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原本乃是隐匿于民间的侠士，过着与世无争、宁静祥和的日子。他们或许每日穿梭于市井街巷，与寻常百姓交流往来；或许在山林之间，静享大自然的静谧与美好。然而，命运的转折总是不期而至。
忽然有一天，一位神秘的客人翩然而至。这位客人衣着华贵，举止优雅，他的目光中透露出精明与深沉。客人对侠士说了些满是赞许的话，言辞恳切，犹如春风拂面。而后，他微笑着，那笑容中似乎隐藏着无尽的深意，暗示一位王公大臣对侠士心怀仰慕之意，并且有事相求。而这位王公大臣，侠士也曾有所耳闻，知晓他向来礼贤下士，广纳贤才，在民间素有美名。于是，侠士略作思索，轻轻地点了点头，客人见此，心满意足地离去。
不久以后，侠士毅然决然地变为刺客，一场惊涛骇浪随之掀起，一件令朝野为之震惊的大事就此发生。刺客这个职业，无疑是充满了无尽刺激与极高风险的。它吸引的是那些敢于挑战常规、勇于冒险的勇者，还有那些为了目标不惜舍弃一切的亡命之徒。在这个职业中，汇聚了形形色色的江湖人物，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各异。
刺客所处的，是一个真实无比的江湖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规矩可言，只有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这里充满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也有着令人动容的义气与豪情。虽然在正史的记载中，刺客未曾占据显赫的地位，往往只是寥寥数笔带过，但他们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容小觑的。
甚至，有些刺客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堪称是颠覆性的。因为一个刺客的行为，往往决定了一个君王的生死存亡，进而左右了整个国家的兴衰荣辱。就如同那千钧一发的瞬间，倘若刺客成功得手，历史的车轮或许会转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在众多侠客之中，名气最大的当数刺秦的荆轲。他怀揣着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踏上了那充满未知与危险的征程。可惜的是，他的计划最后落空。很难想象，倘若他在图穷匕见的关键时刻真的成功劫持了秦王嬴政，历史到底该如何继续，还真是一件难以捉摸、说不准的事儿。也许，秦朝的统一进程会被延缓，六国的命运会得以改写；也许，会引发更为激烈的战乱与纷争，百姓的生活将陷入更深的水深火热之中。但这一切，都随着荆轲的失败，成为了历史长河中令人感慨万千的假设。
从专诸到聂政，从曹沫到荆轲，这些顶级刺客无一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刻而独特的身影。他们的存在，即便未能让他们名垂千古、流芳百世，却也足以在岁月的篇章中震古烁今，成为令人难以忘怀的传奇。
历史因为有了他们的刺杀行为，才得以展现出更为丰富多元的面貌。它不再仅仅是波澜壮阔的王朝更迭，不再只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而是增添了更多的曲折与惊险，显得更加饱满与真实，更加刺骨与冷酷。
其套路往往大致相同，那些昔日身份低贱、默默无闻的民间走卒，在某个特定的契机下，竟摇身一变，成为了王公大臣的座上宾。他们享受着王公大臣赐予的荣华富贵，食君之禄，自然要忠君之事。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侠士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急他人之所急呢？哪怕这个“急”需要他们付出自己无比宝贵的生命作为代价。
在《史记》关于刺客的记载中，专诸的故事尤其让人感到不寒而栗、毛骨悚然。仔细审视整个过程，公子光对于专诸，并非那种源自内心深处的倾慕与真诚结交。透过那寥寥数段的记载，我们所感受到的刺杀的本质，仅仅是无尽的冷酷和阴森。这俨然是一场精心策划、血腥残忍的阴谋，是一步蓄养死士、买凶杀人的绝妙好棋，更是一个贵族对于一介平民生命的肆意买断。
可是，专诸虽然与要离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了他人手中没有自己独立意识和人格的杀人工具，但他对家人的爱护之心和眷恋之情，远远不是要离那种杀妻害子事君的行为可以相提并论的。在这至关重要的一点上，专诸无疑要比要离出色万倍。要离自己也深知这一点，他曾亲口承认：“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儿女来事君，这是不仁的行为； 为了新君主而杀害以前君主的儿子，这是不义的行为。”于是，在完成刺杀任务之后，要离毅然决然地选择投水自尽，然而被随从救起后，他又毫不犹豫地伏剑自杀而亡。要离的这种决绝，既是对自己不义不仁行为的深深忏悔，也是对那个残酷时代的无奈抗争。
东汉赵晔在其所著的《吴越春秋》中有着这样一段生动的记载：伍子胥偶然间看到专诸正与人激烈争斗，即将与敌手一决高下之际，他那愤怒的气势犹如拥有可敌万人的力量，令人望而生畏。然而，就在这剑拔弩张的关键时刻，专诸的妻子仅仅开口呼唤了一声，专诸便瞬间乖乖罢斗，转身跟随妻子回家。伍子胥对此感到十分奇怪，不禁问道：“为何夫子您刚才的愤怒如此强盛，却仅仅听闻一女子之声便改变主意，放弃争斗，难道其中有什么特别的缘由吗？”专诸听闻，不禁笑道：“您怎么生得一副聪明相，却问出这种愚笨的问题？大丈夫能在一人之下屈服，必然能够在万人之上伸展抱负！”
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或许只是专诸随口胡诌，试图给自己“妻管严”的毛病寻找一个遮羞的借口罢了。然而实际上，那些惧怕老婆的男人，往往也是内心深处深爱着老婆的。
“韩庭赵厕，吴宫燕市”，这四个地方皆是刺客展开刺杀行动的场所，它们分别对应着聂政、豫让、专诸、荆轲的传奇故事。在这当中，聂政的大名高居首位，这也是理所应当之事。
先秦时代的刺客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点，那便是坚定地信奉“士为知己者死”这一信念，并且他们也的确是如此践行的。尽管在旁人的眼中，他们所谓的“知己”实际上不过是在用钱财来收买他们的性命，他们仅仅是“知己”手中的一柄杀人之剑、复仇之刀罢了。这一点，在聂政和专诸的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其实内心也都清楚明白这一事实，对于事情的本质看得更为透彻、清晰。那么，究竟为何他们还要义无反顾地以自身性命相报呢？
或许是因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他们渴望在这冰冷残酷的世间寻找到一丝温暖与认同。对于他们而言，“知己”所给予的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尊重与重视，也足以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又或许是他们心中那份对于义气和承诺的执着，让他们甘愿舍弃一切，去捍卫那份被他人视为交易的“知己之情”。在那个充满权谋与争斗的时代，他们的选择或许是无奈的，但也正是这种无奈中的坚定，让他们的身影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生动地讲述过一个令人感慨万千的田七郎的故事：富翁武承休有一次经历了一场奇异的梦境，这场梦仿佛是上天给予的启示，让他萌生了与田七郎结交的强烈念头。此后，他便想方设法地接近田七郎，并慷慨地要赠送给他数额巨大的钱财。
田七郎的母亲知晓此事后，态度坚决地予以拒绝。这位深明大义的母亲告诫武承休，她绝不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他人随意驱使、为其卖命的工具。田母还言辞恳切地告诫七郎：“受人知者分人忧，受人恩者急人难。富人报人以财，贫人报人以义。无故得重赂，不祥，恐将取死报子矣。”这番话语蕴含着她对世事的洞察和对儿子的深切关爱。
武承休听说这番话之后，不仅没有心生恼怒，反而对田母的贤明更加感佩不已。然而，他内心与田七郎结交的愿望依旧坚定，还是坚持要与田七郎成为朋友。
后来，田七郎在一次狩猎的过程中与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一时冲动之下失手杀了人，从而被捕入狱。武承休得知此事后，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耗费大量钱财，不辞辛劳地为田七郎四处奔走、上下打点。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终于保得田七郎平安出狱。
至此，田母看到武承休为儿子所做的一切，才同意儿子与武承休深入交往，因为此时的田七郎已然接受了武家的再生之恩。从此，武承休但凡有所赠予，田七郎都坦然接受而不道谢。
然而，命运的波折总是令人猝不及防。不久之后，武承休受到某御史之弟和县宰的恶意联合陷害，被打入牢狱之中，生命危在旦夕，几乎就要丧命于此。田七郎为了报答武承休的知遇之恩，毅然决然地刺杀了御史之弟和县宰，随后自刎而死。田母当初的担心终究还是不幸地成为了现实。
究竟怎么样才能算是朋友呢？在结交的双方之中，无论是腰缠万贯的富人，还是家境贫寒的穷人，都务必对对方有所奉献，都需要有所付出，只有这样，才能够维系正常的关系，才有资格称得上是朋友。然而，实际上这种关系在大多数情形之下还是呈现出单向的态势。
从富人一方传递出来的往往是丰厚的钱财以及看似真挚的友谊，而穷人所能奉献的除了那份纯粹的友谊，似乎再无其他。所以，便有人断言，古代历史上的结义本质上就是一种友谊的夸富宴，其内在的驱动力便是双方竞相角逐，比试谁付出得更多。在这场看似不公平的比赛伊始，穷人便注定了要成为失败的一方。
这种在奉献和付出方面存在的显著不平等，必然会给穷人的心理带来沉重的负担。不论是出于友谊所应遵循的平等原则，还是源自穷人自身内心深处的负疚感，穷人都不得不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所怀揣的情义能够与富人所有的付出相抗衡，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便是这个道理。
但对于穷人而言，唯一可供其自由支配并且对于富人来说也相当重要的，就只有自己宝贵的生命了。受人之恩惠，就必须替人排除忧虑、化解难题。富人能够给予他人以财富，而贫人却只能回报以生命。即便是像田母那样洞悉了这一残酷原则的智者，最后也依旧屈服于生活的重压与现实的无奈，从而无奈地加入这场无法抗拒的比赛。这不仅仅是聂政、专诸等人沦为杀人工具的悲哀，更是所有古代贫寒之士共同面临的悲哀。
在那个等级分明、贫富悬殊的时代，穷人在追求真挚友谊和公平对待的道路上，充满了无尽的艰辛与无奈。他们被社会的既定规则所束缚，被贫富差距所限制，即便心怀理想与正义，也难以挣脱命运的枷锁。这种悲哀不仅体现在物质的匮乏上，更体现在精神的压抑与灵魂的挣扎之中。
他们渴望平等，渴望被尊重，却往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只能以生命作为最后的筹码，去捍卫那微不足道的尊严和所谓的“情义”。这种悲哀不仅体现在物质的匮乏上，更深深烙印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成为一道难以愈合的创伤。即使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种悲哀的痕迹依然在岁月的长河中若隐若现，警示着后人去反思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