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纪委恢复重建，刘丽英有幸参加了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一次会议上，组织决定让刘丽英做中纪委的专职委员。1983年，刘丽英被增选为中纪委常委，之后连任四届，成为中纪委任职时间最长的常委。

1997年，刘丽英在党的十五大上当选中纪委副书记，直到2002年离休，刘丽英在纪检的最前线已经战斗了24个年头。离休多年以后，刘丽英骄傲地说，自己办的案都铁案，都是板上钉钉带拐弯的，谁来都拔不出来。

1932年，刘丽英在哈尔滨出生。尽管家庭贫困，但父亲还是将刘丽英送到学校读书。后来家里实在太穷，父母便和刘丽英商量退学，在家做点小工补贴家用，刘丽英哭着央求父母，自己可以白天上学晚上做小工，最终说服了父母。

那一段时间，刘丽英每天放学后，就跟着外祖母纺线，每天纺到深夜，到了寒暑假更是起早贪黑。即使这样，刘丽英也从未中断学习，当时她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有了文化知识，长大以后才能找到工作。

哈尔滨解放之后，刘丽英考入哈市女中读初一，并加入了“民青”。1947年，刘丽英参加了土改工作团，虽然工作只有短短几个月，但对她之后走上革命道路却形成了很深的影响。

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让刘丽英下定了决心，今生今世就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1948年初中毕业后，刘丽英原本被分配到中国医科大学学习，结果在等待通知报到时，公安局到各中学选调学员，刘丽英被选入到锄奸保卫训练班学习公安业务，自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辽沈战役结束后，刘丽英跟随组织前去接管沈阳，参与创建人民公安机关。在之后的17年里，刘丽英主要做干部工作，虽然没有战斗在第一线，但在考察了解干部时，也都涉及各个方面的公安业务，参与和见证了局里的重大部署和重大战役行动。

1977年，刘丽英开始做平反冤假错案的具体工作，她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意志坚定，实事求是被中央领导看中，因此决定将她调到中纪委工作。刘丽英到任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参与审理“两案”。

1981年，刘丽英的工作重点转向新的领域。在收到山西运城干部因工作遭到恐吓、威胁的消息后，刘丽英立刻赶往山西。通过短短9个月的时间，刘丽英不但为受恐吓的地方干部平了反，还让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受到了严厉惩处。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女包公”成了刘丽英的代名词。

1986年，中纪委连续派出三个调查组调查倪献策一案，结果都无功而返。后来刘丽英亲自带队奔赴南昌，经过几个月的蹲守，终于掌握的倪献策违法乱纪的证据，倪献策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被查办的省部级干部。

在办案过程中，刘丽英始终掌握着情和理的分寸。无论案件再大，对方的问题再严重，刘丽英始终将人放在最前面，该吃饭吃饭，该治病治病，但该查该究的，一分也不宽容。

1994年，有人举报无锡一家公司的总经理邓斌非法集资32亿元，由于县市主要领导包庇，案件迟迟得不到解决。大病初愈的刘丽英立刻奔赴南京，在挖出邓斌案之后，刘丽英没有草草结案，而是深入调查，一直追查到了北京市副市长和北京市市委书记。

刘丽英多年来战斗在反腐的第一线，自然“得罪”了不少人。2000年，在刘丽英调查“慕马案”时，由于她过去在沈阳工作过，有人便诬告刘丽英包庇犯罪分子，还说刘丽英的儿子受贿400万元。

面对如此大的压力，刘丽英一边恳请组织上对自己和儿子彻底调查，一边继续追查“慕马案”。儿子说她“到处得罪人，看你退休以后到哪去”，刘丽英说就在北京待着，干这行就得有点原则才行：“只要有腐败分子，我们就要惹下去！”

1997年十五大召开，65岁的刘丽英本打算就此退下来，结果她不仅被安排留在中纪委，还更进一步出任中纪委副书记。1999年在查办“远华走私案”期间，经刘丽英提议发出“双规通令”，被认为是“双规”政策的开始。

2002年离休之后，每当有中纪委的同志来探望，刘丽英总会问有没有翻案的。中纪委的同志总会告诉刘丽英，她所经手的案子都是铁案，经得起历史检验。

工作中的刘丽英铁面无私，但在生活中她却是一个极其和蔼的老太太。多年来，刘丽英从没有给自己和家人谋求过任何利益，反倒对家人要求更加严格，不允许探听案件的情况，更不许为别人求情。

2024年国庆节前夕，刘丽英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92岁，遗体送别活动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