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一个男婴在常州出生，由于这一天正好是冬至，古代又有“冬至一阳生”的说法，所以母亲给他取名为“张一阳”。

其实，“一阳”也有期望革命的势力从此如阳气一般萌发壮大的寓意。

张一阳出生后半年多，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张太雷。之后，一家人搬到了上海又生活了大约半年。这是张一阳与父亲在一起生活最长的一段时光，可惜此时他只有一岁多，根本记不清这仅有的父子亲情。

1925年春天，张太雷受到党组织的派遣，将要去广州工作。妻子陆静华只好带着三个孩子又回到了常州。张太雷虽然极想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但为了革命事业，他只能放弃亲情，专心工作，直到两年多后牺牲时，也没有余暇再回到家乡。

1927年12月11日凌晨，张太雷领导起义部队分别向广州市各个要点发起突然袭击，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由此打响。

很快，起义军就以惊人的力量攻占了原广东省会公安局，并悬挂起广州工农苏维埃政府的横幅。张太雷一身戎装，高声呼喊：“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起义军听到这一声呼喊激动万分，纷纷高呼万岁，但就在大家处于喜悦中的时候，国民党主力部队突然发起反扑，在与敌人的激战中，张太雷不幸遭到敌人伏击，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29岁。

此时常州张太雷的老家，4岁的张一阳正在院中无忧无虑地玩耍，还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

张太雷牺牲一年后，这个噩耗才传到了常州老家，陆静华失声痛哭。陆静华痛不欲生，但看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想起丈夫对自己的嘱托，心瞬间坚强了起来。

在生前少有的空闲时间里，张太雷曾给陆静华写过一封家书，信中安慰她：“你一定要进学堂……那时你是一个独立的女子了，比较那种女子只做男子的附属品，要荣耀得多。”

丈夫曾经激励自己的话，成为了陆静华活下去的动力。她要尽全力培养两个年幼的孩子读书认字，长大后像他们的父亲那样为国效力。

为了让两个孩子都能上学，陆静华更加卖力地干活儿，筹措学费。在那个年代，女子上学还未普及，所以当陆静华将女儿送进学堂后，街坊邻居都无法理解。对此，陆静华解释说：“这是孩子的爹生前的愿望呢。”

在母亲陆静华无微不至地照顾下，张一阳逐渐长大。每天晚上睡觉，母亲都会向他们姊妹讲述父亲革命的故事，给张一阳幼小的心灵种下了一颗革命的种子。

1937年，刚满14岁的张一阳读完了初中二年级，但由于日本人的侵略，让他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常州沦陷的那个冬天，张一阳跟随母亲、姐姐四处躲藏，四处求人后，才在西庙沟一家亲戚处勉强住了下来。

张一阳非常懂事，即便上不了学，也坚决不让自己闲下来。他开始瞒着家人当学徒，为家里减轻负担。

但自从踏入社会后，张一阳更能体会到底层人民凄苦的生活，为此他心底生出了改变这个社会，把侵略者赶出中国的想法。于是到了1939年，趁着党组织寻找他们一家的机会，16岁的张一阳离开亲人参加了新四军，投入了父亲生前所奋斗的革命事业中。

新四军领导得知张一阳是张太雷烈士的后代后，有意照顾他，想让他到新四军宣传部当干事。但张一阳坚决不肯，他说自己刚参加革命，应该从基层做起。

张一阳参军后，姐姐张西蕾为他感到高兴，因此送了他一支钢笔，嘱咐他：“好好学习，好好战斗，不要玷污了父亲的英名。”张一阳点头答应，在部队中更加刻苦地训练军事技能，积极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

1940年，随着国民党对皖南地区的虎视眈眈，非战斗部队和机关里的女同志被安排先行撤退。张西蕾考虑到弟弟年幼，便向组织申请让张一阳一起走。组织同意了，但张一阳坚决表示要留下来，张西蕾无奈只得同意。

但张西蕾没有想到，这竟是她与弟弟的最后一面。

1941年，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许多战士都被敌人俘虏了，张一阳也在其中。

敌人把被俘的新四军官兵从皖南押送到江西上饶集中营中，对他们进行了惨无人道地虐待。集中营中环境极差，许多战士都患上了严重的疾病，张一阳也出现了高热不退的症状。

敌人很快就从一个叛徒的口中得知张一阳是张太雷的儿子，便对他软硬兼施劝降。在张一阳病情最严重的时候，敌人引诱他只要签投降书就为他治病。

张一阳冷哼一声，对敌人的花招不屑一顾。这惹恼了敌人，不仅不给他治病，还不给他吃饭、喝水。在这残酷的环境中，18岁的张一阳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临终前，张一阳忍痛咬下了自己的两枚指甲，取下姐姐送给自己的钢笔的笔尖，郑重托付战友转交给家人。

张一阳牺牲了，家人几经辗转才终于收到了他的遗物，可他的遗体葬在何处，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