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1978年生于四川宜宾。南京艺术学院书法博士，四川大学考古学博士后。现任四川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书法硕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科技与艺术融合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兼书法艺委会主任；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四川省书协篆刻委员会副主任、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篆书篆刻委员会主任。
当代书法创作应进一步加强对文字学的关注
文/杨帆
一 书法与文字学一脉相承
以今天的审美看，自有汉字，便有书写汉字的书法。作为一门历史久远的传统艺术，书法自有其特有的规定性。故徐利明教授有云：“书法是以书写文字的方法进行艺术创作的，不写字无以为‘书’，这是一；糊涂乱抹则无以称‘法’，这是二。所以，书法艺术必须是写字的，又必须是讲究形式、技法的。”我以为，书法的技巧形式与文字内容，好比大鹏之二翼，唯比翼方可高飞。当前书法创作在技巧形式上的创新与尝试，都主要是以笔墨章法为主要元素的。似乎书法创新除了笔墨章法便别无他途，这实在是唯形式论指导下的一大误解。漠视文字内容的作品，尽管技巧新颖，可一旦遭到后人之诟病，其影响自难久远，甚或消亡殆尽，岂不惜哉！
隶书条幅
136cm×36cm 2022 年
文字学，古人将其隶于经史子集之经部，名之曰“小学”，属于经学研究范畴，它包括传统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三个方面。今天的文字学，则主要讲字形。故而，古代文字学家研究演变发展中的汉字字形，与古代书法家书写汉字创造新的构形风格，便天然地产生了联系。为了记录语言和适应社会实用之需，先民想要把话留下来，于是创造了汉字，这无疑是人类从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最了不起的一跃。
历代留在甲骨、铜器、竹简、碑石、简札上的浩瀚文字，既是传统文献遗产，也是书法艺术宝藏。古代的书写者，不少为当时之精英，他们或治理方域，功德无量；或精研百家，传习经史。我们今天书法界皆统称之“书法家”。不过，从《说文解字叙》“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可知，那些被称为“书法家”的古人，其幼年课字，都是从“先以六书”的“小学”开始的。
篆刻『子非』印笺
28cm×16cm 2023 年
中国书法是伴随汉字实用书写而发展的。在书法创作意识不显的魏晋以前，其漫长的书法艺术传承，实则是汉字字体的逐渐演变过程，故早期书论亦是以阐释字体演变为主，而非书法家之书论。自“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战国古文开始，直至雕版印刷成熟后的宋体字，汉字六书结构的逐渐改良和古代书法家在形式美上对汉字做的形体结构翻新，当是汉字文化传承的两大线索。受当代学科分化影响，现今研究汉文字的文字学者不甚关注汉字在当代的手写体，从事书法创作的艺术家亦不甚关注汉字六书结构的文字学问题，导致文字学界与书法界间形成了一道本不该有的鸿沟。
实际上，汉字的六书结构与汉字的书写，古人并不分得特别明确。故古代书法家多是文字学家，或兼有文字学修养，如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便著有《小学篇》一卷（已佚），清代书法家邓石如亦曾著有《说文字原》（已佚）。古代的文字学家亦多是书法家，或兼通书法，如秦丞相李斯、唐之李阳冰、宋之徐铉、清之吴大澂等皆是。汉字文化之精华要通过当代传之后世而愈久远，当代书法家应当继承这一优良传统。
二 书法家应重视文字学修养
在发明雕版以前，中国文化之传承与典籍之递传，主要依靠书写者的汉字手写（或书丹刻石）。但即使发明雕版以后的宋元明清时期，纵然承载典籍的汉字大量被印刷体代替，书法家手写墨迹中的汉字在形体结构上仍是多有讲究的，且这种讲究不以牺牲艺术创新为代价。历观“宋四家”以至晚清罗振玉等辈，大家辈出而无一仅事笔墨卖弄技艺者，即是明证。近代受西方科技影响，特别是“五四”以来现代印刷的整齐划一字体又替代古代雕版印刷字体，以后的无纸化办公趋势，将使基于汉字手写的书法艺术更加走向脱离实用的独立地位。因此，在倡导传统文化复兴的新时代，书法家的手写体书法，必然地要在汉字文化复兴中担负起更多的职责。
篆书条幅
180cm×30cm 2022 年
当前书法创作在笔墨技巧等形式美的继承与创新上，已表现出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广阔的宽度，但形式追求甚则甚矣，却从另一面反映出当代书法家对文字学的漠视，以及对汉字渊源的认知缺失。其甚者，作品至多是形式优美，金玉其外，而文字内容、六书结构却深违中国通用汉字发展规律与规定，不考究者可谓多矣。试想我们这个时代优美的书法都普遍存在文字内容与结构不可考的弊病，危害后世者必深。得到官方如中国书协等机构认定评选出的优秀作品，若书写汉字极度不合规范，则负面影响现如今和后人的程度极大。何则？书法家会以官方认可而自珍，藏家会以书法家名位之昭著而珍存，后人亦会以前辈珍存而传承。从文献流传角度讲，这种错误书写之恶毒，远甚汉字发展史上的任何时期出现的文字异形、文字增损等现象。
篆书条幅
247cm×64cm 2023 年
因为历史上出现过的俗省字、异体字等现象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发生规律，这些汉字的六书结构或多有依据，或在汉字书写中约定俗成而逐渐为大众所接受，并非书写者个别现象。个别现象绝不可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大势。故而，在汉字形体结构已经趋于稳定的今天，书法家手写体的合于规范就显得尤其重要。错字当然不能写，随俗臆造偏旁也是不允许的，异体字、别字亦当谨慎使用。况且，艺术形式创新，绝不以肢解汉字结构为代价。曾经出现的非汉字书写的所谓现代书法，逐渐退出书坛便是明证。以高技巧的笔墨去书写毫不讲究的文辞和六书失度的汉字，最终只会使高技巧的笔墨在三五十年后便烟消云散了。
三 字书与书迹宜相参为用
书法家读《说文解字》，犹如史家之读《史记》一样重要。清代朴学兴盛，其时学者认为能通《说文解字》者亦非俗士。当代书法家若能从《说文解字》入手，上溯商周时期的古文字，下逮汉以后草书、隶书、楷书等今文字，不仅能知晓汉字形体之演变，且对创作中不同书体、内容的汉字形体使用，都具有突出的积极作用。尽管《说文解字》因作者时代所限存在不少的错误，但离了它，不仅商周金文讲不通，即草体、楷体亦不知其形体改造之所以然。古人治文字学，有学问研究上的自我要求和科举应试等方面制度的规定。如是从事学问研究，凡研经治史、疏证前代之文献、弄懂文字形体与含义都必然是治学之基；如是科举应试，官方都制定有一整套必须遵守的文字规范。
篆刻『大方无隅』印笺
28cm×16cm 2022 年
唐代就规定读书人须读《说文解字》《字林》等，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也没有例外。书法史上留名的这些大家，其身份都是以学者和官员为主的。即使清代那个既称不上学者也未为官的邓石如，虽曾遭到当时学者“篆法不合六书”之诋，但他仍认真抄写过《说文解字》二十通，以敷应用。当前书法创作，除了展览设立文字审读环节，并无对书法家文字学研习上的制度规定。如果书法家不从事古典文献研究，就没有兼治文字学的自我要求了，故出现文字书写不合规范的现象实非偶然。鉴于古人之经验，由《说文解字》始，而逐渐深入与主攻书体联系紧密的文字学知识，仍将是当代书法家不可或缺的传统文化质素之一。
随着当代印刷业的发达，很多古代字书被影印以行世，有人又将古代书家手写墨迹按次编为字书，颇便于当代书法家检索和创作之用。书法家如何更好地使用这些字书呢？我的意见有二：一是字书与古代书迹宜相参为用；二是抄字书与临摹碑帖应并行对比。《说文解字》等字书在历代的传习过程中，对书法创作用字的规范性一直起到关键作用。并且，某些版本的字书因写刻水平较高而各具风格特征，《说文》唐写本、《说文》汲古阁本等皆是。
篆刻『怀之好音』印笺
24cm×15cm 2022 年
这些字书也就可以像历代篆迹一样，作为篆书创作在风格上的借鉴。当然，书法艺术的继承与学习，历代名家书迹仍是取法的主体，这是字书不能替代的。今日字书纷纷，且皆附以拼音、部首等检字，颇便书家查检，然不能皆知六书训诂之义，不能悉知古文字形之变，妄以查检出的字便是创作内容中的字，或将多有讹误而不自知。
另外，字书由于分属各时代之产物，所收文字自不能概其碑铭所有之字及后代新出之字。许慎仅在《说文》中征引秦刻石中的“也”“攸”“及”等字；徐铉校定《说文》曾列出“几”“凡”“以”等十三字篆文笔迹与“二李”石刻相承小异者；徐锴在《系传》中亦曾将《说文》小篆的“长”“言”“羽”等八字与石刻篆文相异者对照分析。这说明，历代小学家还是比较注重对名家书迹的考证。既然这些碑铭书迹可以补正字书，则书法家从事创作，就很有必要对字书与书迹作一番相互印证，甚至将抄字书与临摹名家书迹相结合，以知其同异与正讹产生的渊源。
四 深研字学也能促成书法创新
书法家研究文字学，广泛扩充文字学知识和修养，还可促成汉字手写体在形体结构上的创新，提升书法创作实践的品位。对于不懂文字学的书法家而言，也许以为师法古人、沉潜笔墨章法的形式美技巧，便是创新的唯一途径，这是误会；抑或以为在汉字形体结构上作形式空间的变异，便是结字创新的唯一途径，这也是误会。书法创作在入古出新的方法上不宜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文字运用上亦不能乖于汉字发展与六书结构之规定。博涉群碑只是在取法范围上的广泛扩充，尚须由博返约，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个性化形体结构风格。对待古人之书，在字法、风格等方面不必盲从；前人某些论书的妄语，亦不必盲从。
各时代的书迹，都有其不同时期的特点，也都体现出书家各自不同的书写习惯、学术底蕴和审美趣尚，当代书法家在继承这些传统时，就要有甄别去取的精神。至于创作中的字法问题，当然要以识得《说文》六书为基准，但又不必墨守这些传刻的字书，亦不必如乾嘉学者那样过甚严格，沦为抄字书的风格。
楷书小品
33cm×20cm 2023 年
汉字的每一次形体改革或改良，都会产生新的字体，在文字发展史上就出现了若干次的创新，只不过这种创新是适应社会实用之需要的。书法史上的汉字形体结构创新，主要是在师法古人基础上的形式风格变异。大抵历史上创新型的书法家，多有其个性化的结字风格，但这不是创新的全部。因为，创新的途径未可止于追摹古人法书，深研文字学、通晓古今文字之变，亦可以出新。
古代研究文字学的书法家好写古篆，本是一种崇古的倾向，但有时却因此产生新的形体结构风格。翻阅《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著作便可知，其中有部分序跋及正文所刻字体，笔法虽为楷书，却很不易卒读，这是因为书写者以楷书笔法写篆书的结构。这种书写方法与孔安国《尚书序》里提到的“隶古定”在方法上倒是一致的，只不过是在学者们好古心理驱使下的产物罢了。隶古定是指用隶书的笔法写古文的字形，以楷书笔法写古文的字形则称为隶定。古代有些字书中便保存有这种隶定字形，如夏竦的《古文四声韵》，就有不少字是据书传而隶定者。清代很多碑派书家写北魏楷书，常常以篆书笔意为之，那是笔法意趣的尚古。而精于文字学的书家以楷书笔法写篆字，则是在文字六书上的存古，两者虽都出于好古之尚，但效果却是不一样的。
篆书条幅180cm×30cm
不过，欲以隶书笔法写篆字的隶古定字体，或以楷书笔法写篆字的隶定字体，并非人人能作，它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深通六书，能识古字，熟稔篆书书写技法；二是知隶、楷字体之所从来，并精通这两种书体不同于篆书的书写技法。若仅能识古字而不通隶、楷笔法，则所书必拙劣，没有艺术的美感；若仅通隶、楷笔法而不识古字，则乖异六书，俗气满纸。故此，这种因好古而出新意的书写风格，其创作方法的特殊性便对书写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必须有多面的书法技法素养，亦必须有较深的文字训诂功底。但观书法史上能以此而独标一格者，多是工书的小学家、金石学家，其原因便在此。尽管这种创作方法普适性不强，推广非易，若今日书学界好古之士能稍有涉及，各体创作或又增新面目于笔墨技巧之外。
篆书《说文》释“馆”条幅 138cm×34.5cm
字学、书学分为二事后，不同历史时期的某些书人不识古字，昧于形声，以致沦为篆书劣等字匠。若能振兴六书，加以八法，于书学之发展、个人之创作而言，皆非坏事。古文经被引入学术研究，古文字被引入书法创作，都是以小学的发达，以古文字的考释成果为前提的。要搞懂古文字与隶楷在字形上的联系，就必于《说文》用功，假定《说文》亡，甲骨文、金文亦无用。不讲小学，不能作书，不究心《说文》，不能作甲骨文、金各体书法。不过，若事于小学而过分崇古，墨守《说文》六书亦大不可。
书法史上某些学者正因为如此，其篆书不仅在篆法上将《说文》传写的讹误一并吸纳，且风格形式上亦显得单一少变化。如此看来，学术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对书法创作的影响不仅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此外，书法创作实践的某些素养也可对小学产生反作用，故有的学者就主张治小学当兼学书。虽篆变隶以来，书家各逞笔姿而字体大坏是事实，可清季以来研究古文字的学者书家，在古文字书法的创作实践中也能促进文字学的进步，同样也是事实。
杨帆 隶书《说文》释“示”条幅 138cm×34.5cm 2020年
结语
尽管时过境迁，今天谈国学修养与古人谈国学修养自有不相同的背景，但其意义却没有差别。与当代书法家创作研究相关的传统学问还有很多，如经学、史学、训诂学、金石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献学、考古学、诗词学、书论、画论、印论等。文字学无疑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基础学问和国学入门之阶，它既为历代书法篆刻大家所重视，故今天的书法家就不应该丢弃这个优良传统。通过文字学，不仅可以丰富书法家的综合学养，并且还能提升创作实践的品位。故此，当代书法家应进一步加强对文字学的关注，不仅关系个人创作，也关系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书法创作，还关系到汉字文化能否通过当代传承到更久远的问题。
欢迎点赞+关注！
转载声明：本文系编辑转载，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