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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郑庄公的去世，郑国群公子为君位争斗不断，郑国陷入内乱之中。

而此时，齐国经过管仲改革开始强大起来，齐桓公称霸成为春秋的首位真正霸主，与郑的关系也不再是对等的同盟关系，而有了主次之别。南方的楚国基本上统一了江汉流域，矛头开始直指中原。

郑文公后的郑国已无能力保全独立地位，只得在此起彼伏的诸强争夺中摇摆不定。

齐、楚俱为大国。齐国具有地缘疆域优势，东临大海，享鱼盐之利，建国之初便注重发展商品经济，齐国的手工业、农桑业等也发展起来，积累了大量财富，一直都是不可小觑的大国。

齐僖公时就曾小霸于诸侯，与郑国共掌中原，至齐桓公时，任用管仲为相，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对齐国内政外交进行调整：

实行国野分治制度, “叁其国而伍其鄙”，士乡中实行军政合一编制，使齐国军事力量大增；用人制度继续姜太公以来的任人唯贤政策，实行上计制、三选制、书伐制，打破西周以来的任人唯亲原则；外交上采取“尊王攘夷”策略，兴灭国、继绝嗣，保护华夏诸国，对夷狄进行征伐，一战而帅服三十一国，取得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支持。

经过齐桓公和管仲的努力，齐国国富民强，势力迅速发展，鲁庄公十五年(公元前679年)，齐始霸，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位真正霸主。

面对齐国称霸的国际局势，郑国加盟齐国阵营。《左传·庄公十六年》载，郑与鲁、齐、宋、陈、卫、许、滑、滕盟于幽，只不过郑国虽然经过内乱，实力尚存，以前小霸中原的心理优势还在，故有时并不朝齐，引致齐国伐郑，“执郑詹”，至郑文公时，郑国主动朝齐。

齐桓公称霸的同时，南方的楚国亦开始强大，通过楚武公、楚文公时期的灭国运动，基本上统一了江汉流域。楚文王之后楚成王继位，以公子子元为令尹，对外扩张目标就是中原地区。

鲁庄公十五年(公元前679年)，郑国刚入齐盟，楚国便来发难，以“郑伯自栎入，缓告于楚”为由伐郑，齐、楚争郑开始。

鲁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69年)，郑国迫于楚国压力，投向楚国；两年后，郑国重归齐盟，与齐、鲁、宋、陈、郑“同盟于幽，陈、郑服也”，楚国马上率军征伐。

楚国令尹子元率大军伐郑，兴师动众，攻入郑国都城，齐、鲁、宋出兵救郑，最终楚军无功而返。

楚国强大后，一直把进攻中原当作既定目标。齐国称霸中原后，楚国不敢贸然北上，于是整顿内政，安定民心，休养生息，伺机进攻中原。楚成王任用子文为令尹。

子文是楚国历史上有名的贤相。经过子文励精图治、廉洁奉公的统率治理，楚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吞并了周王室分封在汉水流域的汉阳诸姬，攻陷南阳盆地，矛头直指中原。待郑国内乱结束，楚国正是国内政治稳定、对外扩张势头正猛之时，郑国成为楚国北上势必染指的国家。

《左传》：

僖公元年（公元前659年)：“秋，楚人伐郑，郑即齐故也。”

僖公二年（公元前658年)：“冬，楚人伐郑，斗章囚郑聃伯。”

僖公三年（公元前657年)：“楚人伐郑，郑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齐方勤我，弃德不祥。”

楚国连续三年讨伐郑国，使郑文公难以招架，欲投降楚国，大臣孔叔劝说文公，最好还是等齐国来救援。

楚国咄咄进逼之势引起了北方诸华夏国家的惊恐，身为中原霸主的齐国也深感忧虑。

鲁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62年）：“齐侯为楚伐郑之故，请会于诸侯。”

僖公元年（公元前659年)：“楚人伐郑，郑即齐故也。盟于荦，谋救郑也。”

荦，杨伯峻先生认为当在今河南省淮阳县西北，这两次会盟皆为救郑，但史书没有记载出兵与楚交战，可能齐之盟军的准备尚未成熟，所以楚国才有连续猛攻郑国的行为。

在僖公二年（公元前658年)、僖公三年(公元前657年)楚国伐郑的战争中，楚国俘虏了郑大夫聃伯，郑国已无力与楚国抗衡，齐国出兵救郑抗楚已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于是，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郑、鲁、宋、陈、卫、许、曹各国联军南下攻楚，先攻伐臣服楚国的蔡国，蔡军溃败，齐盟军“遂伐楚，次于陉”（陉，今河南省郾城县西南），两军对峙。

《左传·僖公四年》详细记载了齐、楚交锋的过程：

楚使者问齐国讨伐楚国的理由，管仲以楚“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和“昭王南征而不复”为由。楚成王面对八国联军的声威，只得认错，楚使说：“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

杜预注:“昭王时汉非楚竟，故不受罪。”

杨伯峻则认为: “贡不入罪小，故认改；昭王不复罪大故推诿。”

李玉洁先生认为:

“楚成王答应了周王室纳贡青茅，履行纳贡之义务，其实就是继续承认对周王室的臣属地位，在这里，楚成王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态度，以纳贡周室为条件，达成与齐国的暂时和解。”

齐之联军退至召陵，齐桓公让楚使者屈完一同乘车观看诸侯之师，齐桓公说：“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

屈完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于是，齐、楚乃盟，称为“召陵之盟”。

召陵之盟是齐、楚的一次正面交锋，表面上齐国取得了胜利，楚国承认不贡周天子的错误，但实际上齐国的目的并不是非要楚国进贡周天子，而是向楚炫耀武力，使其不敢再侵郑，觊觎中原。楚国在齐国的声威下，也不得不先退让一步，避其锋芒，伺机再战。于是楚武王至楚庄王期间，楚国把进攻矛头转向了东北方向的江淮平原。齐、楚争郑暂告一段落。

从召陵之盟可以看出，齐、楚势力相当，或可以说管仲、子文棋逢对手，不得不各自有所收敛。另外，齐国忧于中原受北方狄戎侵犯而不能贸然南下，所以只要郑国不再受楚侵扰而已，并无能力去除楚国这个潜在的大威胁。

春秋时期，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逐渐降低，因其实力不济，故希望天下诸侯势力均衡，以维持对周王室表面的尊重。

齐桓公称霸以来，打“尊王”之旗行周王之权，令周天子心生不快，更令周惠王生气的是齐国支持太子郑继承王位，而自己却想立少子带为王位继承人。

齐、楚的召陵之盟使周惠王想到了牵制齐国的妙策，即借助楚国来打压齐桓公的气势，郑国的向附是齐、楚力量消长的关键，于是周惠王授意郑国背齐向楚。

《左传·僖公五年》：

会于首止，会王大子郑，谋宁周也。秋，诸侯盟。王使周公召郑伯，曰：“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

郑伯喜于王命，而惧其不朝于齐也，故逃归不盟。

孔叔止之，曰：“国君不可以轻，轻则失亲；失亲，患必至。病而乞盟，所丧多矣。君必悔之。”弗听，逃其师而归。

诸侯会于首止，本是谋求周王室的安宁，但周王却授意郑叛齐盟。郑国不参加齐国召集的盟会，投楚。

僖公六年（公元前654年)，齐桓公率鲁、宋、陈、卫、曹等联军伐郑，围新城（今河南省荥阳市密县）。

楚成王亲自率师攻伐许国以解郑国之围，齐与诸侯转而救许，郑围解，郑国正式倒向楚国阵营。

同年冬，许僖公也降楚国，成为楚国的仆从国，楚国的势力之强可见一斑。僖公七年（公元前653年）齐国继续伐郑，此时齐桓公霸业正盛，郑国岌岌可危，郑国大臣孔叔谏议向齐国臣服，“国危矣，请下齐以救国”。

于是郑国向齐乞盟请降，杀死与楚国关系亲近的申侯以乞齐盟，并派太子华参与齐、宋盟会，以听从齐国的安排。

太子华包藏私心，想借齐国的势力扫除国内政敌，并将此作为降齐的条件，但管仲认为齐国应以德、刑、礼、义会诸侯，不应掺杂私人条件，并且料定危机中的郑国必定会前来受盟，于是齐桓公没有接受郑太子华的请求。同年冬, “郑伯使请盟于齐”，以示臣服，并将背离齐国的罪责推给陈国。

僖公八年(公元前652年)，郑国参加齐国主持的洮会盟，拥立太子郑继王位，是为周襄王。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郑国又参加齐桓公召集的宋、卫、鲁、许、曹等国的癸丘会盟，周襄王派宰孔赐齐桓公胙肉，以回报齐桓公的支持，也表示周王室承认齐桓公的霸主地位，这是齐国霸业的顶峰。

此后的十余年间，郑国一直是齐国的追随者，再无背齐行为。

从《左传》所载来看，从僖公八年至十八年的十年间，郑国都是追随齐国参加国际事务，并没有背叛齐的行为。

僖公十七年(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去世，桓公内宠的六个夫人之六子争位，齐国因内乱而无暇外顾，楚国再次兴兵北上，灭申、息，制陈、蔡，直抵郑国大门，郑国无力抵抗才又朝楚。

郑国处于齐楚相争的中间地带，因而成为两国争霸的主要目标。郑为小国，无力抗拒，只得采取附强战略，因地制宜应对不断变化的政局，在大国争斗中谋生存。

齐、楚召陵之盟后，楚国北上受阻，因而避开齐国正盛之锋芒，把精力集中于江汉流域。楚对中原的策略也有所改变，效仿齐桓公尊周王，取得道义上的制高点，以使自己能融入华夏诸侯国集团。

楚国的对外政策不再是一味地进攻，而是又拉又打，一方面，臣服周天子，向周王室朝贡，周王大喜，赐楚以胙肉。周制规定: “宗庙胙肉，只分同姓。”

楚得到胙肉无疑是极大的荣幸，同时，周天子还予以楚很大的权力, “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

这样楚国就成为南方诸侯国的首领，担任屏卫周王室的重任。另一方面，楚国也致力于改善与中原诸侯国的紧张关系，齐桓公死后的第二年，郑投楚，为笼络郑国，“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

后楚国又嫁芈氏女于郑文公，热情款待逃亡中的晋公子重耳，这都是为争得中原诸侯国信任而做的努力，目的是打破中原诸侯国同视自己为敌的局面，为称霸做准备。

齐桓公死后，齐国和郑国一样，因继承人位置不固而导致诸公子争位之乱。齐恒公有六个儿子，生前立郑姬之子昭为太子，并托孤于宋襄公。

桓公死后国内大乱，昭不能继位只好逃到宋国，宋襄公率军打败了称霸一时的齐国军队。于是，宋襄公想当然地认为齐桓公之后自己就应是北方霸主了。

僖公十九年(公元前641年)，宋襄公以霸主身份召盟，“宋人执膝子婴齐。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今山东省曹县南）”，又“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又“围曹，讨不服”，宋襄公执滕宣公，又指使邾文公把鄫国国君做为人牲。

人牲在春秋时期已是令人反感的现象，引起国人的担忧，公子目夷就说:

“齐桓公存三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

意即宋襄公无德之表现，其他诸侯也反感。同年，郑、楚、陈、蔡会盟于齐，修桓公之好。但宋襄公自不量力，想会盟称霸，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 639 年），召集楚人会盟鹿上，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盂，今河南省睢县，现有盂亭)，执宋公以伐宋”。

这次会盟是宋襄公执意要召楚国前来参加，只有大国的承认才算是真正的霸主。《史记·楚世家》：“宋襄公欲为盟会，如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将好往袭辱之。’遂行，至盂，遂执辱宋公，已而归之。”

宋襄公乘车会往，楚设伏兵车，执宋襄公准备伐宋。幸亏宋国左师公子目夷设防守器械以守国，又假立新君，说：“吾赖社稷之神灵，吾国已有新君矣。”

楚国知以宋襄公为质已不能要挟宋国，于是“会于薄以释之”。宋襄公的所作所为引起中原小国的背弃，他们与楚一起伐宋，此时郑国与楚国同盟。

宋襄公梦想成为中原霸主，几次会盟诸侯。郑国参加了盂之盟，和其他小国一起加入楚国阵营。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 638 年），“郑伯如楚，夏，宋公伐郑”，楚人伐宋以救郑。宋、楚开战于泓水（今河南省柘城县北三十里），以宋国惨败而告终。不久，宋襄公伤于泓故去世。

齐国霸主地位丧失后，中原诸侯国群龙无首，宋襄公意欲继承齐桓公之霸业，但宋为中等国家，并不具有称霸的实力，故只是数次会盟小国，大国并不认服，“仅可当作小霸看待”。

楚国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积聚了雄厚力量，已完全具备了与中原诸国抗衡的能力，与宋国的泓水之战，是楚国第一次与中原诸侯国的正面交锋，楚国大获全胜，楚国争霸的时代已经到来。泓水之战后，郑国立即向楚示好。

楚成王以霸主身份自居，郑文公极力献媚，以诸侯献王的规格答谢楚王。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 636年），宋国也臣服楚国。至晋文公称霸之前，中原已无国家能抵御楚国，楚国再次向中原地区发展。郑国此段时间对楚的依附，表明了郑国敏锐的观察力，即依自身实际情况调整战略，根据强国力量消长的变化而转变立场。

因此，齐桓公去世后的楚、宋相争时期，郑国的附强战略还是成功的。

可是，郑国于春秋初年小霸之后迅速陨落，大诸侯国如齐、楚、晋、秦却相继崛起。齐国霸权衰落后，中原地区很长时间内没有产生一个足以对抗楚国的诸侯国。

宋襄公想称霸，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宋、楚泓水之战后，宋国已彻底灭去称霸的野心，安心小国自保的命运。

晋、楚则依据广阔的国土，在春秋中期相继发展成实力雄厚的大国。楚国通过歼灭小国运动，版图扩大，国力大增，对北方逐渐蚕食，“始得曹，而新昏于卫”，势力已渗透至中原北部。

楚国的几代国君，奋发图强，一直把北伐中原、称雄华夏作为既定目标，对中原诸侯国始终有咄咄逼人之势。

中原的晋国，为西周分封的老牌姬姓诸侯国，公子重耳继任国君后，国势渐强，成为中原霸主。晋与楚争锋的过程中，因与中原诸侯国有天然的血亲关系，自然得到其他华夏诸侯的支持，占据了天时条件。两强相遇，必定是涂炭一片。郑国在夹缝中日子更加难过。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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