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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皮特休

编辑|皮特休

查理·马特作为8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参与了当时欧洲西部几乎所有重大的事件，从他的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出个人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时代给他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在混乱的局面中，他紧抓住时代的脉搏，通过不断地军事胜利而成为乱世中最为成功的人。

同时时代也局限了他的行动，无论他的个人能力有多强，也无法抑制贵族势力的发展壮大和边疆地区的分裂倾向，这一问题在查理曼时代曾被短暂的解决，但历史的趋势是个人所无法挽回和改变的，权力分散碎化的封建社会是其最终归宿。

这时的丕平家族非常需要一位有能力的继承人来结束这个混乱的局面，查理·马特后来完成了这一任务，但是最初他并不是首选，甚至不在继承人范围之内。

查理·马特被选为继承人

丕平的长子德尤戈(Drogo)在707年意外死去，次子阿尔努弗(Arnulf)成为奥斯特拉西亚一块地方的公爵，714年他另一看重的儿子格里莫尔德也被暗杀，丕平只好任命格里莫尔德年幼的儿子迪奥多都斯继承他为纽斯特里亚的宫相。

查理·马特作为丕平的私生子没有获得任何的权力和地位，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被排除在家族继承范围之外，因为这一名字的特征既不符合丕平家族也不符合阿尔努弗家族的传统。

但是命运使查理成为唯一一位成年的合法继承人。

丕平二世死后，政权掌握在他的妻子普莱克崔提(Plectrude)的手中，她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丕平生前对外作战时，就由她来摄政管理整个王国。

她任命格里莫尔德的儿子迪奥多都斯为奥斯特拉西亚的宫相，同时将家族另一位竞争者查理·马特囚禁在科隆。

查理·马特将此时出生的第二个孩子命名为丕平，这宣布了他的继承权利。

达格伯特三世死前不久，他从科隆的监狱中逃了出来。

716年，纽斯特里亚人的宫相莱根弗里德斯与弗利西亚的公爵鲁道夫联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查理试图进行抵抗，但是没有成功。

这次失败是查理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失败，随后20年的征战历程却全是顺利和成功的。

联军攻到了科隆，普莱克崔提贡献了大量的金银钱财，这才保住了丕平家族的统治权。

但联军在返回的路上，在埃姆伯威(Ambleve)遭到了查理的突袭，这次袭击很成功，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对于查理·马特，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这次胜利证明了他的能力，而这正是处在危机的奥斯特拉西亚所需要的，于是一些人开始追随查理，他的势力逐渐扩大。

717年，查理己经做好了充足的军事准备，于是他发动了对纽斯特里亚的战争，在康布雷(Cambrai)他大败莱根弗里德斯和国王希尔佩里克二世的军队，这次战役之后西部丧失了主动权，由进攻转为防守。

查理的胜利使整个局势也发生了变化，奥斯特拉西亚的贵族越来越意识到查理是他们摆脱危机并扩大势力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他。

所以查理在战后返回科隆并很快打败了继母普莱克崔提的军队，至此他成为丕平家族的合法继承人，也成为奥斯特拉西亚的新领袖。

718年，东西部发生了大决战。

弗莱德里根斯与希尔佩里克二世找到了新的盟友——阿基坦的厄德(Eudo)公爵，他们与查理在苏瓦松(Soissons)进行了最后的战斗，结果依然是东部获胜，重复了丕平二世在特尔齐的成功。

莱根弗里德斯被俘，但查理对他表示了特有的宽容，厄德在萨拉森人的压力下与查理订约，并归还了国王和他带过去的大量财宝。

纽斯特里亚臣服在查理的手下，他对西部的控制强度远超过他的父亲，德尤戈的儿子于格(Hugh)成为他在西部的代理。

至此，查理成为整个法兰克人的新领袖，但在外敌环绕和内部分裂主义的威胁下，这一新兴的政权还需要进一步的巩固。

查理·马特成功的原因

简单分析查理成功的原因，首先源自他的血统，尽管是一个私生子，而且不在继承人的选择范围之内，但他依然是丕平的儿子，他有继承的权利。

其次危机四伏的环境也给他提供了机会，人们在年老的普莱克崔提和年幼的迪奥多都斯这对祖孙俩身上看不到成功甚至生存的希望，在外患严重之时人们需要一个成年的、有能力的男性领袖来领导他们摆脱危机，所以查理必然成为大多数人选择。

最后，查理在军事上的成功也成为扫除一切的关键。

在乱世之中，军事才能成为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因素，而这正是查理身上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所以他的成功很大部分源于自身。

“由于掌握了国王、宫廷、皇家财富及大量教会和修道院，查理·马特现在成为整个王国的唯一宫相，他真正赢得了这场战役”。

但是，从723年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几个不同寻常的事件，而将这些线索联系起来，我们会看出这一年查理的统治遇到了一些障碍，甚至可以说成一场危机。

根据加洛林编年史的记载，723年德尤戈(即丕平二世与普莱克催德的长子)的两个儿子被囚禁起来，其中一个在此期间死去，于格(Hugo)并不包含在内，他依然代表查理掌握西部的权力。

其次是关于查理·马特生病的记载，他必然病的很严重，因为编年史强调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另外，这一年也没任何关于战争或远征的信息，但是查理最信任的支持者及追随者却在这一年齐聚科隆，根据记载，圣望瑞勒(St Wandrille)的修道院长也前来主持会议，主要是为了解决希尔(See)地区的土地纠纷问题，但仅就此一小事就劳师动众让人有些难以理解。

724年，查理的老对手、纽斯特里亚的前宫相莱根弗里德斯发动了最后的一击，查理很快将他击败并囚禁在了安格(Anger)地区，但并没有剥夺他的公爵权，直到731年编年史记载了他的死亡。

从综上所述的一些信息片段中，我们可以推断出723年丕平家族又陷入了一次短暂的危机之中。

原因是查理本人的重病，在一个依靠个人权威来统治的国家，这种危机必然伴随着每一次首领的意外事故或死亡的发生。

如同714年丕平二世死后一样，查理的重病使得整个内外局面都出现躁动的现象。

由于查理自己的孩子卡罗曼与丕平还年幼，所以家族的其他成年男性成员都有成为继承人的可能。

内部纷争不仅可能断送查理·马特一系的血脉，甚至威胁到整个家族的利益。

同时，也正是这种情况促使莱根弗里德斯发动反攻，企图趁乱夺回纽斯特里亚的控制权。

外围的非法兰克人此时也密切地关注着时局，一但查理真的去世，那么新一轮的夺权与战争必将再次爆发。

也正是危机促使查理的支持者们离开自己的土地，在这种时刻他们的议题必然不会是土地纷争的问题，保护查理的继承者及应对危机是当务之急，这些追随查理而获利的权贵们极有可能在这次变故中失去新夺得的土地和权力。

然而，混乱的状况最终没有发生，查理的康复避免了一些列危机的发生。

同时，在这次经历之后，查理·马特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统治还存在着很多威胁，所以为了巩固自己及后代的权力和地位，他必须采取措施，排除隐患。

在家族内部，权力的潜在竞争者们被压制，所以德尤戈的儿子们遭到囚禁;对外围的对手查理也进行了致命打击，莱根弗里德斯彻底丧失了战斗能力。

所以说，“到724年末，查理·马特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之后他统治再也未遇到危机与挑战。

从725年开始，查理·马特投身于对外围地区的收复和征服中。

查理战斗的地方涉及西欧及中欧的大部分地区，历时将近二十年。

他的对手包括日耳曼化严重的北方各民族，如弗利西亚人、巴伐利亚人、阿拉曼尼人等，甚至在文化上完全相异的萨克森人，也包括南部罗马化程度较高的领主国家、“主教共和国”等，他还和北上的穆斯林军队进行作战，一度被认为是保卫基督教版图的英雄。

查理·马特的成功源于他在军事上不断取得的胜利，他的一生几乎没有失败，尽管他并没能完全彻底征服很多地区，但他一次次作战的胜利对自身地位的巩固、家族势力的扩大甚至加洛林王朝的建立都产生重大影响。

除此之外，他一般被认为是骑兵制和采邑制的创立者，尽管这一结论并非确定、尚需讨论，但这种创新性的变化在他的时代确实成为一股强烈的潮流，查理在普瓦提埃战役中就利用了重装骑兵的优势。

另外，通过骑兵也实现了大范围作战，长途奔袭往往成为查理出其不意致胜的法宝。

在查理的时代，王权衰落，宫相们成为法兰克国家的实际统治者。

737年之前，查理都是以王国的名义来实行统治和发动战争，然而在他最后几年，王位出现了空缺，查理在无王的情况下继续掌握权力。

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他有篡位的企图，这一方面可能是他对传统的墨洛温王朝依然具有忠诚性，另一方面可能出自对格里莫尔德惨痛教训的考虑，总之，查理·马特最终还是保持了宫相的身份。

740年，身体恶化的查理将自己遗产在两个儿子中进行分割，卡洛曼作为长子得到奥斯特拉西亚，这是丕平家族传统的核心地区和家族的根基地，所以卡洛曼实际上是这一家族的继承人。

丕平得到了纽斯特里亚和勃良第，他被赋予公爵的身份。

所以查理死后暂时并没有出现争权夺利的混乱战争，但这一平衡也很难维持。

747年去罗马朝圣的卡洛曼被教皇变为一位僧侣并被送往蒙特卡西诺修道院。

丕平不仅成为全法兰克的实际统治者，而且在教皇的支持下最终加冕为王，加洛林王朝由此诞生。

参考文献

[1]张芝联.法国通史[M].北京大学出版.2009.

[2]杨真.基督教史纲[M].三联书店.1979.

[3]杨昌栋.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