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开春，我家的老房子终于等来了征收。一张红纸贴到门框上，我们这片老宅子就算是正式”入选”了。隔壁老赵听说得早，一大早跑来告诉我这个消息，笑得像偷了鸡的黄鼠狼。
“老李，这回你可发达了！你这破房子至少能赔个四五十万！”
我的破瓦房是真的破。前年夏天那场暴雨，屋顶漏了一夜，整个堂屋跟下雨似的。泡烂的天花板纸一块块往下掉，就像是一张被水泡过的老照片，裂成了碎片。我拿了三个洗脸盆接水，一晚上倒了七八次，到后来索性搬了个澡盆在底下。
那晚上我给儿子打电话，说想修修房顶。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说：“爸，您那房子都快七十年了，修了也是浪费钱。”
“浪费啥呀，我住着还舒服着呢。”
“您也六十多了，早点搬到城里来跟我们住不好吗？”
我没接话。我知道他是好意，但我也知道他媳妇心里怎么想。去年过年我去他家住了三天，那三天他媳妇的脸色比冬天的天空还要阴沉。回来后，我就再没去过。
征收的事定下来后，镇上来了测量队，他们进进出出丈量了一天，连厕所旁边那块地都不放过。最后给我算了53万。老赵听说后，拍着我的肩膀笑得更开心了：“哎呀，老李，我猜得真准，这下你发达了！”
我没多高兴。这房子是我爷爷建的，我爸在这出生，我在这长大，后来老伴去世，儿子去了城里，就剩我一个人守着。现在说拆就拆，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签合同那天，儿子特意请了假陪我去。他看着那张53万的补偿协议，脸上的表情比我还激动。
“爸，这下好了，这钱够您在县城买个小两室了，离我们也近。”
我点点头，心里却在想，这钱是不够的。县城的房子比我想象的贵多了，就算勉强买了，装修啥的又是一笔钱。
更重要的是，我这几个月总觉得胸口闷，爬个楼梯都喘得厉害。去诊所量血压，医生说高，让我去大医院检查检查。我一直拖着，怕查出什么大病，花钱不说，还得麻烦人。
搬家前两天，我终于去了县医院。
那天早上起得特别早，天刚蒙蒙亮我就出门了。医院排队的人已经不少，我拿了号，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等着。旁边一对老夫妻在小声说话，老太太手里捏着一个揉皱的检查单，眼圈红红的。
“多少钱？”老头问。
“大夫说至少要五六万，”老太太声音颤抖，“咱们哪来那么多钱？”
“再问问儿子？”
“昨天问了，他说刚买车，手头紧。”
我低头看自己的鞋尖，那是五年前儿子送的，鞋带已经换过两次，鞋底都磨得快没纹路了。
轮到我检查的时候，医生是个年轻小伙子，戴着眼镜，说话温和。他一边看着检查单，一边问我什么症状。我把胸闷、气短的事说了。他皱着眉头，让我做了心电图，又开了几个检查。
结果出来那天，下着小雨。医生办公室里暖气很足，我脱了外套还觉得热。
“李大爷，您这个情况，需要做个搭桥手术。”
我愣了一下：“搭桥？”
“就是冠状动脉搭桥，您的三根主要血管都有严重堵塞。”他指着片子上的几条细线，“这么说吧，您这情况，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我问他要多少钱，他说保守估计十五万到二十万。
回家路上，雨下大了。我没带伞，走到半路浑身都湿透了，也懒得跑了。路过老赵家门口，他正在搬东西，见我这样，连忙把我拉进屋。
“老李，你这是怎么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老赵给我找了条毛巾，又倒了杯热水。我看着他家墙上贴的全家福，他儿子、儿媳、孙子站在中间，老两口站在两边，一家人笑得灿烂。
“老赵，你家真好。”我冷不丁地说。
老赵摆摆手：“哪儿啊，我那儿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小气得很。上次我说腰疼，他连个按摩器都不肯买。还是我们俩老的互相照顾。”
我点点头，又问：“你家征收补偿多少？”
“四十八万。”老赵叹了口气，“这钱根本不够买县城的房子，我们准备先租着住。”
我没告诉他我生病的事。回到家，我给儿子打了电话，说了医生的诊断。电话那头安静了好一会儿。
“爸，这手术真的必须做吗？”
“医生说了，不做随时可能…”我没说完，他打断了我。
“爸，您知道我这边情况，刚买房子，月供就七八千，孩子上学又花钱，我媳妇还辞职在家带孩子…”
我听着他絮絮叨叨说着各种难处，心里像灌了铅一样沉。
“我知道了，”我说，“你们的情况我理解。我自己的事自己会处理。”
挂了电话，我坐在房檐下发了好久的呆。屋顶的瓦片又掉了一块，露出了一个小洞，雨水顺着那个洞滴在堂屋的地上，一滴一滴，砸在我心上。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来三十多年前的事。那时候我才二十出头，刚从农校毕业分配到县农机站工作。有一天下班路上，我看见一个女孩在路边哭。她穿着蓝色的连衣裙，长发扎成马尾，哭得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家里不同意她上大学，觉得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一听就来气，说我陪你回去跟你爸妈说。
后来我们就熟了。她叫杨芳，是镇上供销社的售货员。她爱看书，常常下班后去我宿舍借书看。那时候我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一间小屋子，除了一张床，就是一个书架，满满当当地塞着各种书。
那年冬天特别冷，她来还书的时候，手都冻得通红。我给她倒了杯热水，她捧在手里，隔着水汽看我笑。那一刻，我觉得她就是我这辈子要找的人。
我们谈了三个月恋爱，就去镇上登记结婚了。她父母反对，我父母也不太满意，但我们俩谁也没听。结婚后，我们搬进了这间老房子。那时候房子还没这么破，我贴了新的墙纸，换了明亮的灯泡，她缝了花窗帘，屋子里处处都是新婚的喜气。
芳怀孕的时候，我高兴得不得了，每天下班就跑去供销社等她。她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走路都有点吃力，但脸上总带着幸福的笑容。
然而，好景不长。她生产的那天，医院忙得不行，产房里一个接一个。等轮到她的时候，已经折腾了大半天，人都虚脱了。医生说胎位不正，要剖腹产。
手术中途，医生出来告诉我，大人小孩只能保一个。我傻了，站在手术室门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医生催我快点决定，我脑子一片空白，最后说：“保大人。”
孩子出生后，护士抱给我看了一眼。是个男孩，小小的，皮肤皱皱的，像个小老头。医生说孩子情况不太好，需要送进保温箱，还得花不少钱。我正要答应，旁边一对夫妻突然过来，说他们的孩子刚刚夭折了，想收养我的孩子。
我犹豫了。芳还躺在手术台上，我们的积蓄根本不够支付高额的治疗费。那对夫妻看起来条件很好，男的西装革履，女的穿着时髦。他们说会给孩子最好的生活，还愿意支付一笔”感谢费”。
我答应了。
那笔钱救了芳的命，但我从来没告诉她真相。她醒来后，我告诉她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她哭了很久很久，后来慢慢走出来，我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也就是现在的儿子。
芳去世那年，儿子刚上大学。临终前她跟我说：“老李，我这辈子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看到我们的第一个孩子长大成人。”我握着她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她走后，我一个人守着这老房子，日子过得浑浑噩噩。
搬家前一天，我收拾东西时，在床头柜的夹层里发现了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封发黄的信。照片上是芳抱着一个小婴儿，笑得那么灿烂。信是她写给那个孩子的，上面有她的泪痕。
原来，她一直都知道。
那天晚上，我久违地做了个梦，梦见芳和我站在老房子前，怀里抱着那个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在阳光下笑得那么开心。
第二天一早，我拿着手术需要的钱去了银行。柜台的年轻姑娘看了我半天，忽然问：“您是李大爷吗？”
我有点惊讶：“你认识我？”
她笑了：“我爸总跟我提起您，说您是他的救命恩人。”
我一头雾水。她又说：“我爸说，如果不是您当年送他去了县城，他现在可能早就不在了。”
我想了很久，也想不起来我什么时候救过人。
第二天，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子来找我。他站在我面前，眼睛和芳一模一样。
“李叔叔，”他的声音有点哽咽，“我是您的儿子。”
原来，那对收养他的夫妻对他很好，把他当亲生的养大。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但养父母从来没告诉他亲生父母是谁。养父去世前，才把当年的事告诉了他。
他找了我好几年，终于在这个县城的银行里遇到了我。那个小姑娘是他的女儿，也就是我的亲孙女。
“李叔叔，您的病我们已经了解了。”他说，“我在省城开了家公司，这点钱不算什么。我希望您能搬到省城去，和我们一起住。”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这三十多年，我一直想有个父亲。”
我看着他，又看了看他带来的全家福。照片上，他和妻子站在中间，两个孩子站在两边，像极了当年老赵家的那张全家福。
搬离老房子那天，雨停了。阳光照在破旧的瓦片上，反射出温暖的光。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住了一辈子的地方，然后转身，朝着新的生活走去。
上车前，我给儿子发了条信息：“爸爸的病有人治了，你不用担心。”
手机很快震动了一下，是儿子回的：“爸，您在哪？”
我没回。
车窗外，老房子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视野里。我想起芳常说的一句话：“人啊，总是到了失去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最重要。”
我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芳的笑脸，还有那个我从未抱过的孩子。
“芳，我们的孩子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