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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战役后，西藏地方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

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成立，西藏统治集团内部开始急剧分化，摄政达扎下台，喇嘛亲政，西藏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增加了。

昌都地区解放前包括波密和三十九族地区（丁青地区）在内的28个宗(县)。昌都战役期间，解放了以昌都为中心的东部15个宗。

昌都地区上层人士和人民群众从进藏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中，逐步认识到人民解放军不同于清朝、民国政府军队和藏军，是为藏族人民服务的军队。

在昌都战役之前，中共西藏工委在甘孜即作出决定，为了给西藏地方当局留有余地，争取他们派出和谈代表，根据当时昌都地区的实际情况和中央对西藏的方针，还不能立即建立新的人民民主政权，只能通过与当地土司头人、官员和僧俗各阶层人士，协商成立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

昌都工委成立后，即开始向各宗派出军事代表，有步骤地开始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组织筹备工作。

1951年1月1日，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简称昌都地区解委会）正式成立。

之后，昌都地区12个宗(相当于县)的解放委员会也相继成立。

昌都地区解委会是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过渡性政权机关，受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后改称国务院)直接领导。

昌都地区解委会既不同于旧的昌都总管府，也不是内地的人民民主专政新政权，它的成立实际上是西藏两种性质政权并存的开始。

藏军主力的被歼，昌都地区的解放，对西藏地方当局和僧俗人民震动很大。

是响应中央号召立即派代表进京和谈，还是继续依靠帝国主义进行“西藏独立”活动，拒绝和谈？这个问题十分紧迫地摆在西藏地方当局面前。拉萨各阶层人士、官员也议论纷纷，人心动荡不安。

1950年10月20日、25日，西藏上层统治集团接连召开有高级官员和三大寺堪布参加的会议，商讨对策。会上意见分歧，争论激烈。原不赞成打仗的人追究代表团未能去北京谈判的责任，认为中央提出的“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由中央管理西藏对外事务”“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三条原则：至少前两条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承认这两条，“根本不危及大教主DALAI喇嘛的尊严，不危害与削弱西藏佛国独立自主的继续掌握、维持与发展政教”，建议另派代表去昌都同人民解放军谈判。

另一些人认为拉萨已“危在旦夕”，“事态已发展成了难以收拾的地步，再赴汉区不仅名利两损，丢失土地之外，很难与共产党政府达成和解”，建议“采取有力措施，阻拦解放军开赴拉萨”，并请“大教主立即离开拉萨往赴别土”。

他们企望着印度政府的“调停”和联合国的干涉，所以主张调整防务，负隅顽抗，同时DALAI 喇嘛出走，藏政府外迁(在此之前两三个月，一些官员已将贵重财物运往印度噶伦堡等地)。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会议未能做出决策。

遇有重大问题难以决定时，就求“神”决断。

这是西藏统治集团解决复杂政治问题的一种方式。10月26日，西藏地方当局把乃琼、噶东两位神汉请到罗布林卡DALAI喇嘛的寝宫降神。问卜的结果是要DALAI喇嘛亲自主持政务，才能消除灾难，维护政教昌隆。

这样，摄政达扎不得不辞职下台，当时只有16岁、还不到执政年龄的第十四世DALAI喇嘛，提前于1950年11月17日（藏历铁虎年十月八日）亲政。

摄政达扎下台，表面是“神意”，实质是民意的反映。昌都战役失败后，震惊之余，人们开始公开指责摄政达扎措施失当，并在布达拉宫前贴出揭帖要求达扎下台，在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相互责难的情况。西藏上层的政治分化使摄政达扎陷入政治危机，在奥论的压力下，摄政达扎被迫辞职。

昌都战役的胜利，不但震动了西藏和全国，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印、美等一直不希望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昌都战役引发了他们的又一轮反动叫嚣。

昌都战役后，印度领导人在命令驻藏各机构不得撤出和继续向西藏秘密提供武器援助的同时，对中国发起了一场外交攻势。

10月21日、28日和11月1日，印度政府三次照会中国政府，对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表示抗议，而且措辞一次比一次更强烈，声称：

“中国军队入侵西藏，不得不被人认为是可悲叹的”，还威胁说：“将会引起严重后果”，“已经影响到印度与中国的友谊”，并要求保留其在西藏的种种特权。

对印度对中国内政的“置喙”，中国政府坚决回击。

10月22日、28日，毛泽东两次批示在主权问题上要持强硬的立场。

他指出：

“西藏为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10月30日、11月16日中国政府复照印度，郑重重申：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这是中国的既定方针，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问题，不容任何外国干预。有关中印两国在西藏的商业、文化关系只能通过双方正常外交途径解决。

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解放西藏是不容干涉的》社论，指出：

“印度政府企图把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的行动和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愿望对立起来，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事实上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不但不能妨碍人民解放军的进军，而且必须以和平接受人民解放军进军为条件”。

为了向中国施加压力，在外交干预的同时，印度政府还增兵边境，侵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

美国操纵国际舆论，大肆诬蔑中国“侵略”西藏。

11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诬蔑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行动是“侵略”，并说：“美国认为这是一件最不幸最严重的事件”。

摄政达扎的下台，标志着西藏分裂主义势力遭到一定的挫折。

但西藏分裂势力仍然掌控着西藏地方政府实权，他们并不准备认真同中央谈判，而是继续将希望寄托在国外干涉上。

特别是当他们得知在几个月前，联合国组织就曾救援过朝鲜，于是他们开始努力争取外部世界特别是联合国的支持。

10月下旬，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刚跨过鸭绿江，西藏地方当局便开始同印度政府磋商联合国向西藏提供援助的可能性。

11月7日，西藏地方当局指令夏格巴向联合国秘书长送交了西藏的呼吁书，提出把“西藏问题托付给联合国作最后裁决”。

这份呼吁书于11月13日送达联合国。

收到上述呼吁书之后，联合国秘书长作出决定：

由于西藏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并且这封电报是由西藏境外的一个代表团发来的，而不是西藏政府直接发来的，因此他们只是例行公事，把他们所收到的这份公函当作非官方机构的电函归类记录了。但是，他们却把呼吁书的副本非正式地散发给了“安理会”的各位代表。

联合国秘书长还说，除非有一名“安理会”成员提出请求，或者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要求将西藏的呼吁书提上“安理会”的议事日程，否则就不会把西藏的这封电函作为“安理会”文件予以签发。

15日，美国策动中美洲的萨尔瓦多政府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西藏问题”提案。

对此，《人民日报》在11月22日发表的短评中，严厉斥责美国侵犯中国主权的阴谋。

短评指出：

“西藏一向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美国指使萨尔瓦多提出干涉西藏的提案，是露骨地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是完全违反联合国宪章的。”

萨尔瓦多政府的提案在联合国辩论中遭到多数国家的冷落，联大总务委员会决定延期审理此案。所谓“西藏问题”提案即被搁置起来。西藏地方当局第一次向联合国呼吁求援的活动以失败告终。

向联合国求援失败后，12月17日，拉萨再次召开了官员大会，决定一面派代表去昌都，并与阿沛·阿旺晋美一道，以谈判之名向解放军进行试探，行缓兵之计；一面由DALAI喇嘛携主要官员前去亚东，坐观形势的变化，必要时逃往印度，企图重演40年前十三世DALAI喇嘛的故伎。

19日，DALAI喇嘛指定孜本鲁康娃·泽旺饶登、大堪布本珠仓·洛桑扎西为司曹（代理摄政），留守拉萨，维持日常工作，称为拉萨噶厦；DALAI喇嘛则率领索康等30余名官员离开拉萨，出走亚东，称为亚东噶厦。

1951年1月2日，DALAI一行到达西藏西南的边境重镇亚东。自此，西藏地方政府分为拉萨噶厦和亚东噶厦两部分。

在DALAI喇嘛一行离开拉萨前夕，西藏地方当局指令藏军将各寺庙的金银珠宝和藏政府的库存金银全部用驮畜运往锡金，以备外逃之用。

这批西藏财宝，共征用驮畜1000多头（每头驮55公斤左右)，其中40驮是金子，600驮是银子，其余的驮子是有数百年历史的银质藏币。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后，DALAI喇嘛返回拉萨，而这批金银财宝却被转移到印度，一直没有运回西藏。1959年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全面叛乱后，这批财宝被DALAI集团用来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

DALAI喇嘛离开拉萨，引起了广大僧俗群众的忧虑，三大寺曾派代表请求DALAI喇嘛返回拉萨。上层人士中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DALAI出走，主张同中央谈判解决西藏问题。

早在1950年初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亲善使团”去国外表明“独立”的同时，还派出另一代表团，前往印度，“寻找共产党官员说明或了解情况”。

这个代表团由堪穷土登杰波、孜本夏格巴二人率领，实际起作用的是孜本夏格巴。

噶厦派出这一使团寻求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协商谈判，但不同意把谈判地点设在内地，而是在汉藏交界的某个地点，请求共产党派一名代表到附近的中立区（如香港）商谈汉藏关系。

噶厦指令夏格巴使团与中央政府商谈四个议题：

“（1）西藏政府‘外交局’致毛泽东的那封没有得到答复的信；（2）从西宁和北京发出的气势汹汹的无线电声明；（3）获得西藏的领土完整不会遭践踏的担保：（4）告诉中国政府：西藏政府和人民不会容忍对DALAI喇嘛统治的连续性进行干涉的任何行为，他们将保持和维护自己的独立地位。”

带着这样的指令，土登杰波、夏格巴使团于1950年2月离藏，3月初抵达印度噶伦堡。

抵印后，土登杰波、夏格巴使团于3月15日、4月10日两次致信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要求派代表赴香港谈判相互关系问题，同时请求印度政府向西藏代表团提供前往香港所需的外汇和访问者的签证，准备6月4日乘飞机由噶伦堡前往香港。

印度政府认为：“如果汉藏谈判在印度举行，就能密切注意谈判的动向，”因而直截了当地建议西藏代表团同即将前来赴任的中国新任驻印度大使在印度谈判。

英国政府当时奉行的对藏政策是“在同西藏打交道时紧跟在印度的后面”，再加上1947年夏格巴曾率西藏“商务代表团”赴英、美等国活动过，途经香港时，给英国驻香港总督葛量洪留下了“很滑头”的深刻印象，葛量洪随即报告了英国政府，不赞成其在香港谈判。

英国政府认为：

“我们一贯奉行的方针是，西藏事务现在主要是印度政府关心的事情，他们不希望西藏代表团前往香港。毫无疑问，印度政府所持的观点是，中国实际上会拒绝在香港与西藏代表团举行谈判，他们将会要求西藏人到北京去，到头来西藏代表团就会失去行动自由。因此，看上去西藏代表团要么留在印度，等待中国驻印度大使到来之后同他进行谈判，要么就到中国本部去谈判。正如印度政府的想法一样，选择前者会更好些。”

所以，英国当局支持印度政府的想法，认为西藏地方代表团与中国中央代表在印度举行谈判比去香港谈判更为合意。

据此，英方于6月4日阻止了夏格巴等人登上前往香港的飞机。

当最初印度政府建议西藏代表团将计划中的谈判地点由香港改为印度时，夏格巴曾把这一情况电告了西藏地方政府，可是得到的指示是，要他们仍按原计划前往香港。

现在，英国人拒绝他们进入香港，夏格巴等确信，他们已经没有希望被允许去香港了。

6月17日，他们通知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同意在德里举行谈判。

6月18日，西藏代表团离开新德里前往加尔各答，随后又到了噶伦堡，在此等待北京方面的回话，以弄清中央是否同意接受在德里举行谈判这一方案。如果他们接受这一方案，西藏代表团就得等待中国大使到达印度。这样，夏格巴等人他们在德里待了近10天。

接到夏格巴等人要求中央派代表赴香港谈判的信后，5月24日，毛泽东主席指示周恩来：“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明确了处理西藏问题的立场。

5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奉命给夏格巴等人复函：

“中央人民政府很关心西藏情况，欢迎你们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前来北京商谈有关西藏地方和平解放的问题。因此你们的代表团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谈西藏地方事件的代表团，不能称为西藏派赴中国外交代表团，谈判的地点必须在北京，不能在香港。”

这封复函针对来函中夏格巴等俨然以西藏派赴中国之外交代表团自居，严肃指出该使团只能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团，强调了西藏地方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隶属关系。

从复函中可以看出，中央的态度非常明确，即谈判地点只能在北京。

当然，鉴于夏格巴等人确实面临英印的阻拦，中央也采取了一些变通的方法，决定由驻印代办申健、大使袁仲贤等中国驻印使馆人员在印度与其先期接触，举行预备会谈，然后再在北京举行最终会谈。

1950年7月下旬，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申健到达新德里。中央原拟等驻印大使袁仲贤到印度后，再约见西藏代表团商谈到北京谈判事宜，但袁仲贤须9月14日方抵达加尔各答，而中央希望西藏代表团9月中旬抵达北京谈判，这样势必太晚。

因此，周恩来8月30日致电申健：“如待袁约见西藏代表团，实太晚，故应改由你以代办身份电约西藏代表团迅即至新德里面谈前来北京问题。”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申健于9月6日约见了西藏代表团，向他们讲解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敦促他们迅速前往北京谈判。

然而，西藏代表团并无前往北京谈判之意。

两天后，即9月8日，他们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晤谈，向尼赫鲁表明，如果中国人不提前对西藏的“独立”地位作出担保，他们就不会到北京去，并恳求印度“在中国和西藏之间进行斡旋”。

接着，夏格巴等人又相继拜访了英美两国驻印公使，请求援助，声称西藏地方政府已决心以武力来抵抗中共的一切侵略行为，并表示西藏政府希望在即将进行的谈判中“争取独立”，为此不惜“采用一切可能的战争手段”。

消息送到拉萨之后，在西藏地方政府中造成了一片混乱。噶厦不但反对在上述问题上作出让步，而且许多僧俗官员还希望中央归还西藏在康区“损失”的大片领土的管辖权。夏格巴等人的其他建议更不可能引起他们的重视。

过了9天之后，即9月28日，噶厦答复夏格巴说，由于作出这一决定将会对西藏的前途和命运产生重大影响，所以需要三思而后行；西藏代表团应当巧妙地回避中央，直到拉萨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决定为止。

在此期间，袁仲贤大使多次催促滞留印度的西藏代表团尽快前往北京。

到23日，袁大使邀请西藏代表团到大使馆看电影，并严正警告说：限定20日前去北京的期限已过，后果由你们负责，但仍然可以继续前往北京谈判。

对夏格巴等人是否前往北京的报告，噶厦迟迟没有明确答复，却派遣两名官员以商务特使的名义前往印度，目的是同美国和印度商讨军事援藏事宜。

10月4日，就在这两名官员到达印度的当天，噶厦通知夏格巴：

在一次有摄政、噶伦和“仲孜杰”参加的会上，僧俗官员断定，要接受中央的三条非常困难，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西藏将丧失其一切政治权利。但由于中央非常强大且拥有如此众多的军队，要作出否定的回答也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指令代表团继续千方百计地拖延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的时间，直到噶厦重新估计了世界形势，把这一问题提交“民众大会”讨论之后，向他们通报所作出的决定为止。

由以上土登杰波、夏格巴使团的派出及其在印度的活动来看，西藏地方政府并没有与中央进行谈判的诚意，只是虚以应付，百般拖延，同时积极活动，请求、鼓动印度、美、英等国出面阻止解放军进入西藏。

土登杰波、夏格巴使团秉承西藏地方政府的旨意，玩弄两面派伎俩，终于失去首开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良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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