没抽。”

雷娜像在赌气。除了她说过的上百遍的话，我抓不到其他东西。十五年来，在大脑的一隅有这样一个酥皮饼，它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那儿，却突然膨胀了起来，然后就不再稳定。

不稳定。

且崩溃，撞击大脑的四壁。

不再守规矩。

眼皮底下，从白色到两片嘴唇之间，是白糖的颗粒。

没有放松，没有停顿，酥皮饼扩张着，在骨头上撞碎发出声响。

雷娜说，这就像你，总是逼自己想太多。

没有休息。

即使压烂，压扁，秘密依然完整。

再续十五岁

现在，平静地继续这段故事，不再任由图像浮现，用有主语、有动词、撑得起来的简单句子讲述那晚——既然无从解释，那么就按照顺序吧。

那天，我们如平常一样入睡。夜里，似乎是一声号角，或楼梯间的脚步声惊醒了雷娜。她睡不着了，一动不动地坐了半天之后，她决定向我伸出手臂。

她的触摸足以让我醒来。

“好晕。”她说。

“你生病了？”

“没有。”

“你想吐吗？”

“不，你不懂，这是大脑自己在工作，它转着，停不下来，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爆发。”

我打开床头灯。雷娜直直地坐在她的床上。她提醒我小心，别惊醒她的继父。看起来她倒没什么不正常。手、腿、指头活动自如，说话流畅，自我感觉健康，但也许是过度健康，她像一个运转不太对劲儿的光碟，表现出一种快速。

“我耳边有声音。”她说“声音”，我得说，其实是图像，因为，实际上，她什么也没听到——声音使人耳聋。当内外的平衡被打乱后，内耳、外耳、房间内部、外在世界都变得不可容忍，乱作一团。即使有人睡得温暖，有人睡着地板，有人浪费粮食，而邻居正处于饥寒，所有我们熟知并能承受的东西，贫穷、不公，都因为这句，这句糟糕的、不停在脑子里打转的话变得难以忍受：没有道理，没有道理。

那一夜后，短短几个星期之间，我们失去了一切：相互的信赖、对自己作用于世界的信心。我们丧失希望，觉得自己的小举动是可笑的(帮人过马路，提包，施舍钱财)。我们的人道主义没有广度。我们为自己的不自量力羞愧。但也许最痛苦、最难以表达的情感是两个少女对儿时的自己毫不妥协的审视。

我们处在某个边缘。雷娜早在另一端，而我还站在铁丝网后。她记住了我的沉默，后来她对我说：“你的沉默让我从混乱里出来，进入一个隔离的王国。”

缺失带来的精神危机

那年，我们十九岁。我住在十一区的普罗斯特城。雷娜有时露面，有时不见。一天，她来时我正好无事可做，我很高兴看到她。她说，她不是特意过来的。我马上明白，她除了这儿无处可去。我给她冲了杯咖啡，她肚子痛没喝。开始有点疼，后来竟疼得厉害。抽搐的疼痛让她弓起身，几乎要为了止痛把自己折成两半。我建议请个医生，她说，她不想听他们说话。

“你要是这么做，”她说，“我就走，再也不回来。”

“你不明白。”

“你明白吗？”雷娜躺在我床上，几乎马上要睡着了，可能她为了压住疼痛服了见效快的药片。我在一旁想读一会儿书，却集中不了精神。她身体很烫，流着汗，翻来覆去，突然坐起来，褪下被子把上身露在外面，躺下前先将手脚张开，行为紊乱。我看着雷娜的手臂，上面的毛孔就像地铁图上的主干线，有很多深深的小洞代表站点。

她的这些“站点”有些大，有些脏。

手臂上有伤的地方，皮肤像卡片纸一样硬。

而大腿根部是另一条路线，一片红——被雷娜抓出血了。

趁她睡觉时我去了费德埃尔伯街的药店寻求帮助。药剂师和我很熟，但他告诉我，吸毒的人不归他管。他就是这么说的，瘾君子不归我管。勒德吕·罗林街，夏罗纳街的药店也是一样的答案。我只带了点阿司匹林、两瓶止咳糖浆和可待因丸回来。我轻轻打开门怕吵醒雷娜，其实，这小心翼翼没有任何意义。

她不在床上。

她一直在，很多年里，无处可寻。

她走后，我也有很多年，找不到自己。

我进入很糟糕的状态。每次电话铃响，都怕会有声音告诉我雷娜的死讯。

书写

写到这儿我很难受。我边写边哭。我应该和自己的叙述保持距离，别像雷娜的胳膊一样有针头深深地插入，也别每次看到女人在街上乞讨就喉头缩紧。

我又看见我们俩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对酒馆的海报、闪亮的字符、上身赤裸、后面用羽毛装饰的女孩子评头论足；又看见我们一起，默契地开着窗子睡觉，用手抓着东西吃，因为叉子太小资；又看见反对越战游行时，那卡其布的夹克衫和磨破边儿的牛仔裤。

在我们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两个在投币照相间凳子上歇脚的好友，互相爱慕的女孩儿和愤青去哪儿了？我应该再回到暗室投入硬币，为那曾经在我们身上活过的力量留下证据。可就在此时，帘子拉开，雷娜又出现了，带着她的新工作。

圣德尼街的工作间

生日那天，在夏特莱广场附近的维多利亚电影院门口，我碰到了雷娜。那天，我应该是二十四或二十五岁。她看起来精神很好，对总算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她想带我去看她的工作间。那是一栋夹在性趣用品商店和内衣店中间的旧楼，内衣店也买鞋子。墙壁已经起皮，信箱似乎任由荒废——雷娜解释说，在这儿的人都是过客。

是的，过客，就这样经过，经过……

雷娜强调说这儿不是住的地方，是工作用的。总之，像商店一样，而出售的东西，就是你自己。

不要紧，看起来还不是很严重。

这一刻我突然感到某种骄傲，为自己有一个这么“边缘化”，这么吸引人，这么情绪饱满的朋友感到骄傲。我突然也想像她那样，有红色的长发、美丽的长腿、脚踝绘着漂亮的图案。我觉得她……很勇敢。

雷娜的房间很小，也很整齐。床(“不算破，”雷娜说)上铺着竖条纹毯子。摆设和火车站边上的小旅馆类似。一张桌、一盒纸巾、一盒避孕套、两把放东西的凳子、一条毛边丝绸披肩、一个瘦脚烟灰缸，糖罐子那样的开口。两盏六十年代风格的壁灯、镜子、浴盆、有流水商标的洗脸盆、边上一个垃 圾桶，也像个糖罐子。

其他地方很整洁，没有多余的东西。地上是深蓝色地毯，洗手间铺了一块有毛圈的地毯，最里面的墙上贴着女人的画报。

我俩面对面站着。我不知该坐哪儿，虽说这个工作间每样东西都实用，给人的感觉却并不太亲切自然。为了给这块工作用的空间再添置点什么，让我的来访更舒服，雷娜给我看她新裙子的绒布面。

“看，我的新迷你裙，我知道你喜欢这声音！”

她对那些按扣尤为满意。一下子，咔咔咔，裙子就被扯下来了。露出下面修剪过的红色。三角形的形状过于清楚，像是被黏上去的划痕，这不是时下流行的方形打理样式，却是刺激不可缺少的部分。

“你可以看，”雷娜有点扭捏地说。

“你一丝不挂，我觉得别扭。”

“我没有！”

(她确实不是一丝不挂，但正是这样让我觉得尴尬。)

“还记得吗，我们以前不喜欢游泳，因为你觉得自己太胖，我觉得自己太瘦了，你现在觉得我瘦吗？”

我慢慢抬起头，不，不算太瘦。那诱人的红色三角形，旺盛得让人感觉像在看着它们生长。

雷娜扯过披肩围住自己，躺在床上，披肩的毛边轻扫着她的臀部。

“我们这样聊天更舒服，你觉得呢？”

从十五岁那夜之后，我们没有这么亲近过。即使在帐篷里吃了致幻药，我们离得也比现在远。雷娜摸索到我的手，把它放在她的腰上。我感受到她腹部的起伏，又看到那红色的三角形和上面雪白的皮肤，看到她那有肌肉线条的腿和翘着的臀部。我感到自己的呼吸和她一样起伏，我在心里说，我们俩，曾是朋友。“朋友”，这个词让我突然一惊。

空气里凝固着沉默。我一动不敢动，不知如何处理升起的躁动，如何处理这样一个画面：几小时前男人们曾在这儿发泄，而现在两个年轻的女人躺在床上。

幸运的是，雷娜开始说话了。

“你不过是一个男人生活里的一段，然后，另一个，然后，都忘了。”

我把头靠在雷娜肩上。她胸口柔软，有点松垮，像没穿胸衣，可能真的没穿吧。

“脱上面的衣服要加钱，”她似乎明白我在想什么。“因为我上面怕冷，注意力集中的话，下面还好。”

她转向我，她这是带着劝说我的姿态吗？她适合做这件事，这让她很有安全感。她摸着我的脸颊，好像我仍然是小女孩。

因为我沉默，雷娜继续发表她的言论。

“得对你自己说这是一场戏，只不过每天和你排练的人不同。”

“那你当真的来演吗？”

“当真？演戏难道不就是要当真吗？当你表现得都不想演了，那才是在撒谎。”

我不确信我是否懂她的意思。雷娜给我举她一位客人的例子——他的怪癖，和她不可能的任务——她必须要演她演不了的东西。

确实，她知道自己在作弊。

雷娜说啊说，我觉得有时她似乎进入了一种内心模式。词语抚摸她大脑的内层，像火苗舔舐火炉的玻璃内壁。她的这些话不是特意对我说的，但有时她也会突然抬起眼睛，丢给我颇有洞见的一句，像是对她那些无形的顾客说话。

她在街上从来认不出他们，即使是熟客也认不出来。这些常年来每个月她都要见好几次的男人，就这样，被抽离出，变成最标准的陌生人。这既非矫情也不是自我保护的诡计，她确实每次遇见他们都以为是第一次，仿佛房间的装饰能吸走他们的样子，只要他们一经过门口就将他们吞噬。她可以确信的是她有过一个闻香草，教哲学的老师，一个跳着脱衣服的斯特拉斯堡来的水泥匠，还记得自己爬上一个青年残疾人的肩膀，但这些都是平常的过客。即使是那个每次都带着大衣——还小心翼翼地把大衣装在塑料袋里的人——她也说不清身材是高是矮，头发是褐色还是金色，她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她的客人不是无形的，而是……抽象的。

她自己也是如此。在这个小房间里，她也有将自己抽象起来，和像她的人叠加的时候。她会垂下眼睛问自己：是这个女孩在替我做吗？

我问雷娜，当自己的身体彻底暴露在未知中，她怎么能做到超然呢？对我来说，这是个谜。她对我解释说，最重要的就是善于伪装。伪装，不仅是外在的(服装，口红)，而是脑子里的，是内心的化妆。在关系中，她用各种办法让自己感到在别处。她在心里算账，想象着钞票。如果心情好，她会默诵兰波的诗，或者费德尔的独白，亚历山大体的。“亚历山大体，很有用的，有节奏感。”

雷娜看了看表，是时候交班了，另一个女孩会来接替她。

活着

记忆有这样一个奇怪的、表面上看似矛盾的特点。它勾勒回忆的边界而不是令其模糊。穿越怀旧的自然色彩，线条逐渐伸展，事物的大厦开始显现。于是，那些折叠、弄脏、划破的画面就互相补充、互相对应起来。

某一页的褶皱里藏着一个夜晚，在我们十五岁的那天。它对我来说远不仅仅是个谜，而是一口深不见底的井。是源泉，也是深渊，有恐惧，也有迷恋。

时光荏苒。雷娜的样子——每次浮现总是伴随她说话时声音的振动，让我泪流满面——变得不再那么清晰了。但几个月前，我又遇到她本人，我给她看我写的这篇东西，准确地说，是开头写我们友谊的那段。一个星期后的周日她打电话给我。她说读完了，很喜欢，感觉写的既是我们又不是，像是换了皮肤保留了内核那样。她约我在东站附近见面。傍晚，天气不错，她问我打算怎么写结局，说实话，我还一点想法也没有。就在玛让塔街的花店前，她突然说：“我知道你怎么写结尾了，把我写死了，这是唯一的办法，否则，你的东西就是四不像。”

让雷娜死？毫不犹豫地，我拒绝了这个念头，即使这是个好主意，但也未必真的是。绝不能拿这个开玩笑，这才是危险的火苗。

雷娜噘了噘嘴，我太熟悉她这个动作，“对谁危险呀。”

我对她说还有很多结束的方法，虽然不那么轰轰烈烈，但也很合适——比如用我昨天晚上做的梦……

“梦，什么梦？”

“我梦到我们在巴黎，还是在一起。天空下着雪，你递给了我一个雕刻在橡树木头上，很精致的8字。这个数字慢慢摇晃，横了过来，变成了无穷的符号。雪依旧在下，大片的雪花包裹了城市。”

雷娜停下来，思考着，花时间想象这个画面。“一个很大的数字8，”她低语道，“高高低低，铁轨影影绰绰，两个圆圈慢慢地旋转……雪，灼人的冷……我们说出的不是话语，而是白色的烟……嗯，可以，你可以这么结尾了。”

或者更简单，更普通。两个女孩一起向前走着，在巴黎的街道上，两个人，都好好地活着。

这才是最精彩的，不是吗？我们俩，都活着。

END

作者简介

玛丽·尼米耶(Marie Nimier，1957—)，法国作家。年轻时投身于歌词创作和舞台编剧，1985年起开始小说写作。处女作《美人鱼》即获得了法兰西学士院和作家协会的嘉奖，迄今已出版12部长篇小说，2部短篇小说集。她的作品中最负盛名的是回忆其父亲的自传体小说《沉默女王》。玛丽的父亲罗歇·尼米埃是法国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团体“轻骑兵”派的代表作家，提倡小说远离政治，反对萨特的“存在主义”。罗歇对家庭和女儿感情淡漠，在玛丽五岁时因车祸丧生。几十年后，玛丽终于有了勇气面对这段过去，遂写下《沉默女王》。她在书中表现出的客观坦诚的态度、细腻敏锐的自我意识、运用文字和意象的才华，使得这本书广受读者好评，并赢得了2004年的美第契文学奖。《密友》(les inséparables)是玛丽·尼米耶2008年创作的小说。讲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巴黎，两个在青葱岁月交好的女孩子历经岁月浮沉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