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瓦拉同志

同治六年（1867年）年底，以清穆宗之名义颁布的一道圣旨震动朝野：任命即将卸任归国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由其率领清朝第一支外交使团出访欧美列国，以办理中国跟列强之间的交涉、签约事务。当然，这道圣旨并非真的出自小皇帝载淳的“圣裁”，而是临朝摄政的两宫太后-慈安、慈禧共同商定后的结果。

同治帝在1867年任命美国人蒲安臣为中国大使

熟悉中国古代史的朋友都知道，清朝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其他国家为野蛮落后的蛮夷，认为它们只有称臣纳贡、接受教化的义务，而没有权利跟中国平起平坐，自然也不会任命洋人做高官。因此，当蒲安臣的任命消息公布后，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一片哗然，在他们看来，让洋人充当代表中国利益的大使，无异于赤裸裸的“辱华”举动。

然而，两宫太后并没有理会这帮“老顽固”的反对意见，蒲安臣使团最终顺利成行，从而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一笔奇异的色彩。那么问题来了，蒲安臣究竟是怎样传奇的人物，缘何能以一个美国人的身份担任中国大使？他在奔走欧美各国期间的表现如何？

蒲安臣本名安森·伯林格姆，182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家庭，1846年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波士顿担任律师并开始投身政治。作为坚定的民主派和废奴主义者，蒲安臣在1856年曾发表著名的演讲《马萨诸塞州的抗辩》，由此获得广泛的赞誉。同时，作为共和党的创党元勋，蒲安臣从1855年开始担任国会众议员，并连选连任直到1861年。

蒲安臣之所以跟中国产生联系，全是拜一场外交风波所致。

蒲安臣

1861年春，属于共和党阵营的林肯宣誓就任总统后不久，作为党内大佬的蒲安臣转战外交界，担任美国驻奥匈帝国公使。由于当时还没有发明飞机，美洲与欧洲之间的往来都是通过轮船，耗费时间很长，旅途相当辛苦。然而，当蒲安臣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巴黎、行将向维也纳出发时，却意外收到奥匈帝国外交部的信函，告知帝国政府拒绝接受他的大使身份。

原来，在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中，匈牙利人在拉约什·科苏特、伊斯特凡·塞切尼、裴多菲·山陀尔、约瑟夫·贝姆等人的领导下，曾掀起大规模的抵抗运动，要求摆脱奥匈帝国的统治而独立。匈牙利革命虽然最终遭到残酷镇压，但此后多年，流亡在外的科苏特等人依然在各国积极宣传革命主张，并得到欧美一大批进步人士的同情，其中便包括蒲安臣。

正因如此，当奥匈帝国得知蒲安臣曾发表过同情匈牙利革命的演讲后，即刻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拒绝其入境。奥匈帝国的做法令林肯政府很难堪，但鉴于当时的美国实力还比较弱，不具备足够的震慑力，加之南北战争的爆发，迫使林肯政府在多次交涉无果后，只好更换驻奥公使的人选。不过，为了安抚蒲安臣，林肯旋即将他派往中国做公使。

1862年8月，在历经数月的海上航行后，蒲安臣终于抵达天津码头，旋即进入北京城，正式接替已离任两年的华若翰遗留下来的美国驻华公使一职。由此，蒲安臣的人生跟中国紧紧捆绑在一起，直到生命的终结。

美国驻华公使馆旧照

事实证明，蒲安臣在华外交生涯相当成功。作为驻华公使，蒲安臣在代表美国与中国打交道时，一改昔日同僚对华蛮横欺压政策，改而实行合作政策。与此同时，蒲安臣一再向其他列强提出倡议，呼吁在中国展开公正的外交活动，以取代武力外交，并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及领土完整。最终，蒲安臣的种种善意举动赢得清政府好感，由此成为中国最信赖的外国公使。

蒲安臣做了5年的驻华公使，直到1867年被劳文罗斯接替（注：劳文罗斯于1868年10月正式到任，期间由临时代办卫廉士掌管公使馆事务）。任期届满后，清廷总理衙门为蒲安臣举办盛大的饯行宴会，席间觥筹交错，气氛甚是融洽。然而，正当蒲安臣收拾完行李，准备返程归国时，却意外收到恭亲王奕䜣的一个特殊邀请，希望他能够出任中国大使，办理跟列强的交涉、签约事务。

对于这个毫无先例的角色，蒲安臣起初深感为难，但出于对中国的好感，他还是愉快地接受邀请。

恭亲王奕䜣

奕䜣之所以邀请一个美国人来担任中国大使，除了感念蒲安臣的善意、欣赏他的办事能力外，还有一个难言的苦衷。原来，《天津条约》规定的10年修约期将至，清廷担心列强会趁机“索要多端”，急需事先遣使欧美各国以了解他们的意图。然而，当时的中国缺乏精通西洋事务、熟悉外交礼节、善于谈判的外交专才，若遣使非人，恐怕会有损“天朝上国”的颜面。因此，委派洋人出任中国大使，通过他跟列强进行交涉，未尝不是一个解决方案。

因此，在争得蒲安臣的同意后，奕䜣立刻上书慈安、慈禧两位太后，陈述他这样做的原因。奕䜣在奏折中对蒲安臣的能力夸赞备至，称此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与此同时，奕䜣还特别指出，由于中外礼仪的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

慈禧太后

两宫太后虽然是妇道人家，但比整天把“祖制”挂在嘴边的保守派要开明些，并不觉得任命一位能力出众、对华善意的美国人担任大使是有辱中华体统之举，因而并没有考虑多久，便批准奕䜣的奏请。如此一来，本应卸任回国的蒲安臣，摇身一变而成为清朝的大使，堪称“破天荒”。说句题外话，在中国外交史上，蒲安臣是唯一担任大使的美国人，也是唯一担任此职的外国人。

1868年2月25日，由蒲安臣带队的使团正式出洋访问，首访目的国为美国。蒲安臣使团成员共30人，由英国使馆翻译柏卓安、海关税务司法籍职员德善分任左右协理。而为维护清廷体面考虑，又以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同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使二人在名位上蒲安臣相同。不过，无论是志刚还是孙家谷，都是粗通洋务而已，其重要性远不及蒲安臣。

蒲安臣使团

事实证明，蒲安臣不仅能力出众，而且非常有职业道德。甫抵美利坚，蒲安臣便以中国利益代言人的身份频频发表演讲，呼吁美国政府能够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并一再重申中国欢迎欧美各国的商人和传教士。对于蒲安臣在美国的一系列外交活动，约翰逊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反感，更没有给他戴上一顶“吃里扒外”的帽子，反而认可其表现，而美国各界对蒲安臣同样充满赞扬。

借助这种友好的氛围，1868年7月28日，蒲安臣代表清廷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署《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翌年11月23日，经双方在北京交换条约批准书后，该条约正式生效。

时任美国国务卿西华德

《蒲安臣条约》以西方国际法的形式确立中美两国的对等地位，其主要内容包括：在中国让给外国人居住的地段，中国皇帝并未放弃“征用权”；中国皇帝有权在美国港口派驻领事，其领事特权与豁免权和英俄驻美领事相同；两国人民可随时自由往来、游历、贸易或久居；两国不仅可在对方设立学堂，而且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两国侨民不得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受到歧视。

无疑，《蒲安臣条约》是中国跟列强间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中美之间由此建立正式的友好关系，并互相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可谓善意满满、影响甚远。4年后，第一批中国幼童乘船前往美国，从此掀开中国公派留美学习历史的第一页。

在美国取得积极而丰富的外交成果后，信心大增的蒲安臣并没有在祖国停留多久，旋即率团前往欧洲，历访英、法、普鲁士、沙俄等强国，继续扮演着中国利益维护者和中外沟通者的角色。不过，除在英、普两国收到积极的成果外，蒲安臣在出访其他列强时却屡碰钉子，尤其是在以不讲信用、贪暴无度著称的沙俄。

据志刚在日记中披露，蒲安臣在俄期间竭力维护中国的权益，希望能妥善解决中俄之间的领土纠纷。然而，沙俄政府并未因蒲安臣的特殊身份而减轻对中国敲诈勒索的力度，在会谈中时常摆出强硬、不合作态度，每每令蒲安臣气郁。由于压力过大、心情苦闷，外加舟车劳顿、不胜风寒，蒲安臣不幸罹患肺炎，并在1870年2月23日猝逝于圣彼得堡，终年50岁。

蒲安臣殉职后清廷颁布的褒赠状

一个美国人，为了争取、维护中国利益而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中国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即使连先前那些认为任命蒲安臣为大使乃是“辱华”之举的保守派们，恐怕也会心生好感，而清廷就更是如此。因此，当蒲安臣去世的消息传到中国后，清廷不胜悲哀，两宫太后特意颁发懿旨，追赠蒲安臣为一品官衔，并发放抚恤金1万两白银。

对于蒲安臣的表现，中美各界均赞誉有加。其中，梁启超称赞《蒲安臣条约》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而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则称：“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能获得中美两国文坛巨擘的同声称赞，蒲安臣若泉下有知，应该深感欣慰吧？

参考书目

1. [清/民国]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版。

2. [清]文庆、贾祯、宝鋆 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中华书局2014年版。

3.[清]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 [美] 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