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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五年(188年)，灵帝召见讨虏校尉盖勋，与之商谈国事。灵帝对盖勋的一系列见解赞不绝口，甚至说出了“恨见君晚”的肺腑之言。

客观讲，盖勋当时的见解并无过人之处，灵帝对他的无比欣赏之情却溢于言表，这似乎有点反常。

其实，这一貌似反常的事情之出现，和灵帝利用官僚制衡权宦有关。

灵帝在位的二十多年里，倚重宦官的指导思想虽然从不曾动摇过，但王甫、曹节等权宦将灵帝赋予之权过分发挥的事实，又促使灵帝在自己的统治实践中，逐渐形成对宦官既倚重又适当限制的策略。

所以，尽管灵帝在非常时期将最高军权赋予蹇硕，却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寻找可以制衡蹇硕的力量。

士大夫官僚素来都是制约权宦的一股强力，只是在权宦已拥有最高军权的情况下，作为制约力量的代表者，则既必须绝对忠于朝廷，同时又必须富于军事才干。盖勋则完全符合这两个方面的要求。

盖勋是敦煌广至人，出身官宦世家，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官至二千石，或出任朝廷公卿，或担任州郡牧守。盖勋为官清廉公正，从不营结私党。

盖勋出任汉阳太守时，非常关心百姓疾苦，曾倾其家产赈灾，有效地安定了一方秩序；在征讨羌胡联军的战争中，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及对朝廷的赤胆忠心，都得到了充分显示。

在当时，盖勋之类的官吏已属凤毛麟角，自然容易引起灵帝的高度重视。

中平五年(188年)，灵帝任命盖勋为武都太守，他赴任时，灵帝特诏上军校尉蹇硕、大将军何进在京师隆重地为他饯行。蹇硕、何进是当时的头号、二号权臣，诏令二人亲自为一个地方太守饯行，实为罕见的殊荣。

这一殊荣不仅充分显示了灵帝对盖勋的特别器重，并且也透露出灵帝将蹇硕、何进、盖勋三人的重要性等量齐观的信息。

盖勋尚在赴任途中，灵帝又将他征回朝廷，改任他为讨虏校尉。虽然无法讲清在盖勋的任职上为何会出现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灵帝对盖勋的高度重视以及征他回朝廷，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制衡权宦的需要。

盖勋出任讨虏校尉之后，就马上出现了上面所涉及的灵帝召见他的场面。在那次召见中，当着蹇硕的面，灵帝问盖勋，“为什么天下的反叛、动乱接连不断？”

盖勋直言不讳地指出：

幸臣子弟骚扰天下是动乱的总祸根。顺着盖勋的话题，灵帝意味深长地问蹇硕：“是否如此？”

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时代，随蹇硕权势的空前增长，蹇硕的亲信、子弟也就自然遍布四处而骚扰尤甚，所以蹇硕被灵帝问得满面惊慌，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

黄巾起义爆发后，将天下动乱归咎宦官，并要求惩处宦官的朝臣，几乎都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这时持类似论调的盖勋，不仅没有性命之忧，反而得到灵帝赏识。

对同样的问题，灵帝为什么会有迥然不同的态度？这是不同时期的灵帝的不同需要所决定的。

中平(184一189年)初，灵帝迫切需要平息反对宦官的浪潮，否则在天下大乱之际，整个宦官集团将被那不断高涨的反对浪潮所吞噬；而现在，灵帝却需要对权宦有所制衡。

那次召见盖勋，至少明确地显示了灵帝的这样两个目的：

以他对盖勋的欣赏与器重，激励盖勋进一步焕发出对朝廷的忠诚；当着权宦表明自己极其器重反对权宦的官僚，无疑是为了向蹇硕施加一种约束的压力。

由于灵帝的制衡策略，权宦与盖勋等官僚的矛盾迅速激化起来。

灵帝欲进一步将盖勋扶植为身边重臣之际，司隶校尉张温举荐盖勋为京兆尹。以蹇硕为首的一帮宦官，惟恐盖勋与灵帝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所以就弹精竭虑地趁机使灵帝接受了张温的荐举。

盖勋出任京兆尹之后，立即以铁的手腕追究、惩处不法幸臣贵戚子弟，京师为之震动。

权贵们对盖勋恨之入骨，灵帝却对盖勋恩宠有加：

“每有军国密事，帝常手诏问之，数加赏赐，甚见亲信，在朝臣右。”

灵帝的制衡策略激化了权宦与官僚的矛盾，他自己则利用权宦与官僚的矛盾斗争，一时间较为有效地操纵着驾驭群臣的权柄。然而也正是这种制衡政策，促成官僚再次萌动诛灭宦官的念头。

由于灵帝的那次特殊“召见”，以及他对盖勋的特别器重，使盖勋产生了这样的误解：宦官得势并不是因为灵帝需要他们，而是由于灵帝受了宦官们的蒙蔽。

基于这种认识，盖勋之类的忠臣，当然要以诛灭宦官作为振兴朝纲的前提。

盖勋任讨虏校尉之后，与宗正刘虞、中军校尉袁绍共同掌管禁军。

盖勋大概以为利用职权之便，可以完成诛除宦官的壮举，于是便对刘虞、袁绍说：

“吾仍见上，上甚聪明，但拥蔽于左右耳。若共并力诛壁幸，然后征拔英俊，以兴汉室，功遂身退，岂不快乎！”

刘虞、袁绍也许跟盖勋一样，全然出于振兴汉室的正派动机，或许杂有个人争权夺势的阴暗目的，他们本来平素就心存诛除宦官之志，所以一经盖勋倡议，三人即结成诛除宦官的同盟，并紧锣密鼓地暗中做有关准备。不久，因盖勋调任京兆尹，诛除“嬖幸”的事件才暂时没有发生。

何氏外戚与权宦蹇硕势不两立，一批握有军权的士大夫官僚，则摩拳擦掌欲诛灭权宦而后快。面对共同的敌手，外戚与士大夫官僚再一次携起手来。

灵帝初年，在士大夫官僚与外戚的联合中，陈蕃为首的官僚士大夫，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依附窦氏外戚的被动地位，而这一次，官僚士大夫却充分利用何氏外戚与权宦蹇硕的矛盾，积极介入外戚、宦官之间，扮演了反对宦官的主角。

灵帝一驾崩，士大夫官僚的这种主导地位，便左右了何氏外戚与宦官集团矛盾斗争的发展。

灵帝一死，何氏外戚与宦官殊死搏斗这出戏便拉开了帷幕，作为士大夫官僚集团代表之一的袁绍成了这出戏的主角。

袁绍出身的汝南袁氏，是当时最大的世家大族之一。他的高祖父袁安曾为东汉王朝司徒。此后，其曾祖辈的袁敞任司空，祖父袁汤为太尉，袁绍的父亲袁逢、叔父袁隗都官至三公。

袁绍不仅出身显赫的士家大族，而且素来怀有“以救时难而济同类”的远大政治抱负。所谓“时难”，就是东汉王朝统治危机四伏，而宦官专擅朝政，则被认为是灾难的根源：所谓“同类”，即指当时有反对宦官这一共同政治抱负的人们。

早在灵帝初年，袁绍便一展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第二次“党锢之祸”中，与陈蕃、李膺有深交的名士何颙成为朝廷通缉的“罪犯”，他被迫改名换姓，逃往到汝南。袁绍冒着杀头之险，与这个朝廷的“逃犯”私下往来，并与他结为至交好友。

有了袁绍这个倾力相助的好友，何颙便多次潜入京师，与袁绍一起，暗中援助穷困潦倒的“党人”，设计帮助被朝廷追捕的“党人”逃亡。在袁、何二人的解救下，大批遭受迫害的“党人”最终得以幸免。

中平五年(188年)，袁绍又积极参与谋诛宦官。这个素有反宦官之志的袁绍，四处结交海内名士，声望陡增，从而引起权宦憎恨。

权宦赵忠由此告诫宦官们：“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

其叔父袁隗闻知宦官的态度，出于对整个家族的利益与安危考虑，便多次严厉数落袁绍，要他收敛点，以免搞得家破人亡。

面对宦官的刻骨仇恨及由此引发的家族内部的强大压力，袁绍不仅没有丝毫畏惧、退缩，反而进发出更强烈的仇视之情，进一步坚定了诛除宦官的决心。

政治嗅觉极为敏感的袁绍，一定意识到可以凭借大将军何进的力量，最终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不久，便应大将军何进之辟，成为大将军府的掾属。

灵帝一死，密切注视着时局变化的袁绍，趁着大将军何进与上军校尉蹇硕的矛盾骤然白热化之机，立即通过何进的心腹宾客张津劝说何进诛除宦官。

这时，何进迫切需要顺应天下人普遍痛恨宦官的大势，以壮大力量同蹇硕决斗，而袁氏家族的显赫，袁绍的名扬海内，以及他结交的大批名士，都对何进有莫大的吸引力，所以何进不仅赞同袁绍的建议，而且还倾心厚待袁绍及从弟袁术。

与袁绍结盟，大大鼓舞了何进争取士大夫官僚的信心，他凭借与袁绍的亲密关系，又征用了逢纪、何颙、荀攸等二十多位大名士，将他们全部视为心腹。

虽然何进与张让、赵忠等权宦关系曾十分密切，但是为了战胜蹇硕，当然也是为了自身势力的长久巩固与发展，何进却选择与整个宦官集团势不两立的官僚士大夫为政治盟友，因此这一选择意味着何进与整个宦官集团的决裂。

何进诛杀蹇硕，控制了由蹇硕掌握的禁军之后，袁绍便趁热打铁，劝说何进诛除所有宦官。

袁氏首先将何氏外戚与窦氏外戚的优劣之势，置于反宦官斗争中，进行了对比分析：

窦氏外戚缺乏效忠自己的军队；何氏外戚不仅兄弟俩皆掌握着精兵，而且所用部属将吏都是英杰名士，他们乐于为何氏诛除宦官效力。

袁绍通过这些对比分析去增强何进诛除宦官的信心，并促使他利用自己的优势尽快下决心，以免夜长梦多。

接着袁绍又建议：

牢牢掌握禁军，不宜轻易出入宫廷。何进被鼓动了起来。他接受了袁绍的建议，声称自己有病，既不进宫陪丧，也不外出送葬；待灵帝的丧事办完之后，何进就向太后表白了诛除宦官的意见。

何太后则坚决反对，并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何太后反对诛除宦官的理由应该说是很充分的。

因为从制度上讲，“宦官统领禁省”是东汉王朝历代通行的，而从实际需要看，在男女界限森严的东汉，皇后的生活空间中，除了宫娥采女，便是受了阉刑的宦官，临朝称制的太后，无法直接面对朝臣，也就必须依赖宦官从中周旋。

何太后所言理由，是东汉临朝的诸母后所共同认可的。只是何太后维护宦官利益的强硬态度，除了受这一般的原因制约之外，应当还有别的更为直接的原因。

何氏外戚是东汉时期唯一的平民出身的外戚，他们能在东汉末年登上政治舞台，全仗张让、赵忠等权宦的鼎力相助。从某种程度上讲，没有权宦们的需要，就不会有何氏外戚的产生与存在。

这一特殊的戚、宦关系，不仅强有力地左右着何太后的态度，也对何进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它使何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像袁绍等人那样对整个宦官集团都恨之入骨。

所以，何太后一提出反对意见，何进马上就作出让步，打算仅仅诛杀几个“放纵者”。

当然，何进的让步，除了受制于特殊的戚、宦关系之外，也还有其他原因。

一方面，他还不敢拂逆太后之意而矫命独断；另一方面，平民出身的何进，既没有深厚的权势根基，又没有秉国专朝的实际才干，所以尽管他已经大权在握，却极其缺乏相应的心理素质，面对势力盘根错节的宦官集团，他心灵深处积淀着份不易被人觉察的敬惮。

袁绍并没因何进的让步而改变自己的意愿，他告诫何进：“中官亲近至尊，出人号令，今不悉废，后必为患！”

太后不允许动宦官一根毫毛，袁绍则力主全歼宦官，于是何进在袁绍与太后之间犹豫、摇摆起来。

在与宦官决斗时，何进的徘徊与摇摆，完全可能导致窦武、陈蕃惨败悲剧的重演，袁绍当然绝不容忍这种情形继续下去。

曾为大将军府掾的袁绍对何进犹豫、动摇的原因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袁绍决定施加一种强大的压力，既可胁迫太后改变态度，又可以促使何进增强信心，同时这种强力还可以营造出一种使何进别无选择的气氛。

基于这样的打算，袁绍再为何进策划：“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

何进欣然同意了这一谋划。

可是何进周围的智谋之士，却纷纷反对借外力诛除宦官。

主簿陈琳竭力劝阻，他认为：“总皇威，握兵要”的大将军诛除宦官易如反掌，至于先斩后奏、专命诛宦官虽然违反制度，但却合于道义，所以是顺乎天命和人心的，完全不必心存顾忌。应当做、而且完全有能力做到事却要借助难以把握的外力，其后果将会是“大兵聚会，强者为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

侍御史郑太、尚书卢植皆以类似理由力劝何进，可是何进却丝毫不为所动。也许这众多劝阻者都缺乏对何进的深刻了解，他们被何进大权在握、名声在外的现象所惑，他们无法理解外强中干的大将军内心的渴望。

大将军非常渴望有一种强力助他应付目前的时局。

应何进之召，董卓、丁原、桥瑁等一批悍将率领骄兵，陆续集聚于京师洛阳附近。武猛都尉丁原更纵兵数千，冒黑山军之名，在孟津一带杀烧掠抢。

孟津的冲天大火，光照京师洛阳；诛除宦官的呼声，也从四面八方不断传入洛阳。

好一个何太后，在如此紧张的局势前，她的态度依然坚如磐石，强硬无比地拒绝诛除宦官。与此同时，何苗却力劝何进与宦官讲和，并请他深思：难道何家的显赫地位不是得力于宦官？

何进更是举棋不定了。他传令董卓，让他的军队停止前进。

袁绍惟恐何进在紧急关头变卦，心急如焚地向何进指出：双方的决斗已成定局，如果稍事迟疑，只会自取灭亡。

何进大概也意识到已无后路可退，于是才不得不摆开决战的阵势。他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并授袁绍以“假节”、“专命击断”的特殊权力；又以反宦官的得力干将王允为河南尹；令虎贲中郎将袁术率虎贲200人，夺取黄门持兵守禁中的权力。这样一来，大大加强了对京城与宫省的控制。

拥有特权的袁绍，一面布置力量密切观察宦官的动向，一面力促董卓及其他猛将逼近洛阳，并轮番上奏，反对宦官。这次的较量总算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何太后战战兢兢地罢斥了绝大部分宦官，仅留下了几个平素与何进关系特深的宦官守宫省。

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每个宦官都为自己的前途和性命惶恐不安。得到罢斥令的宦官，对大势已去虽然会很不甘心，但是何氏外戚毕竟还没使他们人头落地，所以他们不甘心之中也难免杂有几丝对何氏外戚的感激，于是宦官们纷纷前往大将军府谢罪。

面对这帮曾有大恩于自己、而眼下又可怜兮兮的宦官，何进顿时思绪万千，很不是滋味地对他们说：“天下匈匈，正患诸君耳。今董卓垂至，诸君何不早各就国？”

何进这番杂有情感色彩的劝诫，将他与宦官的那种无法彻底割断的情感充分显示了出来。在场的袁绍焦急万分，再三劝何进趁机下手诛除宦官，何进根本听不进劝告。

这样，诛除宦官的行动便出现了僵局。

袁绍异常清楚，如果没有新的推动手段，何进对宦官的反对就会到此为止了。于是，袁绍立即向各州郡发告文书，诈称大将军令逮捕宦官亲属。这样一来，宦官与何进的关系就不以何进的意志为转移而空前紧张起来。

宦官们刚刚还庆幸性命之忧已免除，可是大肆逮捕宦官亲属的行动，使所有宦官们马上意识到局势的异常严峻，一场殊死搏杀已不可避免。

救亡图存的紧迫感，再一次激起宦官们同仇敌忾，也促使他们将自身对敌斗争的全部才干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在双方殊死搏博斗的紧要关头，他们首先想方设法使何太后收回了“罢斥”成命，所有宦官皆复原职。

这样一来，他们便夺回了一块极为有利的搏斗阵地。

宦官们的紧急联合行动，无异于向何进显示了他们决一死战之心，何进已完全别无选择了。

八月的一天，长乐宫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这使严阵以待的宦官们顿时警惕起来：

一直称病在家的大将军为何突然求见太后？很快，他们便弄清了何进请求尽诛宦官的意图。宦官们依靠他们临机应变之才、全体协作之力和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决定了事变的结局。

太后坚决拒绝了何进的请求，而当何进已经无可奈何地离开长乐宫的时候，宦官们又诈称太后之诏令他回来。与此同时，宦官们迅速聚集人员，准备了兵器。重新回到宫中的何进，在嘉德殿碰上张让、段珪等数十名手持兵刃的宦官。

张让等人逼问何进为何要恩将仇报，尽诛宦官！紧接着，尚方监渠穆毫不迟疑地拔剑斩杀了无言以对的何进。

宦官们斩杀了大将军，又制诏罢黜司隶校尉袁绍和河南尹王允，重新任命樊陵为司隶校尉，许相为河南尹。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似乎又是建宁元年(168年)宦官战胜窦武、陈蕃的官廷政变的重演。可是与21年前大不相同的是，此时京师已没有可供宦官控制的军事力量了。这一点差异对宦官来说是最致命的。

当何进的死讯一传出，何进的部将吴匡、张璋即率兵欲入宫中，但是宦官已紧闭了宫门。吴匡便与袁术合兵，烧毁南宫青琐门，挥兵猛攻。张让、段珪等中常待眼见宫门难守，遂率人劫持何太后、少帝刘辨和陈留王刘协，及所有当值大臣，从南北两宫之间的甬道逃入北宫。

袁绍与叔父袁隗矫诏斩杀宦官所任司隶校尉樊陵、河南尹许相。

接着，袁绍与何苗合兵，逮捕斩杀了宦官赵忠等人。何苗平素与何进关系不太融洽，尤其在对待宦官问题上，二人分歧很大。吴匡等人见大将军已被害而何苗却安然无恙，便疑心何苗是宦官的同谋。

于是，在袁绍默许下，吴匡等人又引兵攻杀了何苗。

随后，袁绍指挥诸军，包围南北二宫，勒令收捕宦官，无论少长，一律格杀勿论。于是士兵见了没胡须的便杀，以至于很多不是宦官的，仅仅因为没胡须便误死刀下。宫中杀戒一开，不到三个时辰，便有2000多人丧命。

张让等人见北宫失守，便趁着外面的混乱，在茫茫夜色掩护下，挟持着皇帝从后门逃出，往黄河岸边的小平津渡奔去。尚书卢植与河南中部掾闵贡追赶到河边，闵贡拔剑连斩数人。张让、段珪等知此劫难逃，便跳河自杀。

至此，东汉的宦官便在与外戚、官僚士大夫的搏杀中彻底灭亡。

中平六年(189年)八月的这场宫廷喋血，使东汉的外戚、宦官势力同时在政治舞台上永远地消失了。

东汉的外戚、宦官一直是两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在长期的权势争夺战中，两股势力虽然都不同程度地侵夺了皇权，但是它们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维护和巩固着皇权，因此随着这两股重要势力的同时消亡，虚弱不堪的皇权也就彻底衰微了，以皇权为核心的统治机构由此出现了权力真空。

于是，各种强大的势力都跃跃欲试，力求以自己来填补权力真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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