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8月8日，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亲自签署了一份嘉奖令，对彭德怀率领的红军东方军全体将士予以通电嘉奖。

就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东方军在彭德怀率领下连续攻克了福建西部的朋口、姑田、小陶等地，把曾在淞沪抗战中大放异彩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打得节节败退。

很多人都知道十九路军的领导人是抗日名将蒋光鼐、蔡廷锴，但他们此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还不了解，还处在反共阵营中。

被中央政府嘉奖后，彭德怀并没有停止进攻，而是率领东方军继续向前推进，决心扩大战果，进一步打击敌人。

接下来的战事充分证明，中央让彭德怀挂帅是非常正确的，东方军在他指挥下，又先后夺取了洋口、峡阳，包围了将乐，将十九路军从无败绩的“王牌部队”第366团全部歼灭。

正当彭德怀打算乘胜进军时，国内两党的局势却发生了变化。

蒋光鼐、蔡廷锴在领教了东方军实力的同时，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不愿再与红军为敌，而是希望共同反蒋抗日。

为此，他派出徐名鸿、陈公培等人前往“红色首都”瑞金，与中共方面谈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给予了热情的接待，没过多久，双方就达成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这个协定给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们随即发动“福建事变”，宣布脱离由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另行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从而正式站到了蒋介石的对立面。

蒋介石哪里咽得下这口气，当即暂停“围剿”中央苏区的作战计划，抽调了十万人的部队，兵分多路向福建杀来，打算一举剿灭那帮“反骨仔”。

彭德怀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我党我军削弱国民党力量的绝佳机会。他当即向中央提出，我军正好趁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两股力量自相残杀之机，果断发起反击！

平心而论，这是一个奇策，一个颇具战略眼光的军事建议。理由很简单，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样的机会实在太难得了。蒋介石要解决福建事变的问题，兵力上受到极大牵制，不可能全力对付红军。这对红军是极其有利的。

彭德怀还提出一个具体而周密的作战计划，那就是把红五军团留下来作为中央苏区的“紫禁军”，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七军团、红九军团则迅速向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四省边境进军。

红军可以依托由方志敏、邵式平等人开创的闽浙赣根据地，对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以及杭州等城市形成威胁，从而迫使他们调回江西、福建等地区的兵力，救援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

不可否认，这是孙子兵法中经典的攻其必救、调动敌人的战术，是颇具现实可行性的。

从当时国共双方在军事上对峙的形势来看，这是一种变内线作战来外线作战，化被动为主动的高明战法，实在令人拍案叫绝。

如果彭德怀献上的这一奇策得以采纳，有可能形成什么样的局面呢？简单来说，一定会让蒋介石不死也要脱层皮。

他已经派出十万兵力去对付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而这十万兵力也是最熟悉红军主力、装备最精良的国民党军，他们被调开，顿时让中央苏区没了压力。

更有利的是，一旦蒋介石这十万人马与十九路军陷入战争的泥潭，两虎相争必有一伤，那么红军正好可以趁虚而击之，沉重打击蒋介石的武装。

而当红军进攻南京、上海、杭州，蒋介石回师救援时，势必给红军创造很多运动战、游击战的机会，国民党军遭伤重创是极有可能的。

同时值得期待的是，红军的进攻也将给福建方面提供有力的声援，“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已经与中共达成反日反蒋同盟协定的福建政府的存在，将在此后对蒋介石形成更大的牵制，同样有利于红军。

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彭德怀的这一奇策都是极具价值的。如果能够得以实施，极有可能扭转红军的不利形势，改变国共双方的战局，甚至改写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然而可惜的是，由于当时最有话事权的是李德、博古，他们根本不相信福建方面的反日反蒋诚意，甚至武断地认为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只是欺骗群众、欺骗中共，因此否决了彭德怀的建议。

后来的结果是，福建事变最终以失败告终，本可成为中共合作对象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昙花一现。蒋介石随后又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红军，使得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也以失败告终。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在扼腕叹息的同时，也有理由对彭德怀的战略眼光致以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