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初期的皇帝中，顺治帝（满语：ᡶᡠᠯᡳᠨ，1638年3月15日——1661年2月5日）可能是其中最不出色的一个。这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也不是因为他昏庸败政。让他显得有些暗淡的原因，一是因为他执政的时间短，没有太多的表现机会；二是因为在他前后的几位皇帝都非常出色，强光之侧，显得顺治帝暗淡了；三是因为他后期宠信佛教，甚至对他是驾崩了还是出家为僧的质疑，反倒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忽略了对他执政能力的关注。而实际上，虽然他独自掌握朝权的时间不长，但他文韬武略，革故鼎新，重用汉官，稳固了清朝统治，为康熙王朝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他的历史功绩依然是不该忽视的。

崇祯十六年八月九日（1643年9月21日），清太宗皇太极没有安排接班人就突然驾崩了。各方势力围绕着继承人问题就开始蠢蠢欲动，即所谓“先帝上宾，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而以当时的形势，睿亲王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是皇位的主要争夺者，各方势力或拥戴多尔衮，或支持豪格，双方可谓是剑拔弩张，僵持不下。

相对于多尔衮，豪格在这场皇位争夺战中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做为皇太极的长子的豪格首先就得到了皇太极亲自掌握的两黄旗的支持，在八月十四日嗣君会议召开前，两黄旗大臣就纷纷聚集到豪格家中表态发誓支持豪格为君，“往肃王家中，言欲立豪格为君”。《清世祖实录》记载：“又图赖、索尼、巩阿岱、锡翰、鳌拜六人，共立盟誓，共生死一处。”

而在嗣君会议的前夜，多尔衮主动征询索尼的意见，得到了强硬回复，两黄旗大臣表示非立皇太极之子不可。《清史稿》记载：“索尼曰：‘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并在八月十四日的正式会议时，两黄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很显然，决定以武力威胁，确保皇太极之子能够顺利登基。再加上代善和济尔哈朗也表态支持，这样豪格至少得到了五旗的支持（两黄旗、代善的正红旗、济尔哈朗的镶蓝旗、豪格本身掌握的正蓝旗）。而多尔衮仅仅得到了两白旗的支持，加上罗洛宏（镶红旗）、阿达礼，最多只有三旗支持多尔衮（罗洛宏虽名义上是镶红旗旗主，而实权实由代善掌握）。

所以，支持豪格继位的一派也明显占了上风，可是在嗣君会议时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幕，豪格要求主动退出皇位争夺，这场会议的过程被李朝人的秘密状启记录了下来，让人们得以了解全貌。当代善提议让豪格继位时，所谓“虎口，帝之长子，当承大统云”，豪格居然表态自己不愿意继承皇位。《沈阳状启》记载：豪格表示，自己“‘福小德薄，非所堪当。’固辞退去。”“十四日，诸王皆会于大衙门。大王发誓曰：‘虎口，帝之长子，当承大统。’则虎口曰：‘福小德薄，非所堪当。’固辞退去。定策之议，未及归一。”接下来是：“帝之手下将领之辈佩剑而前，曰：‘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子则宁死于地下而已！’大王曰：‘吾以帝兄，常时朝政老不预知，何可参与此议？’即起去。”

爱新觉罗・豪格

从豪格继位之前的态度上来看，他并没有任何辞让的迹象，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豪格自认为支持者众多，于是效法他的父亲皇太极来了一个“让再三”，以为群臣也会像拥戴皇太极一样这么坚定支持他。没想到弄巧成拙。这时多尔衮发现支持豪格的势力很大，代善和济尔哈朗也没有明确支持自己，自己继位已经是不可能了。肯定要引发内斗，于是多尔衮灵机一动，以裁决者的口气说了一番话：“汝等之言是矣。虎口既让退出，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子。而年岁幼稚，八高山军兵，吾与右真王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这段话极其高超，多尔衮利用豪格的谦让之言否定了拥立豪格。其次还顺着两黄旗“立皇子”的话搬出福临继位，巧妙地提出了这个折中方案，两黄旗一时间无人反对，最后“誓天而罢”。多尔衮通过此次会议虽然失去了皇位，却拿到了辅政之权，也显示了豪格对朝政把握能力实在低下。

皇太极的第九子，6岁的福临在双方妥协下的支持下继位，改元顺治，是为顺治帝。因为年幼，由多尔衮任摄政王辅政。由叔父多尔衮执掌朝政，福临这个皇帝也就当得无忧无虑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福临已经步入了少年时代，他不仅骑射之术日精，更关心治国用兵之道。他也很想君临天下，有一番作为了，但是，多尔衮并没有丝毫归政的意思，而且根本不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说来也巧，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1650年12月31日），多尔衮出猎坠马受伤，不久在喀喇城薨逝，时年39岁。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十二日，14岁的顺治皇帝御太和殿亲政，此时才成了真正的一国之主。

由于宫廷中良好的学习条件，顺治皇帝六岁时以少年人所特有的热情和勤勉，阅读了大量汉文书籍，左史庄骚、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宋元著述都耳熟能详。勤奋读书使他摆脱了先辈那种落后民族的草莽之气，他不再像自己的先辈一样单靠“武功”治天下，转而以“文教”作为治国之本。

顺治皇帝大胆革除多尔衮摄政时期的一些弊政，在军事上，他一改多尔衮时期的血腥镇压政策，决定首先采取以抚为主的怀柔政策和先西南后东南的先主后次的战略措施。一方面极力争取招抚盘踞在江、浙、闽、粤一带的郑成功，以便集中兵力对付西南战场；一方面任命洪承畴为五省经略，直接负责滇、桂、川、黔等西南的战争。他还谕令兵部，对各地小股农民武装只要他们能真心改悔、主动投诚，全部赦免其罪，由当地政府根据各自的条件安置他们在衙门中当差。

爱新觉罗・多铎‍

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多铎领兵沿江而下，摧毁了南明弘光政权，俘获朱由崧。多尔衮见此大捷，心花怒放，误以为天下已定。他无视文臣谋士的忠告，执意在被征服之地推行圈地政策，引发民众反抗连连。

李自成大顺政权未亡，张献忠起义、刘泽清榆园军、郑成功海上势力便由西南、西北、东南夹击清廷。失地流民亦铤而走险，加入反抗。清初史料载，农民军游击战消耗清军，使其兵力不足，陷入被动。多尔衮惊觉大兵团战略在突发的大规模抵抗中失效，且连年征战导致军费浩大，政府财政岌岌可危。顺治皇帝亲政之际，国家正面临缺兵少钱的困境。顺治皇帝为改变清军颓势，摒弃多尔衮的严酷民族政策，推行仁慈之治。他下令军队止杀，禁止滥杀邀功，缓解民族矛盾。更派洪承畴治理南方，赋其大权，允许归顺者免遭剃发易服之罚。

此外，顺治帝积极推进统一大业，无论何种有助于疆域统一的政策，均敢于突破祖制尝试。清初虽沿袭努尔哈赤的军事扩张，但顺治帝能审时度势，不顾宗室异议，实施宽猛并济之灵活战略。

云贵地区山峦叠嶂，耕地稀缺，苗民占据多数。获取苗民土司的支持，对统一战争至关重要。顺治帝嘱咐吴三桂进军贵州时，再三告诫其约束官兵，不得伤害苗民。更出奇招，推行三免政策以笼络人心，据清史载，土司与苗蛮之地，民众无需剃发，仅须缴纳税粮，免于劳役派遣。此举旨在尊重当地习俗，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地方稳定与发展，实为明智之举。云贵苗民既得保留本族风俗，又享免税免役之惠，自然对大清朝廷心悦诚服。在土司引领下，苗民不再设卡伏击清军，反主动开山运粮。清军得苗民诚心相助，势如破竹，终统一山河。此皆顺治帝安抚政策之功。

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洪承畴出任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经略，顺治给予他节制升迁地方文武官员、决定进兵时机的大权，特令他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便宜行事，然后知会”。洪承畴对皇帝的意图自然心领神会，他谋略很深，又十分熟悉西南的山川形势，到任不久便有了起色。顺治十六年（1659年）一月，彻底平息了西南的叛乱。

自唐宋起，江南地区因古代经济重心三次南移而崛起，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之地。历经朝代更迭，江南仍维持繁荣稳定，贡献王朝三分之一财富，实至名归的赋税重地。

多尔衮发布严令后，江南民众愤怒反抗，明将吏与投降农民军再掀波澜，长江口岸波涛汹涌。多尔衮尚能凭高压军事维持，然其薨逝后，清军对江南的统治变得岌岌可危。

郑成功此刻亦再度崛起，于东南沿海出其不意发起突袭，意图与江南起义军形成夹击之势，共取南京。一旦攻克南京，不仅能鼓舞士气，更能截断漕运，隔绝南北，逆转明清财政实力对比。

爱新觉罗・福临

顺治帝面对变局，冷静应对，凭借深厚的汉学素养，洞察起义军的真实诉求。他明白，民众并非反清，而是反感严苛的剃发令。于是，他果断改革剃发令，大幅缩减剃发范围，以缓和矛盾。其表示剃发之令，专针对武官士兵，文人百姓不受此限。尔等须恪守法度，不得擅自剃发。

此政策实为高明之举。当时起义军领袖多为文人士绅，深受儒学影响，坚守忠孝之道。若非多尔衮强制剃发易服，他们岂会轻易背弃传统，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起义？故在宣布读书人可免剃发后，江南士人纷纷背弃义军，转投清廷。义军失去智囊，内部混乱不堪，清廷仅施小计，便可轻松瓦解其内部，令其土崩瓦解。

另一方面，顺治帝为防范郑成功海上威胁，颁布迁海令，派员至东南沿海，劝民内迁，切断郑成功与民众的联系。继而在沿海筑界墙，每三十里设寨堡驻兵，确保郑成功若登陆，必将遭受重创。

西南形势出现根本好转后，郑成功仍在坚持抗清，拒不受抚。顺治十四年（1657年）三月，顺治帝的态度强硬起来。他下令对郑成功“当一意捕剿，毋复姑待”，一个月后又将其父郑芝龙及其亲属子弟等“俱流徙宁古塔地方，家产籍没”。郑氏部将黄梧、施琅、苏明也意识到末日将至，相继降清，抗清形势趋于低潮。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率师东渡，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持续了近20年的大规模武装反清斗争已接近尾声，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终于在顺治帝的文治武功中完成了草创。

顺治帝不愧是一代明君，他以国计民生为首务，顺治十年（1653年），他采纳了范文程等人的建议，设立兴屯道厅，在北方推行屯田开荒，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政府免除明朝天启、崇祯年间繁重的杂派，不久又编成《赋役全书》颁行天下。以防止各级官吏的加征和私派。第二年，鼓励垦荒的措施立见成效，使顺治帝十分喜悦，他对主持这件事的贾汉复大为称赞，并立即加以提拔重用。

顺治帝认识到“兵饥则叛，民穷则盗”的道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百姓摆脱饥饿的困境，使社会发展，民心稳定。满族是游牧民族，在入关之前一直都是掠夺为主，自己不从事农耕，入关后清政府为了犒劳士兵，将京畿重地周围的土地大量划分给了八旗子弟。但如此一来，原来的耕地变成了放牧的土地，不事生产，原有的农民的反抗情绪激烈，没有了土地就失去了生活来源，社会也动荡不安。多尔衮摄政时曾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圈地。一些满族官兵随意将民地指为官庄，把私人熟田硬说成是无主荒地，一律圈占。许多百姓被圈地弄得倾家荡产，无以为生。被圈的土地中只有少量分给了八旗旗丁，大部分落入皇室王公和八旗官员之手。顺治帝认为田野小民全仰赖土地为生，亲政后便下了严禁圈地的谕令。令地方官将以前所圈土地全部退还原主，使其抓住时机耕种。在顺治期间，这种危及千家万户的滋扰总算暂时中止了。

多尔衮执政时期，对文武官员的烧杀掳掠、贪污行贿多持放纵态度，造成吏治腐败。顺治帝清楚地认识到吏治的腐败威胁着清政权的巩固和稳定，开始亲政时，他就下达了惩治贪官的谕令，明示臣下。他派出权力很大的监察御吏巡视各地，对违法的总督、巡抚、总兵进行纠举。顺治帝亲自召见这些监察御吏，对注意事项一一作了指点。不久，漕运总督吴惟华、江宁巡抚土国宝、云南巡抚林天擎等人就因贪污不法苛派累民被革职。巡按御史顾仁辜负圣上重任，执法犯法，“违旨受赃”，被立即处死。据记载，仅顺治九年（1652年）被革职的贪官污吏就达200余人。顺治十年（1653年）以后推行屯田垦荒政策，以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税收，又能够生产更多的粮食，给更多的农民安定的生活。战争破坏严重的地区，比如四川和北方各省，政府发给牛具和种子，三年免税。后来又颁布了新的官吏考核机制，以垦荒多少考核官吏。经过几年努力，顺治十八年（1661年）时，民田增加到549万余顷，比十年前增加了将近一倍。

顺治帝的这些措施，虽没有从根本上革除封建官僚机构的弊病，但对稳定清朝初年的统治确有作用，一时间，大清天下出现了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

顺治帝在江南实施改革，使复明运动与反清势力逐渐衰微。民众接受明亡现实，不再在政治上威胁清朝。清朝对赋税重地的管控得以步入正轨，国家稳定日益增强。

全面推行汉化政策，致力于深化文化融合，增强民族认同。同时，加强中央集权，优化政治体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确保政权稳固与统一。

皇太极驾崩后，多尔衮虽握有大清大权，实则仍遵循努尔哈赤之八王议政制，以“议政王大臣会议”为决策核心。八旗在满清入关中功勋卓著，宗室王公在朝堂之地位亦随之水涨船高。

顺治帝初掌朝政，上端有孝庄太后领蒙古之力制衡，下端则鳌拜、索尼等两黄旗势力牵制重重。皇权受制，步履艰难，处处受制于人，难展宏图。

为遏制皇权衰减，顺治帝锐意改革，首当其冲的是限制权贵势力。顺治帝继承了父亲皇太极的镶黄、正黄两旗，恢复了这两旗的贵族地位，又把多尔衮手下的正白旗收归自己手下。至此顺治独自掌管三旗，实力大大增强，同时下令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为上三旗，其余五旗为下五旗，上三旗地位尊贵，这就是上三旗、下五旗的由来，如此一来就将军事实力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同时皇权在军力的保证下就更加稳固。

虽然皇权稳固了，但是还是要让底下的人听话才行。

顺治八年（1651年），先后多次下诏，将对自己忠心的鳌拜、瓦克达、布丹等人授为议政大臣，取消了多尔衮设置的理事三王，委托诸王管理事务，如此一来既拉拢了八旗王公和忠于自己的亲信，巩固了自身统治，同时又防范了少数亲王权力过大，分散皇权。

他果断废除诸王贝勒独揽部务的特权，让汉官得以进入六部，并赋予其平等的议事权，以平衡权力格局。“各部尚书、侍郎及院寺堂官，其先受事者，当执掌印信，不必拘泥满汉之别。”旨在明定职责，促进政务之高效运行。因此，经过皇太极和多尔衮的统治，“皇族六部”的权力受到严重削弱。顺治皇帝得以借助汉官的力量来平衡朝廷，从而有效地制约皇室，确保皇权的稳定与平衡。

议政王会议历来秉持民主议事，传承部落联盟遗风。然而，满清入主中原后，已从地方性政权蜕变为全国性政权。因此，加强皇权既是个体之需，更是时代之呼唤。顺治皇帝为巩固皇权，毅然废除八王议政，仿效明朝设立内阁，并广纳汉族贤才。此举使内阁成为核心决策机构，有效削弱了满洲贵族的权势，为加强中央集权奠定了基础。

顺治帝对汉化的贡献卓著，他坚决主张满汉一家，推动风俗改革，崇尚儒学。这些举措不仅强化了中央集权，更为满汉民族的深度融合打下了坚实基础，意义深远。

汉人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顺治帝很清楚这一点，为了加速统一中国的进程，巩固大清江山，重用汉官是他亲政后的英明决策之一。原来清廷有一条旧规，汉官在各衙门中不能掌印，即当家不能做主。顺治帝亲政不久规定，谁的官衔在前，谁就掌印。内阁大学士起初满人是一品，汉人只是二品，顺治十五年（1658年）全改为一品。六部尚书起初满人一品，汉人二品，第二年也统一改为了二品。

汉族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金之俊等，既熟悉典章制度，又富有政治斗争经验。顺治皇帝对他们都很信任和重用。亲政不久，他就任范文程为原先全由满人出任的议政大臣，范文程奏请他统治者所应该实行的政策，大多被采纳。也正是这些汉官在他统治期间助了他一臂之力，顺治皇帝在位期间还是有所作为的。

顺治皇帝不仅重视汉官，而且也能吸纳洋人。顺治八年（1651年），由大学士范文程引见，福临与汤若望相识了，这位年已59岁、学识高深的外国传教士很快就博得了年轻皇帝的好感和敬仰。这一年，汤若望被诰封为通议大夫，不久汤若望又被加封为太仆寺卿，接着又改为太常寺卿。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又赐名“通玄教师”。因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认汤若望为义父，他便按满族习惯尊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汉语的爷爷。

汤若望

对皇帝的知遇之恩，汤若望感激涕零。因而，他常常直言以谏，为顺治皇帝执政出谋划策，充当着心腹顾问的角色。顺治皇帝晏驾时议立皇嗣，专门征求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以玄烨出过天花为由，主张立玄烨为皇位继承人，顺治皇帝最后一次遵从了他的意见。

顺治皇帝宠遇汤若望，使天主教也得以在华风靡一时。自顺治皇帝亲政到康熙初年的十几年中，全国至少有10万人领洗入教，而在此之前的70多年中，总共才有15万人入教。

顺治皇帝幼年即位，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初年，大权握在多尔衮手中，他推行“剃发令”、“逃人法”等，引发了汉族人民的大规模反抗，战火纷飞，民不聊生。这是顺治皇帝所不能左右的，他亲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局面，阶级矛盾有所缓和，统治状况有所好转，百姓生活基本上稳定下来。

顺治皇帝善于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审时度势，对成法祖制有所改革，且能倚重汉官，以图统治基业长治久安，这正他的聪慧之处，他知道墨守成规是守不住这么大一片江山的。为此，他常以明亡为鉴，警惕宦官干政、朋党为祸，他整治吏治的力度，与民休息的政策为后世提供了极好的借鉴。

清朝入关后，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尤其是民族矛盾更是激烈。如果倚仗满洲八旗的力量可以稳固皇权，并且打下天下也没问题，但想要统治整个中国，仅凭武力是不可能的。要消除汉族人民对清朝统治者的抵触心理，缓和民族矛盾，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就必须要推行满汉一家的政策。

爱新觉罗・福临

顺治帝对汉文化极为推崇，虽然少年时期读书甚少，但亲征后孜孜不倦的学习大量的汉族文化知识。在研读孔子、朱元璋以及朱由检等人的历史时，从这些人物的思想活动中，醒悟到了治国救民的思想，形成了文教治理天下的思路。

他亲政后的第二个月，就赶赴了孔子故乡祭祀了孔子，由此定下了由儒学治理天下的治国方针。他亲政期间一共举行了4次会试，录取进士1500名。大量汉人进入朝廷，顺治帝要求满汉官员一视同仁，地位平等，在一定程度了促进了满汉的融合。

在跟汉族保持融合的时候，还拉拢蒙古和藏族人民，确保了清朝周边的安定团结，为以后康熙皇帝征服他们打下了基础。

爱新觉罗・多尔衮

顺治皇帝在位18年，驾崩的时候才24岁，可除了多尔衮摄政掌权的七年加上董鄂妃患病及薨逝后顺治皇帝持续两年的无心理政，他真正治国的时间不足十年。年纪轻轻就能针对时弊，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稳定局面，足见顺治皇帝的治国能力非同一般。

顺治皇帝经历了少年时被多尔衮当傀儡皇帝的时期，更加懂得了权力的珍贵，这与自己的母亲孝庄皇太后的教导有关系。

顺治帝非常喜爱汉文化，满洲人可以在马上得到天下，但是如果要治理天下，绝对不能还是在马上面了，在这一方面汉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而顺治皇帝看到了这一点，这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因为满汉语言不通，大量的文献需要翻译为满文。这也为后面的康熙皇帝打下了基础，顺治皇帝作为一个盛世开启前的皇帝做到了自己能力内能做到的一切。

顺治帝福临是清朝历史上不可忽视的皇帝，他在年幼时即位，由多尔衮摄政，经历了清朝的建立与巩固。他的政治改革、文化成就以及对宗教的包容态度，都为后来的康熙盛世奠定了基础。尽管顺治帝的统治时间较短，但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清朝历史上重要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