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新中国进行首次民族识别，当时自行申报的“民族”数量超过了400个，其中260个分布在云南。然而当时的全国人大代表的全部代表席位只有1200席，而1953年《选举法》规定每个民族不论人口多少，至少有1名全国人大代表。如果按这个自行申报的“民族”数量执行，则不到全国人口7%的少数民族将拥有全国人大代表1/3以上的席位，由其云南一省的代表席位将超过全国人大总席位的1/5，于是乎中央再次进行民族识别和厘定。光是云南一省，就有230多个自行申报的“民族”未获承认。

在1953-1954年这次全国民族识别当中，原先自行申报400多个“民族”，最终只有38个被国家承认为少数民族。之后二十年里，又进行了几次民族识别，最终在1979年识别认定基诺族以后，中国的少数民族确定为55个，加上汉人共计56个民族，至今一直未变。1979年以后要求被识别为少数民族的穿青人、摩梭人、白马人等都不再被认定为新的少数民族。因为新增一个民族就意味着原有的蛋糕要重新分配。

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很多族群因为语言或宗教习俗被归并为一组，比如祖源、日常语言和生活习惯乃至宗教派别都迥然不同的西北回民、云南回民、海南回辉人、青海茂托人都被认定为回族；彝族当中也归并了诸多其他族群，你比如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世居湖南，但他被划分为维吾尔族，甚至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广西原本打算把西南地区的 佈僮人（壮族）和佈依人（布依族）定位同一个民族。但贵州省担心如此一来会把黔南、黔西南的佈依人聚居区划给广西以此并入筹备中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因此贵州省坚持把佈依人识别为不同民族即布依族。桂黔两省以南盘江为界，很多父子、兄弟分居一条河的两岸，但被强行划分为南岸为壮族，北岸为布依族。这种出于政治目的的划分民族情况还有很多。

东南和西南地区有很多少数民族攀附汉人祖先，比如播州杨氏自认是杨家将后人，他们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都已经高度汉人，自我认知也是汉人，但是若把他们认定为汉人，则当地少数民族代表席位将不够。于是专家往往不管当地人怎么自我认知，而是强行给他们灌输历史、民族学和语言学知识，最终迫使这些早已汉化的少数民族再度承认自己不是汉人，而是少数民族，比如仲家（布依族）、民家（白族）、土家等等。

1953年福建省民政厅派人去泉州进行民族识别，认为当地一些人口应当被划分为回族。然而尽管当时识别工作的政府人员百般劝说，但泉州当地的丁氏、郭氏都坚决不同意被识别为回族。有丁姓村民还诘问这些政府人员：“解放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人人平等，不管什么民族，大家都是一样的。”而这些泉州村民之所以要被识别为回族，仅仅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信仰过伊斯兰教，他们早八百年就不信这个了。

再比如孔子的后代中，仅1998年续修的《孔子世家谱》里，孔子后人居然就有14个少数民族，而他们都明确指导自己是曲阜孔氏后人，仅仅因为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就被强行划分为少数民族。

民族划分肯定是好的，于汉人于少民都是有利的。但是像共产国际远东支部这种为了民族识别来装点其民族平等和社会主义大家庭门面的民族识别就是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