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华说史，史说自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

灵帝统治的未期，历史似乎又在重演，外戚与官僚士大夫再次联手与权宦较量，宫廷又笼罩在几股势力拼死搏杀的血雨腥风中。

何进担任大将军以来，灵帝防范外戚的具体措施虽然无法弄清，但是中平五年(188年)军事建制上出现的新变化，却集中地将灵帝对何氏外戚的防范凸现了出来。

中平五年(188年)，在京师卫戍军五校尉之外，又增设了西园八校尉。

《后汉书·灵帝纪》注引乐资《山阳公载记》曰：

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议谏大夫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凡八校尉，皆统于蹇硕。

这八校尉的设置，固然与当时作为卫戍军的五校尉日渐衰落、京师洛阳空虚有关，但八校尉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灵帝防范外戚的产物。因为灵帝重新扶植的权宦蹇硕不仅统领八校尉，而且大将军也被置于其麾下。

东汉一代，宦官衔领军职，在顺帝时已开始了。阳嘉元年(132年)，权宦孙程病故后，顺帝追赠孙程以“车骑将军印绶”。

不过，这时宦官所衔领的军职，还只是一种追赠的特殊荣誉称号。

后来桓帝也如法炮制，曾先后追赐权宦单超、唐衡为“车骑将军”。建宁二年(169年)，权宦曹节病入膏肓，灵帝以为他快死了，为了给自己全心仰仗的权宦以临终前的最大安抚，于是便诏拜他为“车骑将军”。

没料到，不久曹节又病愈了，于是灵帝只好收回其印绶。直到他死后，又才追赠他为“车骑将军”。

可见，曹节时“车骑将军”对宦官来说还只是一种特殊的荣誉称号，宦官并不能行使相应的权力。黄巾起义爆发后，宦官衔领军职且行使相应权力的事实出现了。

中平三年(186年)，中常侍赵忠曾衔领车骑将军，并主持军事上的论功行赏，但只是四个月之后，便被罢免了。

东汉一代，灵帝时期首次出现权宦行使高级军事职权的现象，表明灵帝有增强权宦军权的迫切需要，而首次行使军权的权宦赵忠在短短百余日内便被罢免，则透露出灵帝在赋予权宦实际军权时的审慎。

中平五年(188年)出现的上军校尉蹇硕，手中有兵有将，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宦官元帅。

不仅拥有制度赋予的最高军事权力，并且手握精锐的蹇硕并不率军作战，而是坐镇朝廷，以御四方。

由此可见灵帝在军事上对宦官倚重的程度。蹇硕不仅权重，而且地位也相当稳固。自中平五年(188年)八月任上军校，到翌年四月灵帝驾崩时，其地位丝毫没有动摇的迹象。

灵帝末年，蹇硕能成为灵帝全心倚重的宦官，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史家对灵帝重用蹇硕的解释是：黄巾起义爆发后，灵帝遂留心近臣的军事才干，健壮而富于军事才干的蹇硕便引起了灵帝的注意，获得了重用。

其实，“健壮而有武略”只是灵帝重用蹇硕的原因之一，蹇硕作为权力最大的宦官出现在东汉史上，更为深刻的原因还在于，灵帝亟须在宦官集团内重新扶植心腹权宦。

黄巾起义爆发后，一方面，不管是出于“坐镇朝廷，以御四方”，还是出于防范已大权在握的何氏外戚，灵帝都迫切需要赋予心腹权宦以前所未有的权力；可是另一方面，灵帝对宦官头子张让、赵忠等人根本不可能再委以重任。

纵观灵帝在位的二十多年，在倚重宦官时，总试图使官僚、外戚、宦官三者力量形成某种程度的均衡，以维护和巩固皇权。

可是，近些年来，张让、赵忠与何氏外戚勾结甚紧，在何后的废立与立太子等军国要事上，他们给了灵帝太多的压力，这就破坏了灵帝所需要的权力均衡，从而必然促使灵帝想方设法改变这种他所忌讳的状态。

只是灵帝还来不及选择到合适的改变方式，黄巾起义便爆发了。在非常时期，灵帝当然不愿意加深他与张让、赵忠等权宦之间的裂痕，同时面对朝臣来势汹汹的倒宦官浪潮，灵帝又必须旗帜鲜明地向朝臣表明他倚重宦官的政策不容动摇，以遏止猛烈的反对浪潮。

灵帝仍然倚重宦官的态度一明朗，张让、赵忠等人就作出了积极而强烈的回应，在聚敛天下、镇压黄巾军等方面，挖空心思地迎合灵帝。由于双方的努力，灵帝与张让、赵忠等人的关系得到较大改善。

中平三年(186年)，灵帝便让赵忠成为东汉史上第一个行使车骑将军职权的宦官，又以“讨黄巾之功”封张让等人为列侯；并称为自己聚敛钱财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张让为母、赵忠为父。

虽然如此，可是张让、赵忠等权宦让灵帝感到的侵权威胁，已从根本上动摇了灵帝对他们的信任，灵帝心灵深处已烙下了无法抹去的猜忌印痕。

所以，灵帝一直留心在张让、赵忠等权宦之外物色堪负重任的宦官。伴随着灵帝的迫切需要和较长时间的精心物色，蹇硕这个在东汉史上权势空前绝后的宦官也就登上了汉末的历史舞台。

灵帝刻意营造出外戚与宦官分掌兵权的局面，二者之间的明争暗斗乃至搏杀也就由此开始了。

蹇硕虽然拥有了最高军事权，但是大将军何进咄咄逼人之势还是难免不让新当重任的他产生几许畏惧与忌恨，因此，他总盘算着怎样削弱何进的势力。

中平六年(189年)初，蹇硕伙同一帮中常侍不断向灵帝进言，让灵帝遣大将军西征凉州叛军边章、韩遂。在与权宦的矛盾激化之时，何进加紧了与官僚联系，并大力网罗天下名士，以扩充自己的实力。

何进的这一系列做法不仅令蹇硕畏惧与忌恨，也肯定会令灵帝大为不安。所以，灵帝听从了蹇硕等人的意见，赐大将军何进以“兵车百乘，虎贲斧钺”，令他率兵西征。

自安帝任耿宝为大将军以来，大将军已不再随军出征，而是坐镇京师。此时遣大将军何进随军西征，不仅意味着大将军地位的下降，而且西北激烈的战争还会削弱大将军的实力。

何进很清楚灵帝与蹇硕的意图，但是又不敢公开抗旨，于是便上书请求派中军校尉袁绍往徐、兖二州征集兵马，待袁绍征兵归来，即率军西征。当时西北10万羌胡联军围困陈仓，所以何进“补充兵力”的请求无懈可击，灵帝只好允准。

这样，何进才将西行一事拖延了下来。

不久，随灵帝一命呜呼，戚、宦之间的斗争骤然白热化。

中平六年(189年)四月丙辰日，34岁的灵帝在南宫嘉德殿驾崩。

灵帝苦苦支撑了二十多年的那座破旧的帝国大厦，也随着他撒手尘寰而剧烈晃动起来。东汉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势力的利害冲突骤然白热化，在悲戚气氛笼罩下，各种势力剑拔弩张。一时间，皇宫里的空气凝成一团，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

中平六年(189年)的一天，弥留之际的灵帝将皇子协托付给大权在握的蹇硕，并留下了遗诏，从而终于了却了一宗，多年来一直令他揪心的大事。

虽然不清楚遗诏的具体内容，但是综合灵帝在“立太子”问题上的一贯态度，可以推知是有关立皇子协为嗣君的遗诏。

无论是出于对皇权的维护，还是出于对王美人的爱，灵帝至死不渝地坚持了由自己完全左右“立太子”。

可是在这一问题上，灵帝是极其孤立的，所以临终前的灵帝无法将立嗣君一事托付给大将军何进与任何朝臣，惟一可信赖和托付的只有握有最高军事权力的蹇硕。

看着灵帝咽下最后一口气，守候在旁的蹇硕顿时绷紧了每一根神经。

他异常清楚目前的形势，不仅朝臣们反对废嫡立庶、废长立幼，更为严峻的是，咄咄逼人的何氏外戚与朝臣联手的迹象已日益明显，如果稍有闪失，不仅会辜负灵帝托付之重，而且自己立即会身首异处。

已来不及等待时机和寻求更为妥善的办法，蹇硕决定先发制人，诛杀何进，立刘协为帝。

蹇硕立即遣人迎何进入内宫，诈称有要事相商。何进入内宫之际，从出迎的司马潘隐异样的眼神中悟到了不祥。惊恐不已的大将军立即转身从侧门奔驰回宫。接着，马上率兵屯驻在百郡官邸，声称自己患疾，拒不进宫。蹇硕的司马潘隐是何进的旧交，所以他将蹇硕的全部阴谋以眼神传递给何进。

灵帝死后历时一整天都悬而未决的皇位继承问题，在翌日得到解决，由于蹇硕“先发制人”的计划破产，皇子辨登上了皇位。何太后临朝称制，以大将军何进和后将军袁隗（袁绍叔父）录尚书事，共同辅政。

形势陡然变得极为不利于蹇硕。惶恐不安的蹇硕明白，眼下整个宦官集团如果能团结一致，那么自己或许能够与何进等人拼个鱼死网破。可是打从自己受灵帝器重以来，张让、赵忠等人与自己在权力面前便芥蒂骤生，所以，当务之急应是唤起张让、赵忠等人以集团利益为重的责任感，以便淡化内部争斗。

蹇硕便写信对赵忠等人说：

“大将军兄弟秉国专朝，今与天下党人谋诛先帝左右，扫灭我曹。但以硕典禁兵，故且沉吟。今宜共闭上阁，急捕诛之。”

客观地讲，蹇硕信中所言并非危言耸听，秉国专朝的何氏外戚与官僚士大夫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整个宦官集团的命运已危如累卵。

不过，如果依蹇硕之见，凭蹇硕手中的军权，整个宦官集团联合一致，像建宁元年(168年)那样发动一场宫廷政变，宦官集团的命运则完全可能转危为安。

令人奇怪的是，蹇硕的努力都白费了。

张让、赵忠等人适应灵帝的需要，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才终于成了灵帝的心腹权宦，能在宫中翻云覆雨。

后来居上的蹇硕，则轻而易举地取代了他们，并握有了前所未有的大权，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滋生出对蹇硕的刻骨忌恨。

也许是这种深刻的忌恨使张让、赵忠等人糊涂了，再加上他们毕竟与何氏外戚有过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所以本来精明无比、狡诈万分的张让、赵忠等人对大势的判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失误。

他们大概认为，何进的主要政敌是蹇硕，自己助何进灭蹇硕，既可借刀杀人，又可趁势与何进表示友好。

于是，赵忠等人便出卖蹇硕，将他的信交给何进。惊悉蹇硕的预谋之后，何进难免再次萌生几许对张让、赵忠等人的感激之情，受这种心情的支配，他一定会给张让等宦官们某种承诺，因为何进是在诸常侍与黄门令的帮助下，兵不血刃地逮捕了拥有兵权的蹇硕，并很快将其诛杀，控制了由蹇硕掌握的军队。

与灵帝即位之初的那场外戚与宦官厮杀中的双方实力相比，这一时期，宦官集团的势力本来已经空前强大，拥有了制度赋予的最高军权，可是宦官集团的内讧却将这种优势断送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就会发现，宦官集团这种前所未有的可怕内讧，究竟会给这个集团带来什么样的命运！

何氏外戚这时已控制了形势，于是马上采取行动对付灵帝的母亲董太后。

董太后是个极其不甘寂寞的女人，她不仅竭力为灵帝聚敛天下出谋划策，而且还有强烈地干政欲望。王美人死后，董太后亲自承担起抚养皇子协的责任。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何皇后与董太后都有孩子可望入继大统。

如果是长子继承皇位，皇后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皇太后，这样的资格可以使她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拥有和发展自己的权势；如果是幼子登基，董太后便会变成太皇太后，那她可以指望过上若干年有权有势的生活。

刘协是灵帝无比钟爱和寄予了厚望的儿子，由董氏扶养皇子协可能是出于灵帝的意愿，而董太后则将自己的政治筹码也完全押在了抚养皇子协之上，因此她曾多次迫不及待地劝灵帝立皇子协为太子。

何皇后与董太后这两个女人也就由此结下了深深的怨仇。

灵帝一死，何氏外戚很快便控制了朝政，有政治野心而缺乏政治经验的董太后，却不懂得在形势急转直下时如何化险为夷，保存自己。

她自恃侄儿董重身为骠骑将军，拥有仅次于大将军的权力，同时她自己与一帮中常侍关系也很深，在劣势下还咄咄逼人地与何氏外戚争权夺势。

这样一来，何氏外戚便很快就朝她挥起了屠刀。中平六年(189年)五月，何进等人首先剥夺了董太后在宫内的居住权，接着又率兵包围骠骑将军府，强夺董重兵权。六月，大势已去的董太后便在忧愤中死去。

何氏外戚的主要政敌已经清除，可是宫廷里并没由此而平静下来，外戚与宦官集团的更为酷烈的搏杀马上就要开始。

不管从哪个角度讲，戚、宦喋血的局面都是张让、赵忠等人始料不及的。尽管如此，在灵帝奉行的官僚、外戚、宦官互相制衡的策略下，这种局面却不以张让、赵忠的意志为转移而以必然之势出现了。

何进与官僚集团的关系，伴随着何进与蹇硕的矛盾斗争发展而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何氏外戚粉墨登场之后，尽管由于种种实际需要，何进总是在官僚与宦官两大势力间保持着某种平衡，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何进的情感天平却更多地倾向了权宦，而与士大夫官僚的关系有相当的距离。

这也难怪，何氏外戚既不像窦氏外戚那样与官僚土大夫有着某种天然联系，更何况何氏外戚是仰仗权宦鼎力相助才得以粉墨登场的。

中平元年(184年)，何进升任大将军之后不久，司徒杨赐遣掾属孔融前往大将军府恭贺。

可是不知为什么，孔融竟被冷落在客厅里，主人何进迟迟不到客厅。心高气傲的孔融夺回贺帖，留下“引罪自责”的辞呈便愤然离去。

大将军府的幕僚反而怪罪孔融，竟派刺客追杀孔融。这时有宾客以“孔融是天下名士，不可轻易得罪”为由劝阻何进，追杀之事才被制止。

司徒杨赐乃灵帝朝德高望重的重臣，孔融则是天下颇孚众望的名士，所以孔融在大将军府的遭遇表明，至少在当时，大将军何进与士大夫官僚的关系还有相当的距离。

与这形成鲜明对比的事，却在中平五年(188年)，汉灵帝死前一年发生了。

当时，何进不仅大量征用海内名士，而且对名士的看重已到偏激的地步。当时，申屠蟠、郑玄等蜚声海内的大名士拒不应征，何进则通过州郡胁迫郑玄到大将军幕府，同时欲以“威刑”胁迫申屠蟠应征。

几年间，何进对名士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中平五年(188年)，蹇硕任上军校尉之后，何进与蹇硕的矛盾迅速激化，何进意识到他与蹇硕的殊死搏斗已无法避免，因此迫切需要壮大反对蹇硕的力量。名士、官僚这股强大的力量历来皆与宦官势不两立，所以何进对他们的“热情”急剧上升。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