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源远流长、浩如烟海的关于陶渊明的众多故事当中，最为令人心生欢喜、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与一位和尚以及一个道士之间的传奇轶事。这三人乃是情谊深厚、莫逆之交的好友，每当相聚一堂，必然少不了饮酒作乐，随后更是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尽情地倾诉内心的所思所想。
曾有那么一回，在一次谈天说地的过程中，或许是氛围太过热烈，或许是情谊太过深厚，和尚居然忘却了曾经立下的庄重誓言，与陶渊明以及道士一同走过了那座他曾经发誓永生绝不涉足的桥梁。待到恍然惊觉之时，已然为时已晚，然而，他们并未因此而感到惶恐或懊悔，反倒是在桥的那头情不自禁地拊掌大笑，那爽朗的笑声仿佛穿透了时空，至今仍在人们的耳畔回响。
中国古代隐士的故事着实令人心醉神迷、沉醉其中。严子陵悠然坐于钓台之上，身旁青松翠柏相伴，他亲手烹制香茗，在皎洁的月光下举杯畅饮，尽显逍遥自在；七位贤士欣然相约于伊水之滨，彼此之间和睦友善，携手同游于清幽的竹林之中，畅谈人生理想；陶渊明头戴素雅的兰巾，在东篱之下悠然采菊，抬头仰望那巍峨的南山，心中满是宁静与豁达；四十一位文人雅士齐聚兰亭，沿着蜿蜒的溪流放置酒杯，让其顺水漂流，众人临流赋诗，文采飞扬，留下千古佳话。
中国古代向来极为崇尚建功立业，一直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视为至高的追求。考取功名，攀附权贵，效力于朝堂之上，这是绝大多数士子内心深处梦寐以求，并甘愿为之付出一生的拼搏与努力的目标。往大了说，能够报效国家，为天下苍生谋福祉；往小了讲，也可以光宗耀祖，让家族荣耀满门。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在中国古代，为何又会涌现出如此众多的隐士？为何会有这般数量众多之人毅然决然地告别仕途，远离尘世的喧嚣，隐逸于江湖之间呢？
从古至今，纵观漫长的岁月长河，几乎没有几个人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便心甘情愿地接受寂寞与平庸。陶渊明在少年时期，便展现出了非凡的壮志豪情，“猛志逸四海，骞翻思远翥”，那满腔的热血与激昂的意气，仿佛燃烧的火焰，熠熠生辉。他的曾祖陶侃，作为东晋时期威名赫赫的名将，其英勇无畏、功勋卓著的身影，始终在他的脑海中激荡徘徊，成为他追逐梦想的强大动力。
二十岁的陶渊明，已然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在诗、赋、文等领域皆有着出类拔萃的造诣。放眼望去，在同辈之人当中，无人能够与之相媲美。他怀揣着一颗炽热的心，渴望凭借自己那经天纬地的卓越本领，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在年少之际，他满怀着这样宏伟的梦想，昂首挺胸、阔步前行。然而，人生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他在前行的途中不断跌倒，一路磕磕碰碰，历经了无数的艰难险阻。近十年的官场生涯，让他目睹了无尽的黑暗与丑陋。贵族们的腐败堕落，如同瘟疫一般侵蚀着社会的根基，令他感到无比的抑郁和不知所措。
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神色黯然，眼中的光芒逐渐黯淡。但他内心深处的那份渴望与执着，仍然驱使着他抱着仅有的一丝希望，将自己的起点放到最低，出任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官职。祭酒、参军，这些职位成为了他在官场中的标签。曾经的满腹经纶，在岁月的磨砺下，化作了满脸的沧桑与疲惫。他的最后一份差事，是担任江西彭泽县令。
当时的东晋，已然陷入了混乱的局面，硝烟四起，战火纷飞。他既不愿意离家太远，又渴望通过当官来谋取生计，于是依靠叔父的举荐，在江西获得了任职的机会。
陶渊明的故事，按照常理来说，本该到此画上句号。接下来的日子，他或许应该天天有美酒相伴，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还能够在堂院里悠然地提起笔练练字，享受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生活虽略显无聊，但相较于平民百姓而言，也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可他是陶渊明啊，那份与生俱来的清高与孤傲，如同嵌入骨髓的烙印，无法磨灭。东晋那浑浊不堪的官场生活，终究令他无法再继续忍受。他降临到这个世上，似乎就是为了让后人倾听他那掷地有声的一句“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从最初出任江州祭酒，到最终在彭泽县令任上毅然拂袖而去，整整十三年的时光。这十三年里，他历经了无数的挫折与磨难，内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与痛苦。然而，他的仕途注定要以这一句充满骨气与尊严的话语作为终结。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这字字句句，无不饱含着他对自由的向往，对官场的厌倦，以及对内心真实自我的坚守。
在此之后，贫困的状况自然是难以避免。吃饭这一问题，从古至今向来都是极为敏感且至关重要的。在人口众多的情况下，粥水显得稀薄，食用者众多而耕种者稀少，正因如此，在这份敏感之外，更是难免会有人动用心术、施展奸计、行欺诈之事。
对于读书之人而言，他们的生存之路，除去踏上“仕途”这一途径之外，便只能沦落于瓦肆之间，在街头为人打卦占卜以谋求生计。所以，在古代，读书人的一门必修功课便是如何巧妙地推销自己，正如孔夫子在《论语》当中所说：“沽之哉，沽之哉！”意思是要积极地推销自己，寻找施展才华的机会。
陶渊明离开官场之后，虽说有菊花相伴左右，能享受那份恬淡与浪漫，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也渴望能够得到他人的帮助。但他却有着坚定的原则和底线，决然拒绝接受嗟来之食。南朝梁代萧统所著的《陶渊明传》中记载：当陶渊明处于贫困之际，江州刺史檀道济特意前来拜访，看到他“偃卧瘠馁有日”，也就是长时间卧病在床且饥饿瘦弱，于是便劝他重新出仕为官，并馈赠给他粮食和肉食，没想到却被他“麾而去之”，即挥手拒绝，坚决不肯接受。
在悠悠的一千多年之后，有一个同样担任县令一职之人，稳稳地接住了陶渊明的归隐接力棒，毅然决然地舍弃了当官所带来的种种诱人好处，将那象征着权力与地位的乌纱帽视作沉重的桎梏，把那代表着官职的印绶弃如破旧的鞋子。此人便是明朝时期的袁宏道。
陶渊明是对东晋那混浊纷乱的政治环境心生厌恶，感到处处受到束缚与羁绊。而袁宏道则是深深地慨叹官场“苦哉，毒哉”。陶渊明曾言：“没有‘五斗米’，日子是苦了点，但我挣脱了‘樊笼’，把自由留给了自己。”袁宏道则不停地给友人写信，倾诉自己为官的种种苦楚，更为详尽地阐述做官所面临的艰难处境。
他在给友人丘长孺的信中写道：“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
他感慨道，在拜迎上官之时，自己堂堂一县之长竟然沦为了如同奴仆一般，接待过往的公差；在等候过客之际，自己又如同娼妓一般，不管面对何种人物，都得强颜欢笑、谄媚迎合，而且还得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态度，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在治理银库粮仓之时，自己甚至要比经验丰富的老看守还要谨小慎微、细心周到，竭尽全力避免任何意外的发生。此外，自己还要像救世主一样，苦口婆心地向百姓宣传各种各样的政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努力打动百姓。
这对于那些一踏入官场便能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的人而言，或许根本算不上什么难事。但对于洒脱狂放、一心追求自由的袁宏道来说，真的可谓是“苦哉，毒哉”！
在明万历二十三年（1593 年），年仅二十七岁的袁宏道出任吴县县令之初，心中还颇有几分得意之情，自以为自己能够成为吴县名山胜水的主人，可以尽情地在其间享受山水之乐。
然而，上任之后，他才如梦初醒般地知晓，那些名山胜水实际上只属于民间的富豪、山林中的隐士以及来自远近各地的游客。自己则整日被繁忙的公务紧紧缠绕，脱身乏术，根本没有机会前往自己心驰神往的地方去寻觅快乐。官场生活与他之前所想象的那种悠然自得的生活状态大相径庭，如此巨大的落差，他又如何能够承受得了？
明清之际那位博古通今的史学家、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张岱曾经说道，菊花因陶渊明而无憾，如此说来，那么山水定会因袁宏道而无憾。袁宏道在归隐之后，成为了山水的知心挚友，他仿佛肩负着神圣的使命，代山水立传，为景物描容。
在他的笔下，每一寸山水都绽放出独特而迷人的光彩，展现出别样的妙处。或是奇峰峻岭的雄伟壮丽，或是潺潺溪流的婉约柔情；或是广袤森林的幽深静谧，或是辽阔草原的广袤无垠。每一种景物在他的眼中，都蕴含着与众不同的乐趣。或许是春日里绽放的娇艳花朵所带来的生机勃勃之乐，或许是夏日中葱郁树木带来的清凉宁静之乐，又或许是秋日里金黄稻田带来的丰收喜悦之乐，还有冬日里皑皑白雪带来的纯净素雅之乐。
归隐之后的生活，对于袁宏道而言，真可谓是其乐无穷。这种乐趣不仅仅体现在能够与山水为伴，更在于能够摆脱尘世的纷扰与喧嚣，回归内心的宁静与平和。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人向来有着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与追求，袁宏道的作品无疑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延续与发展。从审美观念的层面分析，他对山水和景物的独特描绘，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自然美的欣赏和推崇。从个人情感的角度考量，袁宏道在归隐中所获得的乐趣，是他对自由、真实和美好的执着追求的体现，也是他对世俗束缚的勇敢抗争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