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首先着手的经济问题便是整顿白银货币体制。浙江省政府委员马寅初再次提出了《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用元案》。马寅初此次提案恰逢其时，因为此时的国民政府正在竭尽全力垄断全国的金融，而统一货币发行权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因此，该法案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4月27日被国民政府第58次会议正式通过。

这表明了国民政府对“废两改元”的重视，也意味着屡议屡废、拖延了近20年的“废两改元”终于有望解决。为了统一币制，南京国民政府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召开全国经济与财政会议，决定把“废两改元”作为统一中国货币、解决本位制度的“第一步骤”，并就此拟定了十点实施意见。其中包括：半年内在上海建设造币厂，等造币厂开工铸造新银圆后，国民政府即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废两改元”。

南京国民政府民国十七年（1928年）召开的全国经济与财政会议明确提出了废除银两、专用银圆的统一币制的计划，并通过了《整理财政大纲案》。具体方案如下：（1）推行纸币集中主义，销却旧币，改发新币。（2）推行金汇兑本位，币制之定本位用银之说，既非世界潮流所许，而金又非我国富力所能择。其最适用于近日情形者，第一步，废两改元，确定银本位；第二步，推行金汇兑本位制度。而着手之初，当以创办信用卓著之国际汇兑银行为实行本位之用。

该方案的着眼点是建立和强化中央银行权力，限制商业银行职能，从而加强国民政府统一管理国家金融的权力。会议同时决定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7月1日推行“废两改元”的币制改革。

“废两改元”是自晚清政府以来经常被提出并久经讨论的问题。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召开的全国经济与财政会议上决定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7月1日起实施“废两改元”，但决议通过后由于爆发世界经济危机，该项改革计划没能如期实施。

宋子文

当时不少人士深切地认识到实行“废两改元”是挽救中国币制的第一步，至关重要。作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混乱的金融机制，不仅严重地阻碍了国内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对外关系的发展，他主张尽快制定币制法规以整顿和改革中国的白银货币制度。

他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财政部工作报告时说：“吾国币制之紊乱，近年已达极点，各省之银铜辅币滥铸滥发，尽人皆知，故无待赘述；即以一元币而论，尚有人洋、龙洋流行市面。形式即未能统一，成色重量自未必一致。因是货币之法价不能维持，市价之涨缩随之而生，自应亟图整理。故厘定币制法规，实为最要。”

徐裕孙也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8月写道：“废两改元为整顿我国币制之初步。银两不废，洋厘不灭，则银圆本位制永无确立之机。”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国民政府邀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国财政专家甘末尔等来华。经过9个月的考察，甘末尔于同年11月向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提交了《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该草案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由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公布。

甘末尔认为彻底解决中国的货币混乱问题不是实行所谓的“废两改元”，而是以黄金为中国货币。甘末尔在草案中建议中国应实行金本位货币体制，即“该项计划仅把银币视为象征，仅在某些时候作为标准，而以黄金作为通用的交换标准”。但该草案引起农、工、商和金融业的广泛反对。因为中国自明朝中期以来就长期使用白银，白银是中国主要的流通货币，再加上中国黄金储备量少，根本无法在短期内以黄金为通货取代久已习惯的白银货币。甘末尔的金本位计划在中国这个负债累累的用银大国很难实现。

尽管如此，国民政府仍以此草案为提案，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请美国费城造币厂订制金本位货币的模型，并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由新竣工的上海中央造币厂试铸金币。由于国际金价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持续下跌，直接冲击了该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加之中国又不具备大量的黄金储备，结果，“甘末尔计划”因不适合当时中国国情，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最终不了了之。

宋子文

“甘末尔计划”失败后，为了继续整顿中国混乱的货币制度，国民政府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组织了一个由银行业、商业界等各方代表参加的“废两改元”研讨会，商议解决中国币制混乱问题。同年7月7日，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来到上海，在其宅邸召集了银行业、钱庄业代表会议。

在会上，宋子文明确表示，中国的货币改革应该以如何统一白银货币为首要任务，“废两改元”势在必行，并确定了“废两改元”的三点原则：（1）废除中国的银两制度，完全采用银圆制度，以统一中国币制；（2）完全采用银圆制度后，旧铸银元可照旧使用；（3）俟政府决定每元法价后，再行详细研究新币币值。

这些货币原则的确定，实际上迈出了“废两改元”的第一步。但是，由于中国银两和银圆并存的货币制度是钱庄业维持其传统优势和特权的重要原因，因此国民政府“废两改元”的货币改革计划遭到了上海钱庄业的坚决抵制。

以上这些有关货币改革措施的实施，使“废两改元”的货币改革得以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全面推行。同年，上海中央造币厂根据“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草案”规定，开铸币值为一元的新版银本位币，货币的正面刻有孙中山侧面像及纪年，背面刻有中国桅帆船图案及币值，俗称“孙头”或“船洋”，中国银本位货币正式发行和流通。

《废两改元令》发布和实施后，银两在全国范围内被停止使用，银圆成为中国的法定货币。“废两改元”货币改革推行后，中国结束了银两、银元并用的货币制度，经历了千余年的银两制度从此退出了中国货币行列，银圆被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为中国本位货币。

从国内层面来看，国民政府实施“废两改元”政策，与中国自身白银货币体制存在问题有关。长期以来“两”“元”并存的局面，造成中国币制的极大紊乱。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又通过铸造银币对中国进行长期的经济侵夺，再加上国内军阀实行封建割据式统治并自铸银币，中国的币种繁杂、计价杂乱、流通无序。

从国际层面来看，国民政府“废两改元”政策的出台与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中国自身产银有限，国内白银绝大部分依靠外国市场，尤其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国际银价上升后，国内白银外流，中国从世界白银市场的边际购买者变为被动求购者，使得国内货币体制极易受国际市场白银价格涨落的冲击，中国也屡次因国际银价变动而出现金融恐慌和动荡。因此，自19世纪末以来，白银货币问题一直是历届中国政府所面对的首要经济议题。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后，随着西方各工业国家先后放弃金本位，国际市场上黄金价格下滑。金价的持续下跌，导致国际市场上白银价格不断上升，中国白银货币升值和汇率上涨。由于国外商品和资本严重冲击国内市场，中国国内的白银大量外流，外资和侨汇减少、国内金融环境急剧恶化。中国脆弱的工农业生产与商品贸易在世界经济危机和国际银价上涨的双重打击下，陷入了艰难的困境。

在此背景下，中国白银货币“两”“元”并用的混乱体制更是严重地影响了民族经济的生存和发展。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白银货币困境，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7月，国民政府针对由于银两、银圆并用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混乱，决定实行“废两改元”，推行原则是统一中国的货币发行，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负责兑换所有银币。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同年4月6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又发表布告，决定自即日起，国内所有款项收付一律改用银元，不再使用银两。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废两改元”货币改革的推行，在中国货币改革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创举。

“废两改元”不但使中国混乱已久的“两”“元”混用的币制统一起来，而且对中国财政金融的整理和工商贸易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废两改元”是中国货币制度向现代化迈出的第一步，是使中国货币单位走向统一的一项有力决策，也符合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台湾学者李宇平曾在题为《中国经济恐慌与废两改元》的文章中比较肯定地指出了中国实行“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的意义：第一，记账单位的统一，银圆价格即可常保稳定，全国银币价格可望趋于统一；第二，外国银行在中国外汇市场上不再居于主导地位，从此可以减少外汇投机对中国经济的干扰。

“废两改元”的币制改革是在世界危机日益严重，中国受美英等西方国家金融衰退影响从而国内经济不断萧条的情况下实施的。此次货币改革有利于中国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的干扰，便于统一国家货币制度，发展经济和金融流通，扩大中央银行的权力，为中国实施彻底的货币改革、推行法币制度打下了基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