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云武湖的南面有一座小山，叫做“北极阁”。山顶有一幢坐北朝南、样式古朴的小楼，屹立在一片绿色之中。从1951年起，刘伯承在这里度过了八个春秋。

每天晨曦微露时，刘伯承就起床了。先到阳台上做一套体操，活动一下身体，接着就坐下读书或打开录音机学习俄语。两个小时后驱车上班，开始一天的紧张的工作。

他晚上回到家里仍然手不释卷地读书，专心致志地写作，经常到夜深人静，万籁俱寂。

一天，他屋里一根电灯线不知怎么烧着了，“哧哧”地冒烟，很危险。他却一点也不知道，还在伏案读书写作。警卫员发现了。赶紧跑进去把他拉了出来。

这就是他一天的时间表。他每天很少休息，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有的只是学习、工作，工作、学习……

1952年5月，刘伯承亲自给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和上级速成系的学员讲授“集团军进攻战役”的课程，前后用了18天时间，查阅了大量资料，编写了37000字的讲授提纲。

为了写好这份提纲，他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反复进行修改。第一遍用毛笔改，第二遍蓝墨水改，第三遍用红墨水定稿。讲稿上而红字夹蓝字，蓝字套黑字，红、蓝、黑相间，密密麻麻一大片，凝结着他的心血和汗水。

讲课那天，大礼堂坐得满满当当，刘伯承条分缕析，深入浅出，列举了一个个生动的战例，描绘了一幅幅规模巨大的战争图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阐述了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理论概则和许多学术问题。

这次讲课轰动了全院。学员们都感到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教员们无不佩服老院长理论水平高，学术造诣深。

有一个教员特意向刘伯承请教讲课的诀窍。他笑了笑，用浓直的四川话幽默而风趣地说：“有啥子诀窍咯！我号召你们学习，我自己也要带头学习。我这是几番心血一堂课，6个小时的课准备了18天。如果有什么诀窍的话，那就是四个字：‘昼夜不息’。”

自1952年以来，刘伯承经常感到身体不适。这次讲课，由于过度疲劳，又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

他右眼早已失明，看书写字全靠视力微弱的左眼，时间一长就头昏脑胀，夜不能寐。

战争年代的其他的创伤也不时发作，使得他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工作有些力不从心。

党中央几次让他外出疗养一个时期。但是，他一拖再拖，一直到第二年夏天，当学员们放假的时候，他才决定去大连休假。

1953年8月的一个早晨，刘伯承来到下关轮渡码头。军事学院的几位领导也来到这里为他送行。

他与大家一一握手告别，登上了渡船。这时大家突然发现他身后还跟着两个人，一个是翻译室的俄文翻译，另一个是院刊编辑部的编辑。

“院长休假，带上他俩去干什么呢？”大家感到疑惑不解。

刘伯承看到大家的这种神情，开口笑了，风趣地说：“他俩是找我‘要账’的，要的是翻译这笔账。这次到了大连，我准备还他们的账。”

原来，他很早就想抽出一段空闲时间，把军训部交给他审查的《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认真地翻译一遍。

这本条令总结了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阐述了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一些概要原则。在当时全军还没有种条令的情况下，是有一定参考借鉴作用的。他决定利用这个假期，带这两个助手完成这项工作。

到了大连，刘伯承在滨海的一幢楼房下榻，第二天就开始工作。

他先把俄文版的野战条令反复阅读，然后与军训部的译稿对照比较，检查译得准确不准确。发现有出入有矛盾的地方，就与那两个同志一起研究，共同磋商。

有时夜深了，他还披起衣服，来到那两个同志住的房间，和他们继续讨论白天而未解决的问题。

对每一个军事术语的运用，他都要反复思索、仔细推敲，做到准确无误，又通俗易懂。

他认为，翻译外国军事著作，应该具有外文、中文和军事素质三个方面的基本功。这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他常说：“什么文章也没有军事文章更具有美学价值，因为每一个字都关系到人的生命。所以，不能轻易落笔，一笔重千钧啊！”

校译工作是非常紧张的，刘伯承把日程安排得很满，连星期天也不休息。他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毛笔，整天伏案工作。

时间一久，他的眼睛就不住地流泪，眼球上布满了血丝。但是，他毫不松懈，坚持把21万字的条令一字字、一句句、一章章全部校译出来。

为了指导部队和院校学习，他还写了一个6000多字的“中文译本说明”。

盛夏过去了，海湾迎来了金风送爽的初秋。在这里度假的刘伯承完成了他预定的几十万字译著，用他的话说，是“还了账”，他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十月初，他结束了近两个月的假期生活，离开大连，返回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