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小区治理的问题，不外乎就是业主跟物业那点扯不清的恩怨情仇。你瞅瞅咱们北野先生，以前可是咱北京最有名的业委会头头儿，上过新闻联播的那种呢！早在2001年，这位哥们儿就在咱们北京望京这块儿的中高档小区——银枫家园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套商品房，紧接着没几年，业主们就纷纷站出来抗议了。等到2003年，北野先生被选为了银枫家园的业委会主任，那个时候，业委会这个东西可新鲜得很，业主自治啥子概念，大家伙儿知道得还不多。一开始，人们对这个业委会期望挺高，不仅想让他们帮着对付物业公司，还想着能通过业主自治，培养起大家的公共参与意识和决策能力。北野先生在银枫家园搞的那什么“邻居节”、“顺风车”项目，还有各种各样的团队活动和业主聚会，都是为了让大家更团结，把陌生人社会变成熟人社会。

但是后来嘛，事实证明，业主自治这事儿真不是那么好干的，特别是在一个大点儿的小区里面，业主们之间的合作经常闹得一团糟。北野先生当了两年的业委会主任，实在受不了那些闲言碎语，只好辞职走人；还有好多人也是在小区内部的冲突中被逼得不得不下台。

大部分住宅小区建成10到15年后，建筑和设施设备就得开始保养维护了，要是再碰上个施工质量差或者管理不到位的情况，那这房子的使用寿命可就要大大缩水啦。然而，很多小区就是因为业委会运作不起来，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公共维修基金没法用，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小区越来越破旧。

比如说咱们西安碑林区的心晴雅苑小区吧，他们的业委会从2011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换了三茬儿，主任这活儿一直都是周洪斌女士在操持。她刚接手的时候，小区业主和物业公司闹得不可开交，管理乱七八糟，才建了七八年就已经破败不堪了。可是自从她上任以来的13年里，业委会给小区全体业主赚了600多万的共有收益，保证了物业费多年不变，还在小区里完成了几百项更新改造。到现在为止，咱们小区的大修基金本金300多万一分钱都没动，还剩下100多万的利息呢！

业主自主管理的开端。可学者专家们都有疑问，这咱们成功的经验到底能不能延续下去呢？其他小区能不能模仿学习呢？答案似乎让人心凉。周洪斌啊，原来住的房子就在心晴雅苑，这会儿要搬家去北京了，房子自然得还给单位，所以她就没法参加下一届的选举啦。现在她最关心的事就是找个人来接替她的位置，可是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

业委会这活儿啊，全靠那个有责任心、有能力的“大佬”撑着。说白了，这事儿挺反人类的。”赵少伟，以前在广州祈乐苑小区当过副主任，他这么评价，“业委会的权利和义务根本不成正比。他们是兼职的，干的都是服务性的工作，但是啥好处也捞不着，甚至还有可能惹上官司。”

在制度层面上，好多城市的小区治理体系就像个“三驾马车”——业委会、物业公司、居委会。这三者互相牵制，业委会想要正常运转，离不开基层组织的配合。这就像是个“不成熟的社会、不完全的市场和不放心的政府”三者叠加的影响。“政府心里没底，要么是怕出乱子，要么是怕搞砸了，影响到他们的形象，结果就是把握不住分寸，总是越界。”

越界带来的最大坏处，就是阻碍了居民的公共责任感的培养。

“要是一个小区的垃圾堆成山也没人管，那就该让小区的所有人都来承担责任。你得让它乱，让它破败不堪，影响到大家的实际利益，这样才能激发更多的人去关注、去参与。这也是一种社会反馈机制。可现实却是，居民一遇到问题，立马拨打12345热线投诉，或者上网发帖、发抖音，就得赶紧处理，生怕影响社会稳定。”

很多地方，尤其是在“创文创卫”的时候，遇到小区卫生不合格，想发动群众，上面把任务、指标都交给社区去完成，可是怎么也发动不起来，最后只能硬逼着物业公司去干，物业公司也是不情不愿，结果就是负担越来越重。

小区治理的复杂性就在这儿，它涉及到的细节太多了，不是行政权力就能搞定的。——换房子倒是简单，大家对小区的治理水平也能忍受。在这种流动性很强的环境里，人们对邻居的期待和要求也就相对较低。小区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存在，更承载着重要的精神空间的价值。

从这个角度来看，再看看我们的小区，我们讨论的不仅仅是业主们如何维护自身权益、积极参与治理的故事，更是我们如何将自己的生活常识、处世原则、人际期望融入小区，重新构建精神生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