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中国首次推出军衔制度。这次评定军衔时，充分考虑了各种条件，力求做到公平合理、面面俱到。
在那一时期，军队中军级干部通常被授予少将军衔，少数人甚至获得中将军衔。然而，有五位将领的情况与众不同，他们仅被授予大校军衔。这种情况引发了人们的疑问：为何会出现这种特殊现象？
张力雄1913年出生在福建上杭，1932年参军入伍。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曾两次遭遇生死攸关的险境。
长征开始前，张力雄原本担任红34师100团的政委，后来被调往红13师，100团的政委职位由侯中辉接替。在湘江战役中，红34师遭遇重创，几乎全军覆没，侯中辉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如果没有那次突如其来的调动，张力雄很可能也会在这场战役中牺牲。
红一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两军进行了整合，张力雄被分配到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随后，这支部队向南进入川康地区，接着向西进军宁夏。
在西路军的征途中，张力雄担任红5军45团的政治委员。在高台战役中，红5军的军长董振堂不幸阵亡，张力雄也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幸运的是，在撤退过程中，他得到了一位当地村民的帮助，从而幸免于难。之后，张力雄通过做苦工和街头乞讨，历经近一年的艰难跋涉，最终返回了延安。
西路军在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战场上阵亡和被俘后遭杀害的红军官兵超过万人。张力雄亲身经历了惨烈的高台战役，最终能够独自返回延安，这种经历堪称罕见的幸运。
在抗日战争期间，张力雄曾任太行军区第7军分区的政治部主任。随后，在解放战争时期，他调任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担任同样的职务。在被授予军衔之前，他的最后一个职务是第13军的政治委员。
张力雄原本根据他的资历、职位和功绩，理应获得少将军衔。然而，有人提及他在西路军失利后的一段历史，指出他曾有一年时间与组织失联，甚至可能在此期间与敌方有过接触。这一情况影响了对他军衔的评定。
由于他逃亡时缺乏目击者，调查过程耗时过长，导致1955年他仅被授予大校军衔。然而，历史终究是公正的。1961年，组织查清了事实真相，随即将他晋升为少将。
张力雄将军是目前全国仅存的一位曾参与过长征的开国将领。在1955年至1965年间被授予将军军衔的军人均被称为开国将军，而张力雄将军是这一群体中唯一健在的长征亲历者。
他和张力雄同属二野体系，在红军阶段曾任红四方面军团级参谋长。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出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129师新编第11旅旅长以及冀鲁豫军区湖西分区司令员等职。
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参与了许多关键战役并屡建奇功。从平汉战役到鲁西南作战，再到挺进大别山，以及后来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进军大西南，他都立下了赫赫战功。到了1949年2月，他被任命为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的军长。
在1952年的军衔评定中，尹先炳原本被列为正军级，与第二野战军的其他十位军长一同被考虑授予中将军衔。然而，就在这一年，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的背景下，为了在谈判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中央决定派遣16军换装苏式武器进入朝鲜，以此对美韩联军施加压力。新装备的投入使用需要先进行训练，16军在苏联教官的指导下进行培训。在此期间，尹先炳仿效了苏军喜欢跳舞的习惯，频繁组织舞会，这种行为引起了不良影响。
16军完成训练投入战斗后，其表现完全达到了中央的预期，首战便消灭了敌军两个连，令美军大为震惊。然而，当时双方都无意继续大规模交战，尹先炳只能指挥一些小型部队作战，这让他觉得索然无味。于是，他开始利用空闲时间学习跳舞来打发时间。
尹先炳不仅自己热衷于跳舞，还积极动员身边人参与。他为师级以下干部专门安排了女性文化教员，主要任务就是教授舞蹈技巧。此外，他还不定期在军部组织舞会活动，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其中。
16军32师政委田维新曾指出，该军高层领导包括军长和政委等人，常携带女性秘书，白天处理公务，夜晚则参与舞会活动。这种行为即便在战地，尤其是在朝鲜的土地上，也严重影响了军队的声誉。尽管上级对此进行了严肃的谈话和批评，但这些领导仍未能改正其行为。
尹先炳的行为逐渐失控，他将一名朝鲜女性提拔为秘书，随后两人关系进一步越界，引发广泛争议。中央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展开调查。由于事件牵涉朝鲜方面，并且发生在战争期间的军营中，若不严肃处理，将严重损害外交关系和军队纪律。
尹先炳的处分决定是撤销其军长职位，军衔从中将降为大校，职务级别也调整为相当于军级。
16军作为新中国首支合成部队，其指挥官尹先炳曾备受中央器重。倘若他能及时纠正自身问题，未来仍有希望晋升至少将军衔。
尹先炳的行为并未收敛，短短两年后又因个人问题遭到举报。面对组织的调查，他一度矢口否认。然而，当总政部门掌握了充分证据后，解放军监察委员会果断采取行动，给予尹先炳严厉处分：不仅被开除党籍，所有职务也被一并撤销。
在这五位担任过大校军级职务的军官中，唯独尹先炳的军衔一直保持原状，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动。其他四人的军衔都有所调整，唯独他始终如一。
梁金华作为24军的军长，因两项违规行为同时受到处罚。
他最初在特种作战部门工作，这类部队专门处理特殊任务，只有精英才能加入。皖南事变后，他有一段奇特的经历——不仅成功逃脱，还在那期间成家了。
面对8万多名国民党军队对不足一万的新四军展开攻势，梁金华在茂林一带与敌人连续交战三天，最终因伤倒下，被国民党军队发现。
在医院待了几天，虽然吃喝不愁，但梁金华心里一直不踏实。他知道自己的身份禁不起仔细审查，万一国民党派人来查，麻烦就大了。因此，身体稍微好转后，他瞅准机会赶紧离开，直奔江西和安徽交界的地方，打算找到新四军的队伍。
梁金华在逃亡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一次，日军试图将他带回审讯，情急之下，他夺过一挺机枪，向敌人猛烈开火，击毙了在场的人员后迅速逃离。日军随即派出追兵，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他躲进了一户农民家中避难。
日军追捕时，农户发现梁金华是新四军成员，便决定全力掩护。正好他家有个未出阁的闺女，就让梁金华躺在姑娘床上装病。鬼子冲进来搜查，农户谎称梁金华是他女婿，最近生病卧床不起。日军搜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异常，就转头往别处追去了。
当时社会风气保守，这种事情一旦曝光会影响女方名声，梁金华索性与那位女子正式结为夫妻。之后他加入新四军，职位不断晋升。抗美援朝期间，他最初以志愿军24军副军长的身份带队赴朝作战，经过一年的战斗，被提拔为志愿军24军军长。
梁金华原本有资格晋升为将官，但1955年授衔时却只被评为大校，原因众说纷纭。目前主要有两种解释在民间广泛流传。
在朝鲜战争期间，24军被指控存在虐待战俘的行为，这一事件成为美国在国际上攻击中国的重要把柄。美方借此大肆渲染，试图通过舆论压力损害中国的国际声誉，尤其是对志愿军的形象进行负面宣传。当时，新中国正致力于在国际舞台上树立正面形象，争取更多国家的认可。这一指控无疑让中国陷入被动局面，作为24军指挥官的梁金华也因此受到了牵连和影响。
其次，梁金华在职位提升后，与一名比他年轻20岁的疗养院护士产生了感情。尽管遭到多方劝阻，他仍执意要与这名护士结婚。刘少奇同志及其老领导粟裕都曾亲自与他沟通，试图改变他的决定。然而，梁金华坚持己见，这一行为在当时社会引起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最终他因此被作为反面教材处理。
这两种观点都没有明确的证据支持，可能只是基于猜测和传闻。
1961年，梁金华被授予少将军衔，然而就在他晋升为将官仅仅一年后，便不幸离世。这种命运的转折令人难以预料，也让人感慨万分。
他在抗战期间有两件重要的事值得一提，首先是和杨成武之间的分歧。1938年，萧锋担任晋察冀第一军分区第三团政委，而杨成武则是军分区司令员。两人在不少事务的决策上意见不一致，导致了矛盾的产生。
1940年6月，日军派出八路兵力企图包围并消灭萧锋的第三团。面对敌人的进攻，萧锋冷静应对，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与日军周旋。经过激烈战斗，部队虽然遭受重大损失，但成功突围至安全区域。然而，这场战斗并未得到杨成武的认可，反而招致了严厉的批评。
萧锋猛地一拍桌子，情绪激动地说：我参加革命比你早了整整两年，你当司令才多久？你这不是两面三刀吗？当初组建3团的时候，你明明答应让我当团长，结果正式宣布命令时却让我当政委，你这是什么意思？
杨成武随后解除了萧锋的职务，经过晋察冀军区的调解，萧锋被调任为政治部巡视团主任。这一变动不仅让他的职位有所下降，还使他失去了在战场上展现才能的机会。
金门战役的失利给萧锋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他的军衔也因此受到了波及。然而，到了1961年，萧锋还是成功晋升为少将。
在探讨60军政委刘瑄的背景时，资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刘瑄的任职资格与其过往经历密切相关，这些经历直接影响了他的职位安排。资历的深浅不仅反映了个人的能力和经验，也决定了其在军队中的角色和影响力。因此，刘瑄的资历问题成为了评价其担任政委一职的重要依据。
他并未参与早期的土地革命，直到1937年才前往陕西接受教育，并于次年加入共产党。这样的背景在当时并不算突出。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晋升为129师新11旅31团的政委。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二野11军31师的政治部主任。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又被任命为12军31师的政委。这些职务显示了他的军事和政治生涯逐步上升的轨迹。
从整体情况分析，刘瑄在授衔时担任60军政委，但其个人资历尚显不足，授予大校军衔是最恰当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他仅用了两年时间，在1961年就晋升为少将，这个晋升速度并不算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