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超将军，湖北黄陂人，原沈阳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

1941年皖南事变时，时年28岁的叶超，担任新四军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

以下文字摘录于1981年叶超将军所著《悲壮的史诗——回忆皖南事变的经过》。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我作为新四军军部的作战科副科长，跟随叶挺军长等领导同志，经历了事变的整个过程。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总长白崇禧，给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新四军叶挺军长发来一个电报，史称“皓电”。

这个电报的主要内容，就是诬蔑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并强令在华中以及长江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撤到黄河以北地区。

这是蒋介石利用统一政令、统一军令的两根大棒，企图把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责任强加于我。并伺机制造摩擦，清除异己。

同时，蒋介石又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等部30万人马以及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部队准备在华中或江南向我进攻。

中央针对以上情况，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四人的名义，于1940年11月9日给何应钦、白崇禧发去一个电报作为回复。这个电报史称“佳电”。

“佳电”用大量事实说明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三年，坚持抗战，驳斥了国民党的造谣诬蔑，并拒绝撤出华中。

但是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我党也做了一些让步，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中央的这个决策，有利于谈判，有利于坚持更广泛的团结抗战，使我党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

新四军要撤出皖南，北渡长江的方针既然已经定了，那么摆在面前的就是走什么路线与什么时候走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

从皖南北渡长江的路线有两条：

其一、经过码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竹箦桥、水西地区(原江南指挥部所在地)，然后经苏南敌占区北渡长江至苏北。

其二、从铜陵、繁昌之间北渡长江至无为。

这第二条路，铜陵、繁昌之间的马头镇、孙家埠、毕家桥、竹箦桥均设有兵站，每一个兵站都有民运工作组，有一定的群众工作基础。

而且，这条路线又是经过顾祝同、上官云相同意的“合法”路线。皖南事变以前，我军有近二千名非战斗人员和大量物资，都是经过这条路线到苏南渡过长江的，基本上安全到达，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问题。

如果经这条路线走，从泾县云岭出发，大约要五至六天时间。

项英同志当时特别强调要防止国民党军队对我袭击的问题，总感到走这条路线不安全，所以犹豫不决，迟迟不作行动以至丧失时机。

第二条路线是军部与江北指挥部经常来往的一条路线。这条路线的最大优点，就是路程近，一天就可到铜陵、繁昌地区，第二天晚上就可以过江。

如果抓紧一点，拂晓就行军，到铜繁地区休息一下，晚上连续行军也可以过江。这就是说紧则一天，宽则两天，就可以渡过长江。

而且这一带沿长江两岸都是我们的地区，长江以南是三支队活动地区，长江以北是我们游击纵队孙仲德的活动地区。沿途除了日伪少量的封锁线外，都不经过国民党的防区，群众条件也较好，部队行动容易保密。

叶挺军长到长江以北视察部队工作，经常就是经过这条路线北渡。但是要在这条路线上作大部队的行动，要在一个晚上一下子过江几千人还没有这个经验。

因此，11月下旬军部曾派原总兵站站长张元寿同志率领参谋张云龙、周绍昆、唐炎等少数精干人员，带着电台、带着侦察分队去侦察、安排渡江工作。

他们在三支队和游击纵队的协助下，很快征集到近两百条船，有12个渡口可以同时起渡，一个晚上能渡7500人，对敌伪一般活动规律了解也比较清楚。

看到他们的这些报告，我们这些干参谋的，马上在地图上把行军路线标出来送给军首长看，叶挺军长看到这些情况，非常高兴，非常满意，指示我们，要迅速作好行动计划。

根据批准的行动计划，我们马上把行军命令、行军路线图都搞好了，只等军首长下决心，填上日期就行了。部队也整装待发，可以说走就走。

但是项英同志仍是犹豫不决，又是这情况，又是那情况，总是踌躇不前。

到了12月下旬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日寇在江面的巡逻汽艇增多了，有时还停在江中过夜，这在过去是没有发生过的。

与此同时，国民党李品仙的部队也有袭击我们的迹象。这就给项英同志增加了更多忧虑。

于是通过第二条路线北渡的时机又丧失了。

就在我军迟迟不动的时候，蒋介石于12月10日密令顾祝同不准新四军经苏南北渡。

12月下旬，顾祝同、上官云相调动40师、52师、62师、79师、108师、144师、新7师，总计7个师的部队对我形成了大包围之势。

中央一再电催我们早日北渡，刘少奇、陈毅、粟裕同志也一再来电建议尽快北移，李一氓同志也多次向项英同志建议尽早行动。但项英同志一直犹豫不决，反而电请中央指示行动方针。

党中央于12月26日复电，对项英同志作了严厉的批评：

“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

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

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中央严厉批评以后，新四军军分会才于12月28日作出了行动的决定。

当晚，副参谋长周子昆到我们作战科传达了军分会的决定：

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于1月4日从现地出发，经过茂林，然后经榔桥、宁国附近，再向北经十字铺到苏南溧阳竹箦桥地区，待机北渡。

周子昆副参谋长讲道：

“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我们要有打仗的准备，因此要把活动在铜、繁前线的三支队部、5团及新3团等部队，调回来一起行动。”

听了这个决定，我们都感到很突然，因为这个行动方案从来没有研究与讨论过。

对此我们虽然有些不同看法，但是我们相信这样大部队的战略行动，首长们已经长时间地作了深谋远虑，因此，大家仍积极地进行新的行动准备。

新定的行动路线，我们连这些地区的地图也没有，只好临时油印地图发给部队。

司令部原来对北渡的两个行动方案，做了将近两个月的准备，由于改变方向，都用不上了，临走时把这些材料烧了一大堆，真是前功尽弃。

实践证明，军分会的决定是错误的。不仅因为拖延了北渡时间在政治上造成被动，而且选择的行动路线，在军事上也处于不利地位。

正如中央对项英所犯错误之决定中指出：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之包围罗网。

当时，我们皖南的部队有9000多人，出发前作了政治动员和战斗编组，除军直机关部队外，编成三个纵队及军直属队。

第一纵队：辖老1团、新1团，约3000多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傅秋涛、副司令员赵凌波（后被俘叛变）、参谋长赵希仲（后被俘叛变）、政治部主任江渭清。

第二纵队：辖老3团、新3团，约2000多人，司令员周桂生（皖南事变中牺牲）、政治委员黄火星、副司令员冯达飞（皖南事变中被俘遭杀害）、参谋长谢忠良、政治部主任钟德胜。

第三纵队：辖5团和军特务团，约2000多人，司令员张正坤（皖南事变中被俘遭杀害）、政治委员胡荣（皖南事变中牺牲）、参谋长黄序周、政治部主任吴溪如。

军直属队及教导总队约1000多人。

总共9000多人的这三个纵队及军直属队的编组与干部的任命，都没有下达正式的书面命令，而是在事变发生前的一次会议上宣布的，再加上很快投入战斗，来不及传达，所以很多同志搞不清楚。

大家对部队的番号有各种各样的叫法，如称一纵队为一支队、二纵队为二支队、三纵队为三支队，实际上是一回事。

1941年1月4日晚上，皖南所有的部队分三路开始行动。

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由土塘到大康王附近地区集中，准备五日晚上通过球岭，向榔桥河地区前进。

二纵队为中央纵队，由北贡里到达凤村附近地区集中，准备五日晚上经高坦、丕岭向星潭前进，军直属队及教导总队在二纵队后面行进，军部机关驻潘村。

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纵队部率5团到达茂林附近地区集中，特务团于1月4日晚到铜山地区集中，并前出占领樵山、大麻岭，佯攻太平。

这样一个态势，目的是使敌人产生错觉，以为我们要向黄山、太平地区前进。

当晚，叶挺、项英等领导同志随同军部机关一起行动。跟随机关一起行动的，还有当时东南局的副书记饶漱石。

部队行至青弋江边，各路纵队都准备通过章家渡的浮桥渡河。因连日下雨，河水猛涨，水位已升高一尺多，河床宽了，原来用美孚火油桶架的浮桥就短了。

只好临时又在桥的两头接了一段，部队通过时，因为过于拥挤仅过千余人，浮桥即断开，部队只好在河中涉水而过，当时比较混乱，行军速度非常缓慢。

第一天的行军很不顺当，从云岭到茂林只有40华里，但军部却在1月5日天明后才到达茂林以南的潘村驻地。各部队的掉队人员也很多，直到5日下午15时，才全部到达位置，且都非常疲劳，被迫休息了一天。

1月6日下午，军首长召集各纵队首长会议，决定以一纵队全部出球岭，二纵队出丕岭，军直属队（包括教导总队）随二纵队行进，三纵队（欠5团）出高岭，5团留下，为全军殿后。

并决定1月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通过各岭，正午前到达榔桥、星潭地区。

由于部队的实际行动时间比原定开进的行动计划延迟了一天，这就给敌人增加了一天的准备时间。

敌人对我军的合围计划更周密了，前进路上原来没有敌人，现在也有敌人封锁了，丕岭、球岭这些地方就是如此，这就增加了我们的困难。

1941年1月6日黄昏，我军各纵队按照计划行动，继续向星潭、榔桥方向前进。途中遇到敌40师、52师的阻击，皖南事变的枪声就在这时打响了。

我们的作战行动开始时还是比较顺利的，各部队在7日拂晓前都攻下了各山岭。

二纵队通过丕岭时，遭敌人一个连阻击，被我前卫部队击退。军部紧接着二纵队的后边行动，7日上午10时也通过了丕岭，在丕岭山脚下的几间茅屋里休息。

这个时候，二纵队前面的部队向丕岭以东前进，已到星潭附近。星潭外围的几个高地为敌40师部队所控制，我前进受阻，打得很激烈。

前面在打，后面的部队就停下来了，军部也就停在丕岭的山脚下面。我是作战参谋，对前面的情况必须要掌握，就带着一个通信员到前面了解战况。

我正在查问情况时，周子昆副参谋长也来了，随后叶挺军长也来了，他们都到前面来观察战况。

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按照通常的指挥原则，军长到哪里，哪里就是指挥所，马上就可以根据情况下达决心，实施指挥。

但在当时有个特殊情况，因为项英同志的公开职务是副军长，实际上却是政治委员，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实权由他掌握，叶挺军长在当时不好定下什么决心。

所以周子昆副参谋长就说：“是不是回去跟项副军长把情况研究一下，看怎么个搞法？”

叶挺军长只好说声好吧，就回到丕岭山下那几间草棚子里，跟项英同志商量。

在这个时候各路纵队的展开情况怎样呢？

一纵队电台不通，情况不明。据事后调查他们通过球岭以后，已越过坑口的小河，后续部队被敌40师118团伏击，受了一些损失。

三纵队特务团占领高岭后，向星潭前进，一路很顺利，沿途把一些阻击的敌人都击溃了。到下午14时，距离星潭还有15华里。

二纵队占领丕岭以后，即向星潭猛追，受到星潭之敌的阻击。

守备星潭敌之40师，虽战斗力较强，但据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获悉，人数并不多，仅仅是120团的两个营。

当时只要我有一个营右边抄袭一下，很快就可以拿下来。

叶挺军长的决心是要3团的一个营出击，另外再从后面调5团的一个营从侧面迂回一下，坚决把星潭打下来。

但是项英同志不赞成这个方案，他强调我们的部队向来不打硬仗，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硬拚恐怕不行。

项英同志是担心攻不下星潭，我们的处境就困难了。

就是在打星潭还是不打星潭这个问题上，决心定不下来，议了好久，没有结论。大家都很关心军首长的决心，司、政、后机关的不少干部都跑到军首长开会的这间草屋内来打听消息。

在当时情况下，这仅是一个战术问题，不是一个战略问题，战时情况瞬息万变，不允许拖延。我们参谋人员和作战科长李志高拥护军长的意见，要坚决打出去。

项英同志却又一直犹豫不决，大约从下午15时讨论到夜里22时，还是举棋不定，也没有给部队下达任何指示。

叶挺军长实在无法忍耐了，气愤地说：

“时间就是胜利，不能够犹豫不决，不能够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心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最后项英同志决定：不打星潭，大部队后撤回到丕岭以西，命令5团控制高岭，准备出太平。

这样，原计划各路纵队于星潭会合的整个部署被打乱了，部队的士气也受到挫伤，指挥员们也议论纷纷。

丕岭山下7个小时的会议，不仅丧失时间，贻误战机，而且下达了一个错误的决心，带来了不堪设想的后果。

1941年1月7日夜，军部回到丕岭以西的里潭仓。里潭仓是山谷中的一个小村子，只有几间东倒西歪的茅屋。

从这里向东可出丕岭，向南和东南可出高岭、濂岭，向西可出高坦抵达茂林，是山谷中必经的交通要道。

军部到达里潭仓时，已是1月8日凌晨两三点钟了，决定在此宿营，实际是露营，除军首长以及作战和机要部门等住进几间茅屋外，其余人员都在山坡上的树林里休息。

1月8日，因起得晚，吃过早饭已近中午了，就向高岭前进。部队向南开动，大约行军两三小时，在岔道口错误地向濂岭开进。

此时特务团已撤回濂岭，与敌79师正对峙中。正在全体向后转，返回岔道口，改向高岭进发时，又获悉敌79师另一部正向高岭攻击前进，与我5团交上了火。

不得已，军部又只好折返里潭仓宿营。

原计划各路纵队于榔桥、星潭地区会合，没有能够实现。出高岭又为敌所阻，大部队如此辗转反复，时而向东南方向行动，时而向西北方向行动，在山谷中来回折腾，打乱了行军部署，部队十分疲劳。

当晚部队正在里潭仓一带宿营，大约在夜间八九点钟的时候，得到一个情报：

“上官云相命令国民党部队紧缩包围圈，调144师由茂林进占高坦，堵我后路合围，以收夹击之效，企图将我军消灭于山区。”

军首长立刻研究了一下，项英同志决定马上集合部队出发，抢先于敌，经高坦、茂林方向突围，仍由铜陵、繁昌之间北渡。

到这个时候才下这个决心，为时已晚了！

时间仓促，马上就决定走，这样就前卫变成后卫，后卫变成前卫，并非战斗部队的教导总队由拖后变成了前锋，反而成为了攻击箭头。

各部出发时，周子昆副参谋长要我留在原地，组织后续战斗部队马上出发，并把他的一匹乘马留下给我，要我完成任务后，骑马赶上去。

首长们走后，我就留下来组织后续部队，把3团的队伍赶快调上去，把教导总队换下来，让教导总队打前锋很是令人担心。

山区的路很窄，后面的部队要想超越前面部队就很困难了。

我带领后面的这些战斗部队向前边赶，路堵塞了，走不动，我就让沿途的机关部队靠边让路，让战斗部队先过。

当我赶到高坦的时候，天还在下雨，天时地利我们都不占，大家都站在那里淋着雨。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首长也都站在那里淋雨。

我赶紧下马，向他们汇报战斗部队上来的情况，说明现在通过的就是3团的部队。

这个时候，茂林方向的枪声很密。3位首长都没有什么指示，也没有说到底怎么办？

我问了周围的同志，得知叶挺军长在离此约100米处徐家祠堂里休息，没有跟项英他们几个首长在一起。

高坦村子里有两个祠堂，一是徐家，一是汪家，在高坦战斗中，叶挺军长是在徐家祠堂活动，不是汪家祠堂。徐家祠堂已在1964年倒塌，现在只剩断壁残墙。

我向周子昆副参谋长提了个意见，建议军首长们在一起研究一下怎么办？

我的意思是军长在那边祠堂里，是不是到那边一起研究一下。

周子昆副参谋长却叫我去请军长到这里来。

于是我就到了军长那里，我去以后，向叶挺军长汇报了情况，并说明项英等几位首长就在路边，是不是过去一下，首长们在一块研究一下怎么办？

叶挺军长很无奈地说道：“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只有坚决地打出去！”

我只好说先去查一下情况再向军长报告。

我回到刚才项英几位首长原来站的地方，没见着他们，前后左右到处找，也没有找到，问了一些同志也都说没有见到。

我只好又回到叶挺军长那里，把部队现在的情况说了一下，同时也把找不到项英等几位首长的情况说了一下。

叶挺军长听完，没有说话。

接着，参谋处长张元寿（这是军部到茂林后宣布的职务）、作战科长李志高，还有一些科长、参谋，以及后勤的有些科以上干部都陆陆续续地都到祠堂里来了，约有半屋子人。

开始，大家小声地嘀咕，后来就大声地议开了，自发地讨论起怎么突围的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

叶挺军长一言不发，实际他是在倾听大家的意见。后来他站起来了，说道：

“大家的意见很好，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军部是有责任的，但是现在不是争论是非的时候。只要大家有信心，团结一致，发扬勇敢顽强的精神，我们一定能打退敌人的进攻，突出重围，没有什么可怕的。”

他讲完这番话，马上要司令部迅速查明情况，到底敌人在哪些地方我们的部队占领了哪些地方，向他作报告。

然后叶挺军长派人把东南局副书记、军分会委员饶漱石，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以及二纵队的领导都请来，说明情况，表示了打退敌人进攻、突出重围的决心，得到了大家的热烈拥护。

1941年1月9日，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司令部的同志陆续将查明的敌情，向军长作了汇报。军长决定立即调动教导总队增援3团作战。

这个时候，军长把一些情况向职务较高的干部们讲了。

天大亮时，余立金同志把我军在高坦附近的人员，主要是教导部队、军直属队的人员，还有一些其他单位的人员集合起来，请军长讲话。

叶挺军长说道：

“国民党卑鄙无耻，他们不打鬼子，反而来阻止我们北渡长江。现在是我们每个人献身革命的时候到了，让我们为革命、为无产阶级流尽最后一滴血。”

叶挺军长还特别严肃地对大家说：

“同志们，如果我叶挺临阵脱逃，你们可以随时把我枪毙。”

接着，余立金同志作了补充动员，着重强调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要在叶军长的领导下，坚决地打退敌人的进攻，突出重围。

最后大家高呼口号：团结在叶军长的周围！拥护叶军长的领导！坚决服从叶军长的指挥！打退敌人的进攻！

部队的士气一下子振作了起来。

这时，电台已经架设起来，叶挺军长马上向中央报告了我们的处境。军长选择了高坦徐家祠堂北面的高地蛇山，设立了指挥所，亲自指挥作战，表现了镇定、沉着、勇敢、顽强的精神。

他站立在高地上，一面观察情况，一面指挥作战，及时下达各种命令。有时流弹从他头上飞过，他也若无其事。

当敌人向我们发射迫击炮时，他想到我们还有两门迫击炮，便叫人把迫击炮架起来，炮弹有几发打几发，打完了就埋掉。

这几发炮弹，很准确地在敌人的阵地上爆炸了，摧毁了敌人的机枪阵地，压制了敌人火力。

敌人见我们用炮了，很恐惧。我们的部队在冲击时打得更勇敢，茂林的敌人被打回去了。经过一天的激战，敌144师退守茂林，不敢再出来。

这天黄昏前，叶挺军长和我们一起回到徐家祠堂，当时还有参谋处长张元寿、作战科长李志高等。

根据敌我态势，敌人被击退后龟缩茂林，夜间不敢向我进攻。我军也由于连日行军作战，相当疲劳，攻下茂林也很困难。

因此，叶挺军长决定甩开茂林之敌，带领3团、教导总队，以及军直部队向东北方向开进，准备沿东流山麓经石井坑、大康王，于泾县、丁家渡之间渡过青弋江至孤峰，仍打算由铜陵、繁昌地区北渡长江。

1941年1月9日黄昏，部队撤出阵地，离开高坦，向东北方向开进。为了避免敌人的袭击，我们沿途连马也不能骑了。

后来，听到了枪声，先是听到远处有枪声，接着是到处打枪。天黑，不知道是谁打枪，以为是发现了敌人，但又不知道敌人在哪里。

拂晓时，部队才走到石井坑。从高坦到石井坑只十来华里，整整走了一夜，人累得要死，大家都走不动了，暂时坐在山坡上休息。

我就向沟里的来往人员了解情况，都是一些非建制单位，各部分的人员都有，谁也说不清情况。

忽然碰到了二纵队副司令冯达飞同志，我请求他，军长走不动，怎么办？

他说现在只能赶快上山，不能在这里停留，我给你几个大个子，把军长背上山。

我再往前去又碰上了原来老3团1营的号手张有利同志，我们很熟悉。我说，你赶紧用号给我问问周围的部队都是哪些单位。

一通号声过后，我心里有数了，晚间乱打枪，部队搞得那样乱，其实都是自己人，完全是一场误会。

1月10日上午七八点钟，我看到从沟里面出来一支部队，比较整齐，经过石井坑向北走，我走过去问他们是哪个部队，他们说是第5团。

我马上找到了他们的团长徐锦树、参谋长梁金华，他们告诉我，这个团还没有打过什么大仗，部队基本是齐装满员，建制是完整的。

我说，你们暂停休息一下，军长在这里，待向军长报告，看有什么任务给你们。

说完，我就转身去向军长报告号手联络提供的情况和5团的情况。

军长听了很高兴，当即下达了三条指示：

第一、要5团占领石井坑周围的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坚守，掩护部队休整。

第二、通知各单位就地收容失散人员，进行整顿，恢复体力。

第三、通知政治部协同后勤部尽全力与地方取得联系，购买牛、羊、猪和粮食，使部队吃一次好饭，改善一下生活。

确实这几天以来，战士们吃不上，睡不上，非常疲劳，太需要补充体力了。

石井坑，四周被一片大山包围着，东西四、五里，南北七、八里，北口的两侧一边是狮形山，一边是象形山，沟里只有几个零散的村子，百多户人家。

行军路线上本来只是经过这里，现在被迫在这里宿营。

1月10日下午，失踪的项英等几位首长陆陆续续地回来了，与叶挺军长、饶漱石见了面。叶挺军长的指挥所设在石井坑北口狮形山下的民房里。

此前，中央已经发来电报明确指示：

“望你们转告全体党员，完全服从叶军长及东南局与军分会委员饶漱石之指挥，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

叶挺军长在指挥部队的同时，对我们参谋工作很不满意。部队一搞就散摊，一打就失掉指挥，原因固然很多，但司令部工作不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到了石井坑，司令部就没有人了，都打散了。

所以当天晚上，周子昆副参谋长根据军长指示，召集司令部人员开了一个会。

周子昆副参谋长在会上宣布了新的干部任免：

“任命李志高为作战科长、任命叶超为作战科副科长、任命陈铁军为侦察科长、任命杨帆为侦察科副科长、任命胡立教为通信科长、任命曹丹辉为通信科副科长……”

这样一来，就加强了司令部的组织建设。随军部机关行动的重庆办事处主任肖正岗同志、上饶办事处主任金魁同志也分配到作战科工作。

大家把职责明确了一下，重新部署了工作，这是从云岭出发以来，司令部第一次召开的比较象样的会议。

经过1月10日这一天的收容整顿，全军还有5000人左右，这些部队集中起来经过组织整理以后，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恢复，当即调整了守备部队的任务。

1月11日、12日两天，敌人虽向我发起两次总攻，但均被我击退，还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

叶挺、项英等首长们终于又聚在一起开会了，研究的内容我不清楚，后来知道会议讨论了整个作战问题。

当时叶挺军长是坚决主张守，甚至有“创造第二个黄花岗”的想法。

叶挺军长在1月11日发给中央的电报中有“决心固守一拚，以赎其过”一语。

但敌人采取的是分进合围的战法，经过10日、11日、12日这三天的战斗，敌人已基本完成了前堵后截、四面包围的作战意图。而我们想要把整个部队一起带出去是做不到的，长期坚守也是没有条件的。

1月13日，敌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命令所属部队，对我军发起总攻。

上午无大的战斗。下午，敌人开始第3次总攻时，5团在东流山的阵地被敌占领，伤亡甚重，阵地全部动摇，虽经竭力争夺，也未能夺回。

同时，我特务团的阵地也被敌40师前出薄刀岭的部队突破，于是进入混战状态。

黄昏时，周围的曳光弹特别多，流弹纷飞，四面八方向石井坑这个地方发起攻击。

在这个情况下，军首长们经过研究，决定分两路突围：叶挺、饶漱石为一路。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为一路。

其余各部队向四面八方分散突围，总的目标一个是苏南，一个是经铜陵、繁昌到皖中，以尽可能保存更多的骨干和有生力量，“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

军首长分散突围的命令下达以后，全线都向外冲出去了。

我是被分配跟项英一路的，军机关开始突围时，都很自然地跟着军首长一路走。我感到这样不行，人太多，目标大，不易突出去。

我建议大家，不要只走一路，走一路谁也突不出去，可是谁也不听。我想，能拉开距离，也有利于突出去，于是我就坐下来，让大家先走，自己等会儿再走，可是，这一坐下来就睡着了。

当我惊醒时，前面一个人也没有了。幸好这时侦察科长陈铁军同志赶上来了，他因为气管炎病犯了，走得慢，掉队了。于是我俩一起往石井坑的后山上走。

后来知道这个山叫石山，最高峰叫火云尖，高811.8公尺，很陡，人和坡几乎是九十度的直角，爬了上去就走不下来。

我们只好把脚展开，坐着往下滑，慢慢滑到一条山沟边，天已经亮了，我们做了最坏的打算，把所有的文件地图撕碎埋了。

再往下走，到了西坑，听到前边有人声，一看是自己人，叶挺军长也在这里，于是我们又会合了。由于敌人的封锁，地形的限制，一时也突不出去。

随后，饶漱石和余立金，以及不少失散的同志也都来到了西坑，共有好几百人。只见余立金同志，背着一把大刀来回跑，想把部队组织起来，我也协助他进行，但未能组织起来。

西坑是一条又长又狭的山谷，没有人家。北面那个口子，教导总队一部与敌108师形成对峙。

敌108师过去与我们新四军的关系还算比较友好的，于是就有人提议去谈判。可是在这样一个小沟沟里面，周围都是敌人，我们有什么谈判的资本呢？

叶挺军长坐在一个小树林里面，身边的参谋、警卫员们个个默默无言。

我去见军长，敬了个礼，把余立金组织部队的情况，简单做了汇报，之后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陷入了苦苦沉思。

今天是1月14日，从1月4日晚上皖南所有的部队分三路从云岭出发，到现在已整整10天了，这10天中的变化是多大啊！

敌人在数量上占着绝对优势，天时地理也对我非常不利，连续阴雨增加了我们行动的困难，山势陡峭，狭路崎岖，部队的机动受到很大的限制。

更重要的是前期在决策指挥上的犹豫不决，使我们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如今，我们被困于西坑，虽然还有四、五百人，但敌人已扎紧袋口，我们已濒临绝境了。

但是，我们不能束手待毙等着当俘虏。应该趁天黑之机，分成三五人的小股，从敌人的间隙中突出去。

我想给叶挺军长提这个建议，看他坐在山坡上心情很沉重，就开不了口。

叶挺军长是“北伐名将”，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正式成立时，我就随着他在军部做参谋工作，整整3年了，但我还是不敢轻易在首长面前讲话。

我跟陈铁军同志商量后，向饶漱石提了这个建议。饶漱石表示同意，但认为要去和军长商议一下，让我们等消息。

可是，我们等了很长时间，快黄昏了，饶漱石也没来，也没有任何命令传达下来。陈铁军说要过去看看情况，这一去就和我也失掉了联络。

我却碰上了作战科的两个参谋，一个叫王守智，一个叫刘述辉。刘述辉经历过3年游击战争，对打游击很有经验，他说可以突出去，要我下决心，不然，要当俘虏了。

我说，那好吧，我们走。我们走后不久，敌人都下山来了。

后来听说，叶挺军长下山谈判被敌人扣了。项英副军长和其他几位首长都遇害了。

我永远记得，这一天是1941年1月14日。

1941年2月15日上午，我和通信科长胡立教、侦察科副科长杨帆两位同志到达苏北东台我军1师师部，见到了陈毅代军长和粟裕同志。

当天下午，我们三人向陈毅、粟裕二位首长汇报了皖南事变经过的详细情况。他们让我们休息一晚，明天去盐城。

2月16日，将近黄昏的时候，我们到了盐城。赖传珠参谋长派人要我和胡立教同志立即到军部去向少奇同志汇报。

这天晚上，我们汇报得很详细，少奇同志也问得很具体，有很多插话，作了很多分析。

他谈了皖南事变的教训，主要是没有按中央的指示，深入敌后，举起民族抗日的旗帜，求得发展壮大，被统一战线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他说，在皖南的弹丸之地守株待兔，守了三年，没有守到兔子，结果守来了一个老虎，反而把自己吃掉了。

他说，对皖南事变的经过情况，我们原先有一些大概的了解，没有你们汇报得这样详细。你们两人是皖南突围到达新军部的第一批同志，也是最清楚情况的同志，中央很需要这方面的材料。

我们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代中原局起草了一个电报，把皖南事变经过的详细情况报告了中央。

我们写的这份报告，现在已经成为历史档案了，一直珍存在国家档案馆里作为党史军史的重要原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