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刘晓博

刚刚结束的“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有一个重要决策：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

这意味着什么？将产生哪些影响？

先讲结论，再做进一步分析。

第一，这对于粮食“净调出”的省区是重磅利好，它们将获得更多的转移支付。目前中国粮食“净调出”主要集中在5个省区——黑龙江、河南、内蒙古、吉林、安徽。

第二，未来出钱为粮食“净调入”买单的，主要是广东、浙江、福建、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

第三，“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意味着城镇化、房地产的“马太效应时代”到来了，国家的对策从之前的“阻滞”改为“引导”。为粮食“净调入”买单多的城市，反而是发展快、房地产有价值的城市。

国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

主要原因是：人口红利终结了，城镇化、房地产出现了历史性转折。“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是上述变化引发的财政制度的变革。

下面这张图，我曾多次给大家看过。它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8年以来每年新增城镇人口数量趋势图。

1998年后中国的城镇化快速推进，每年新增城镇人口都在2100万人以上。但到了最近5年，新增城镇人口直线下滑，到2022年下滑到了646万人。

为什么新增城镇人口不断走低？

第一，人口红利终结了；第二，城镇化率已经到了相对高位；第三，疫情和百年未有大变局的冲击，就业机会少了。

在城镇化的第一个20年（1998年-2018年），人口红利充沛，大中小城市都可以获得人口增量，所以几乎所有城市的房价都能涨；各地财政充沛，城市面貌迅速更新。

最近几年，人口能持续增长的只剩下了大城市，普通三四五线城市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出现了城镇人口的下滑。

来自土地的税收和各种收入占地方财政的50%，当城镇化、房地产出现拐点，地方财政立即捉襟见肘，一些地方甚至无法按月足额给老师发工资，公交车的正常运行都难以维持了。

怎么办？只能是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

下图是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22年全国财政转移支付总额第一次超过了10万亿元，其中四川、河南、湖南等人口大省获得的转移最多，西藏、新疆等省区人均获得的转移支付最多。

转移支付的名目也越来越多，比如在养老金方面近年建立了“全国统筹调剂制度”，其实就是把广东、北京、江苏、浙江等养老金相对充裕地方的钱，调拨给辽吉黑、内蒙等省区使用：

“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在二十大报告里，是这样提及“粮食补偿机制” 的：“……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到了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进一步明确为：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标准。

以前的“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主要是中央财政补贴给产量大省；未来的“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则主要是把担子压给粮食净调入大省、大市——广东、浙江、福建、北京、上海、天津等。

下图是2022年全国各省、市、区“粮食自给率”排行榜。这里说的“自给率”，使用的是“省（区、市）内人均粮食年产量/全国人均粮食年产量”。

黑龙江省的“粮食自给率”最高，人均产粮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15倍。

其次是吉林（3.57倍）、内蒙古（3.34倍）、新疆（1.44倍）、河南（1.41倍）、安徽（1.38倍）。

北京人均产量只有全国的4.3%，上海为7.9%，浙江为19.4%，广东为21%，福建为25%。

如果按照全国人均产量标准配备粮食，需要净输入粮食最多的是广东，其次是浙江、福建、上海、北京、广西、天津等。

广东由于人口众多，需要净输入的粮食遥遥领先。

根据公开数据：2003-2022年，中国粮食增产5116.67亿斤，黑龙江、河南、内蒙古、山东、安徽、吉林、河北、江苏8个粮食主产省的贡献度均超过5%。其中黑龙江和河南的贡献度更是分别达到20.52%和12.59%。近十年间，主要粮食增产省份越发集中，内蒙古、河南、黑龙江、山东和安徽5个粮食主产省分别贡献了近十年粮食总产增幅的14.81%、13.66%、12.63%、11.78%、9.98%。

“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的建立，意味着黑龙江、河南、内蒙古、吉林、安徽等省区将获得更多的转移支付，而买单的主要是广东、浙江、福建、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

这个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平衡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利益格局。

众所周知，中国人均耕地面积（1.5亩）远低于全球水平（3.1亩），而耕地、宅基地又相当于农民的养老和生活保险，虽然实施了耕地、宅基地的“三权分设”，但中国农业的规模化程度不够，仍然维持了小农经济的业态。

所以，中国粮食生产成本高于全球平均成本，沿海省份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比购买国内粮食还要便宜。

但基于国家安全、粮食安全的原则，中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必须维持足够的耕地、足够的粮食产量。即便自己生产不太经济，也必须保证基本的自给率。

要让农民愿意种粮，就必须保证他们能通过种粮挣钱。国家必须持续对农业进行投入和补贴，其他国家如日本也都是这样做的。

现在，仅靠中央财政补贴已经不够了，因为产量省区市的人口在流失，来源于征税神器——房地产的钱越来越有限，这时候就需要发达地区来帮忙。

国家对发达地区的支持是：你可以放开楼市的各种管制，目前除一线城市外，基本上都在全面取消限购、限贷、限价、限售，未来一线城市大概率也会松绑。

这其实是允许大城市通过城镇化、都市圈、房地产来虹吸中小城市。

房地产取消各种限制、落户大城市取消各种限制之后，中小城市的富裕家庭会重新配置资产，抛售中小城市多余的房地产，去大城市买房、安家。

所以，大城市不愁土地卖不出去、房地卖不出去，也不愁房地产税收不上来。

对于中小城市，特别是粮食主产区的城市来说，土地财政在不断萎缩，对农田水利、对农村路网等各种投入，对粮食的补贴，都将出现困难。于是，国家就提出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把钱从发达地区调拨回来，反哺粮食产区。

说白了，就是用大城市、沿海地区的“超额地价”来补贴产粮地区和农民。

未来大城市、沿海地区，跟内地、粮食主产区、普通三四五线城市之间，会出现双向虹吸的现象。

产业、资金、人口的自然趋势，是从普通三四五线城市、粮食主产区向沿海大城市、都市圈流动，这是经济规律产生的“自然虹吸”；国家通过制度设计、转移支付，把发达地区的财政“虹吸”一部分给人口流失地区用，从而维持大一统国家的运行。

结论是：只有大城市的楼市维持健康（慢牛行情），它们的土地、房屋才能卖出，老百姓的钱才能部分转化为财政收入，也才有能力转移支付支持落后地区。

如果大城市楼市长期不涨，长期低迷，不仅大城市财政收入会下滑，普通三四五线城市也很难拿到足额转移支付，整个社会就难以正常运转。

房地产跟粮食生产，将有更紧密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