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修厂卷帘门咯吱作响，我蹲在举升机底下拧最后一颗螺丝，后背的油渍在工装裤上洇出地图。手机在工具箱里震了五分钟——那台全市4S店都判了死刑的进口发动机，到底被我这个初中辍学生救活了。

老板夹着鳄鱼皮包进来时，我正在给徒弟示范怎么调气门间隙。他皮鞋尖踢了踢满地油桶：“老杨，集团要给你涨六千。”金链子在领口若隐若现，“不过王师傅那个组…车间的开支你懂的。”

我盯着墙上泛黄的奖状，那是八年前暴雨夜抢修救护车时得的。王师傅蹲在车间门口啃馒头，他教我认活塞环缺口那会儿，总把咸菜疙瘩分我一半：“修车跟做人一样，差半毫米都得出大事。”上月他刚把养老钱借给癌症晚期的老伴。

深夜的修车铺，手电筒光晕里飘着徒弟的鼾声。手机屏亮着老婆的微信：“闺女重点班赞助费该交了。”对面洗脚城霓虹灯透过裂缝的玻璃，在工具箱上投出妖异的红。

第二天晨会，老板把合同拍在满是划痕的办公桌上：“全城汽修厂你打听打听，这数够养两个小工！”我掏出辞职信时，他手里盘着的核桃突然不转了。“我想跟王师傅学学…怎么腌咸菜。”车间里砂轮机的尖啸突然格外刺耳。

现在我和王师傅在城中村支了个摊，招牌是拿汽车废料焊的。前东家的奔驰拖车三天两头往这跑——新招的大学生技师，连正时皮带都装反。王师傅总爱跟客人念叨：“现在修车的不摸机油改摸键盘，能不出事？”

当涨工资变成捅兄弟的刀，你是接钱还是掀桌？要是你，敢不敢用闺女学费换一句“对得起良心”？评论区等你的硬气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