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皮特休

编辑|皮特休

斯克罗比村庄的独特位置结合当时英国整体社会状况,构成了朝圣者母国的自然景观和部分社会经济景观，但斯克罗比村庄真正的神秘性在于其追求自由的宗教传统。

这种精神成为他们为之奋斗的动力，当时英国宗教的不宽容环境驱使村庄中的一小撮宗教异端来到了荷兰。

英国近代早期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宗教问题，16和17世纪交替的时候，基督教徒如何理解上帝的意愿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建立了英国国教，但没有根除天主教的教义和仪式，用托马斯·胡克的话说，亨利八世砍掉了天主教的脑袋，却把它的身子留在自己的王国里。

宗教改革反而加剧了英国宗教分裂;国教徒希望尽可能按照罗马教会的模式发展教会，始终要坚持教会仪式的圣洁和其重要性，将国王看成宗教本身的权威和世俗的首领。

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英国的教会就分裂成几个派别，从信仰和组织上看，清教从来不是一个内部统一的教派，分为长老派和分离派，清教中的长老派希望建立严格的教会组织，每个教众会选举代表进行管理,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央集权教权机构。

布朗派或分离派，则反对建立等级制的教会机构，主张通过尽可能简单的方式表达对上帝的信仰，每个教众会都可自行制定适当的规章，分离派所追求的是一种十分纯粹的宗教目标。他们的活动基本上采用秘密方式进行。

斯克罗比村庄的教会则由分离派人员组成。

但到伊丽莎白时代后期，清教运动瓦解了，但清教徒还存在着，清教的势力和影响远没有消失。

马钱特指出，在约克郡，持温和或者激进的清教观点的人至多因其不服从国教受到斥责，他们大多数能逃脱惩罚。

詹姆斯一世即位没有给分离派带来任何的安慰,相反迫害不断增加，他完全转向国教派。

在詹姆斯看来，国教的主要和基本的内容不容讨论，应该坚持一种教义，一种戒律和一种宗教仪式。

所有的清教徒都在惹是生非，对王国的精神安全形成威胁。

新一轮镇压活动

汉普顿王宫举行的一次宗教领袖的聚会上,他愤怒地宣布:我要把他们都赶出我的地盘。

当时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大主教班克罗夫特(Bancroft)反对非国教徒的人1604年对分离派实行新一轮镇压活动。

许多分离派的领袖和成员被迫入狱，份写于1593年3月的分离派请愿书透露，分离派独立教会的男女老少72人戴着铁镣，饥寒交迫地被锁在地牢里，没有火取暖，也没有食物和水，在6个星期里就有17、8个人庾死。

斯克罗比地区分离派遭受着痛:他们不能以任何和平的状态持续下去，到处被追杀和迫害。一些人被抓住送到监狱，其他人的房子被包围，昼夜受到监视，几乎很难逃离主教的控制;大多人不得不逃离或离开自己的房子和居住地。

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制定了《教规法典》当时约有100名清教徒牧师因拒绝宣誓而被革除教职。

新教中的以长老派为主的温和派大多数转向道德说教，或者通过直接净化人们的灵魂，以达到纯洁宗教的目的。

而激进派清教徒主张与国教会决裂，秘密地举行聚会。

斯克罗比地区的清教徒没有停止秘密的宗教聚会,这里的清教徒之所以能够持续下去进行各种宗教活动，与这个小村庄的异端传统有着关联。

斯克罗比地区的人们在早期宗教改革时期就表现出强烈的感情，反对改革，这里成为异端抗争的中心，部分源于这个地区拥有大量的修道院:这里修士在村庄都有他们的组织代表。

例如拉福德(Rufford)的西多会(Cistercians)家族，马特斯(Mattersey)的杰尔柏丁(Gilbertines)家族，艾克和(Axholm)的加尔多西会(Carthusians)家族和布莱斯(Blythe)的班尼克(Benedictine)家族等。

这些家族围绕占据在露脊山区(Basset——laweHundred)到斯克罗比村庄的范围内这些大宗教家族被镇压之后但仍存有影响力。

宗教改革之后的很长时间斯克罗比村庄依旧还有很多这样的乡村家族，例如克利夫顿(Cliftons)、莫顿(Mortons)等古老家族顽固地遵守着罗马教会的传统。

十六世纪后半期，许多牧师到这里，他们多为从伦敦等周围地区逃离迫害的狂热清教徒，这些优秀人物的加入，使得这里的分离派运动逐步复苏，这个小村庄的清教徒人员不断增多。

前一节中已经指出十七世纪英国社会的特征是高度分层的农业社会。

但农民、工匠和穷苦百姓中，亲属关系和家庭关系从未曾像中等社会和上层社会那样密切，而邻里组成的社会共同体对家庭生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教区(parish)是基督教会中由牧师管理的教牧单位，是教会进行宗教信仰方面的管理和慈善性质的民政管理的基层单位;教区作为管理居民精神生活和慈善事务的行政单位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教堂是一个村落或数个村落的各阶层居民经常聚集的社交场所，是基督教徒联系的地方。

教堂成为基层社区共同体认同的中心。

教堂在村庄中处于重要的地位，通常是村民聚会的场所。

教堂内的座位安排往往是约定俗成的，它代表着人们在这个基层社会共同体中的不同角色和所处等级。

布莱福德告诉我们斯克罗比的人来自周围几个城镇和村庄，如诺丁汉郡、林肯郡和约克郡。他们定期会在礼拜日到威廉·布鲁斯特的房子聚会，当时那里是一个主教的庄园。

布鲁斯特热情招待他们，尽他的最大的能力帮助他们。自从他从宫廷回到庄园的房子后，他一直都尽力改善这个地区的宗教。

在这个乡村做了很多好事，致力于改善宗教，不断鼓励其他人，还招来周围好的布道者，利用其他人帮助他继续这项工作，他自己投入很多，有时超出他自己的能力。

他和跟随他的人要摆脱反基督的束缚，成为上帝的自出人,通过与上帝之间订立契约，建立一个教会组织。

之后他们经常相互交流。

正是出于那些虔诚和热心的传教士不辞辛劳的勤勉工作，以及上帝对其眷顾，斯克罗比等其他北部地区的人们开始追求心灵的自由。

布莱福德以及其他清教徒的到来使这个安静的小村庄开始悄然变动，布道者以他们的虔诚和热情不断努力，许多人都深受感染。

斯克罗比村庄的人了解到自己所受到的压制，认识到政治经济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自出信仰的追求，开始按照上帝的荣耀去认识上帝指引给他们的道路。

所有人都该去观看一个典型的英格兰星期日礼拜——做礼拜时教区居民傻愣愣地盯着一个牧师含含糊糊地念着《公祷书》里谁也不明白的句子，这样就能清楚大多数人跟上帝的约定之间离得有多么远，清教徒认为宗教应始于一群信徒与上帝之间的圣约。

长久被束缚的自由追求与英国国教压制之间的抗争形成的社会景观，让斯克罗比村庄的人感受到窒息感。

居民对新生活的渴望

许多学者都认为朝圣者从英国离开后，受到的各种灾难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应该受到的考验:只有跟随基督耶稣经受各种磨难，才能寻找到安宁的环境，获得宗教自由，那是是心灵上真正纯洁的自出，不受任何于扰的宗教追求。

斯克罗比村庄的居民在精神自由的引导之下发起朝圣之路,那群最虔诚的布道者带着深深的感情，感受上帝给他们的心灵自由，引导其他村民开始对新生活的渴望。

布道者通过对圣经的解读，对这群普通人进行其精神的指引，点燃他们对亵渎神圣的愤慨，抗争那些他们看到的周围的亵渎神圣的行为。

斯克罗比的人从普通的村民开始成为虔诚的朝圣者,走在朝向上帝的路，去享受上帝指引之路。

他们认为不该遵从教会繁琐而像乞似的仪式，并废除教士专制的特权。

虔诚的朝圣者慢慢发觉英国国教的职位和称呼、宫廷和法规都不合法、反基督，主教没有任何权利去解释上帝的话，这是与圣经中自由相违背的，只会加重精神负担。

斯克罗比村庄的普通人坚守内心的信念认为英国教会威胁着他们精神的王国，英国的国教没有遵从上帝的指令，它无法实现真正的宗教自由。

正是这样的信仰启发这群普通的斯克罗比村民成为真正的信徒，寻找属于他们的圣地。

布莱福德告诉我们:斯克罗比村庄的人作出离开英国的决定，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

许多人认为离开自己的土地以及所有的朋友和熟人，来到一个道听途说的国家需要勇气。

更重要的是，这些乡村人在另一个国家中不得不学习新的语言，一直过着俭朴生活的他们要试着过以前不了解的生活，生活也许将会变得很困难。

他们对那个国家的贸易和交通全然不知，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冒险几乎是孤注一掷的，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甚至比死还痛苦的。

尽管困难重重,朝圣者不会没有失去信心，因为他们的迫切要求是跟随上帝之路，希望得到上帝的指引，依赖上帝的眷顾。

朝圣者生活的斯克罗比村庄以及当时英国社会的景观让他们开始走向朝圣之路，他们从普通人变成朝圣者，开始了从现实到理想的跨越。

这群人因为内心的追求以及在客观的社会环境压力下，决定从英国逃离，到荷兰寻找属于自己的世界。

他们踏上了朝圣的征途，在征途中感受着不同景观带给他们的心理折射,那些静止的自然景观和流动的社会景观开始在他们的朝圣之路的艰难历程中渐渐地呈现在历史长河中。

参考文献

1.唐纳德·休斯著，梅雪琴译:《什么是环境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约翰·H·帕金斯，王兆飞等译:《地缘政治与绿色革命》，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

3.克里斯托弗·希尔顿著，《一次改变世界的航行:五月花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

4.纳塞尼尔·菲尔布里克著，李玉瑶等译:《五月花号:关于勇气、社群和战争的故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