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6月，周恩来亲自点名让开国上将杨勇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和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杨勇到新疆上任后，“四人帮”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曾好几次试图插手新疆的事务，但都被杨勇采取“能拖即拖，能抗则抗”的策略顶了回去。

周恩来和杨勇

1974年“批林批孔”时，江青打电话给新疆自治区党委，说批林批孔就是要解决孔子的徒子徒孙，要求新疆迅速拿出行动来。杨勇却明确表示：一不传达，二不执行。

不久以后，江青两次给杨勇寄来“绝密”信，信封的落款是“江青同志处”。信里面没有文字，只有几期中央政治局委员才能看的《国内动态清样》，杨勇并不是政治局委员，这明显是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江青此举的用意很明显，在于试探拉拢杨勇。杨勇对此非常反感，对秘书说：“马上封好，按正常组织手续给她退回去！”

杨勇的夫人林彬对他这样处理江青的来信有些忧虑，林彬说：“对这样的女人，我们不要去理睬，但也犯不着去招惹呀！”

杨勇却说：“我们党哪有以个人名义到处写信送材料的？这种做法不正派，有的人却摆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讨好她，真没骨气！我偏要让她知道有人不买她的账！”

杨勇和林彬

1974年10月，王洪文要求各地推广上海所谓的“民兵指挥部”经验，企图建立第二武装。新疆军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讨论这一问题时，杨勇坚决不同意，他严肃地说：“军分区不管民兵，这在我党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先例。不管别处怎样，在新疆，军分区管民兵的体制不能变！”

1975年国庆节是新疆自治区成立20周年大庆，中央派代表团前往新疆参加庆祝活动，代表团由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任团长，毛远新任副团长。林彬得知此事后，生气地对杨勇说：“毛远新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让他当中央代表团副团长？中央再派不出人啦？要接待你们接待，我可不见他们！”

杨勇却说：“老陈来了，你也不见？我想借这个机会好好与老陈谈谈，有些情况我正要问他。”

林彬提醒杨勇：“我可告诉你，老陈现在地位变了，你和他讲话要注意分寸，该讲的讲，不该讲的别讲！”

杨勇说：“你说到哪里去了？老陈是自己的同志，对他们要坦诚直言。他现在的位置很重要，‘四人帮’要拉他，这个时候，该讲的我们不讲，那就对不起同志，更对不起党！我只是担心有毛远新在，和老陈谈话不方便。”

杨勇

林彬当即给杨勇出了一个主意：代表团来新疆后，可以分成两个团到外地活动，正副团长各带一个团，自治区的领导也分别陪同，这样一来，杨勇就肯定有机会与陈锡联单独接触了。

代表团到新疆后，毛远新却一直跟着陈锡联寸步不离，在去外地参观时，自治区的分团方案又遭到了毛远新的反对，他坚持自始至终要和陈锡联一起活动。直到代表团回京前，杨勇终于想出了一个支开毛远新的办法，安排毛远新去乌鲁木齐烈士陵园去祭奠他的父亲毛泽民烈士，这次毛远新终于不好再拉陈锡联一起去了。

毛远新去烈士陵园后，杨勇和陈锡联整整谈了一个上午。中午杨勇回家对林彬说：“讲该的都讲了，看来老陈心里明白，他不会跟‘四人帮’跑的，他的脑子还清醒着呢！”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四人帮”命令各地不许开追悼会。杨勇却不理会这一套，仍然组织军区机关的同志举行了一个庄严肃穆的追悼会，他戴着黑纱走进灵堂，在周恩来的遗像前久久默哀，表达了对自己的老首长和人民的总理深深的悼念之情。

不久以后，“四人帮”在《人民日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邓小平的文章。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召开的常委会议上，有人提出应该紧跟《人民日报》，在《新疆日报》发表批邓的文章，杨勇当即反驳道：“我们不能跟报纸，应该以中央的正式文件为准。中央文件上不是还称‘邓小平同志’吗？怎么能随意发表社论呢？”

会后，杨勇又对区委和军区的领导同志说：“现在的形势很复杂，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遇事要多想一想，看一看，切不可见风就是雨，盲目地跟着跑。”

毛泽东去世后，杨勇估计中央将发生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殊死博斗，为稳定军心，毛泽东的追悼会刚一结束，他便立即召开军区党委常委紧急会议，并在会上宣布：“中央可能要出点问题，但不管如何，我们军队一定要听叶帅的指挥，下面的部队没有我的命令，一律不准调动。”

杨勇（左）

那段日子里，杨勇夜以继日地工作，密切注视着北京的动态，直到10月初北京传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他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1977年9月，杨勇调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在离开新疆前，对前来送行的战友们说：“我在新疆4年没有犯错误，总算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可惜他老人家再也不能听取我的汇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