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光武帝刘秀与皇后阴丽华的爱情故事历来为文人津津乐道，对于其废黜先皇后郭圣通，褒扬者有之，贬斥者有之，皆落实在一个“情”字。清末民初的史学大家蔡东藩在《后汉演义》“郭后被废”之章节结束后的评论性段落中感慨道: “光武帝能容功臣，独不能容一妻子，废后之举，全出私意，史家多讥其不情。”蔡东藩此言，也代表了部分史学家的看法，诸如范晔、王夫之等等。殊不知，刘秀作为一代中兴之主，废黜皇后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一、缺乏感情基础的政治联姻
刘秀虽称高祖九世孙，到其父时家势已衰微，刘秀在起事过程中，前任皇后郭圣通及家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秀更始二年四月打败王朗，奠定了重要的军事及政治基础，其年九月便称帝。而在此之前，刘秀处境困难。更始元年三月，刘秀以少胜多大败王寻、王邑，却遭更始帝猜忌，其兄刘伯升被更始所杀。刘秀“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才躲过刘玄的迫害，避至真定，“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蓟还，狼狈不知所向……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旁”。此时真定王刘扬起兵以附王郎，拥兵十余万，刘秀派刘植劝说刘扬，刘扬投降。“世祖因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扬之甥也，故以此结之……因得进兵拔邯郸，从平河北。”当时真定之于局势的重要性，在《刘植传》和《后汉书》中都有描写:
1.“今邯郸之贼未灭，真定之际复扰，而大将军所部不过百里，守城不休，战军不息，兵革云翔，百姓震骇，奈何自怠，不为深忧?”冯衍在更始二年给鲍永的信中直接将真定的局势同邯郸之乱放到一起来谈论，足见真定的重要性。
2.“是时，郡国多降邯郸者，纯恐宗家怀异心，乃使宿归烧其庐舍。”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直到耿纯投奔刘秀之后，“郡国多降邯郸者”，刘秀对于邯郸依然处于相对弱势。
二、出于政治考虑的立后决定
刘秀登基之后，立即遣人迎接阴丽华入京，并且与郭圣通并封为贵人。立郭还是立阴，不仅是感情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东汉王朝是在南阳、颍川、河北等地的地主豪强、官僚集团支持下建立的，其手下的文臣武将，尤其是出身颍川士族和河北军阀的众功臣对阴丽华素昧平生，但不少人却参加过刘秀和郭圣通的婚礼，亲眼见证了二刘的政治盟约。郭圣通虽然比阴丽华晚几个月嫁与刘秀，但真定府十余万大军因此联姻而归附，顿使河北局势骤变; 而郭圣通也在刘秀平定邯郸之时伴驾左右，可谓于社稷有大功。此外，郭氏同刘秀一样，同为汉室宗亲，都有前朝血脉，在这一点上，郭氏的身份远比阴氏高贵。
刘秀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人心思汉的乱世，天下群雄逐鹿中原，他们为了争取人心，无不举起“复汉”的大旗，或是捧出刘氏宗亲做招牌，如绿林和赤眉，或是直接诈称自己是皇室后裔。刘秀想要完成统一大业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宗室力量，无疑，立有宗室血统的郭圣通为后，亦是大势所趋。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郭氏已经生下了皇长子刘疆，而阴氏尚无皇子。故立阴氏为后，实难服众心。
衡量这一切，刘秀决定立郭圣通为皇后。他和阴丽华商量立后之事，正是怕阴丽华委屈，所以先行试探，并做好安抚工作。好在阴丽华十分明理，给了刘秀完美的答案，使得刘秀对阴丽华更感愧疚和敬重，也为阴丽华日后立为皇后埋下伏笔。
三、废后与罢黜重臣相因相陈
此前，刘秀对郭后十分爱重，这里面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刘与郭的婚姻虽是政治婚姻，但因郭母出身王室，十分贤德，“郭主虽王家女，而好礼节俭，有母仪之德”，所以郭后应该也是颇有德行，这从刘秀对她恩宠十几年可以看出，而且舅父刘扬在刘秀称帝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刘秀称帝之后，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抗叛乱不断，其中就包括郭氏舅父刘扬，刘秀仍然十分需要河北军事集团的支持。所以他派耿纯用计诛杀了刘扬后，仍然对其后人采取安抚措施，以防止更大的骚乱，“帝怜扬、让谋未发，并封其子，复故国。”也是在这一年封郭氏为后。
自建武元年至建武十二年，经过了长达十二年之久的统一战争，刘秀先后削平关东、陇右、西蜀等称王立帝的割据政权，使得自新莽末年以来纷争战乱长达二十余年的中原王朝再次归于一统。此后，刘秀还一直致力于对国家丧乱的治理。出于维护稳定的需要，刘秀并未把废后之事提上日程。
建武十七年，刘秀废后。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刘秀建武六年春改封舂陵为章陵，十一年幸章陵，十七年却二次幸章陵。一次在四月，此前曾中风发疾，几乎丧命，一次是废郭后之后的十二月。此年刘秀48 岁，将近知命之年，对于身后之事必然开始考虑。他对于立嗣之事应该早有准备，只是等待时机罢了。
顺着历史记载的史实脉络梳理一下，就可以看出刘秀废后并非心血来潮。建武十二年天下略定之后，鉴于西汉时期权臣当政、外戚篡权以及地方权重等历史教训，刘秀极力加强皇权，强化中央集权制度，着意防范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专权。开始削夺功臣武将的权力，把“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当作治理方针。不过采用了比较温和隐蔽的方式，以“柔道治国”，退功臣、进文吏，使得大多数开国将帅皆以列侯归乡享受优厚待遇，而不参与政治。当时功臣能够参议大政的仅邓禹、李通、贾复三人而已，这几个人亦深知刘秀心迹，“并剽( 消除)甲兵，敦儒学”，以避猜忌。“
贾复为人刚毅方直，多大节，既还私第，阖门养威重。朱祜等荐复宜为宰相，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是时，列侯唯高密、固始、胶东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偏赐诸侯，而太官无余，故皆保其福禄，无诛谴者。”建武时任大司徒者多遭打击，如伏湛因事罢官，韩歆因刚直去位，又被逼自杀，欧阳歙、戴涉皆因罪下狱而死，史称“自是大臣难居相任”。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皇帝的专制权力。刘秀对宗室诸王及外戚的控制更严，建武二十四年，刘秀重申西汉时代的阿附藩王法，严禁诸王交通宾客，结党营私。后族势力强盛，加之刘扬谋反的前车之鉴，河北郭家自然成为刘秀心头之患。
郭后被废的原因很简单，自从建武十四年后，郭皇后“宠稍衰”，有不安及怨言。而这不安恐怕是刘秀有意制造的。从他授功臣权柄然后借故杀之的伎俩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大。虽然中国历史把刘秀描述成一个仁君，但是著名汉学家崔瑞德认为，“他是一个名实相副的君主，善于识人; 而且还是一个精明的政客，视情况需要既能慷慨大方，也能冷酷无情。”刘秀废后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却借煽情的诏书嫁祸于阴氏。但其诏书也阐明了废后的真实原因: 防范后族勾结外戚权贵作乱，戕害皇子，谋夺皇权。
四、废后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禁女祸
光武帝改立阴丽华为后，除了郭氏强悍善妒，担心阴氏母子在自己死后受到伤害，也是为了避免前代后族外戚和权臣相勾结干政的悲剧。《东观记曰》说: “光武闵伤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上浊明主，下危臣子，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亲属荣位不能及许、史、王氏之半耳。”光武帝对这一点并不避讳，废黜郭后时，就制诏三公曰: “皇后怀执怨怼，数违教令，不能抚循它子，训长异室。宫闱之内，若见鹰鹯。既无关雎之德，而有吕、霍之风，岂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
不仅如此，刘秀还在去世前一年做了一件颇令人吃惊的事情，“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庙曰: 高皇帝与髃臣约，非刘氏不王。吕太后贼害三赵，专王吕氏，赖社稷之灵，禄﹑产伏诛，天命几坠，危朝更安。吕太后不宜配食高庙，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贤明临国，子孙赖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配食地只。迁吕太后庙主于园，四时上祭。”以后世子孙之身份，评判吕后过失，将之迁出高庙，替高祖配后薄氏，是令人十分惊异的事情! 除了要替自己的先人正名( 刘秀先祖景帝乃薄氏所生)，足见刘秀对后族当政的担忧。
明帝马皇后也说: “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机枢之位。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郭氏被废，固然和她刚毅独断的性格有关，也和她背后站着河北集团有关。舅父刘扬虽被诛，但其他支系难保不生“反骨”。果不其然，和帝永和初年，郭后侄子郭璜作为河北集团的领袖依附窦宪，成为外戚专权的帮凶。
光武选择阴氏为后，是因为其家族势单力薄，且阴氏十分谦恭退让，深谙光武心思。章帝时大司空第五伦在奏章中也对阴丽华做了描述: “近世光烈皇后虽友爱天至，而抑损阴氏，不假以权势”。第五伦作为建武、永平两朝的重臣和耿直的忠臣，对阴丽华的评价应该是颇为客观的。这从日后阴氏的作为可以见出: 一是在明帝立后时，阴氏不等其他人开口，立即说: “马贵人德冠后宫，即其人也。”将自己家族选送的阴贵人排除掉，而马皇后不负所望成为一代贤后，同样对马氏采取了抑制措施。二是阴氏族人谦恭处下，始终不让自己处于显赫位置危及家族安全。“帝以太子舅阴识守执金吾，阴兴为卫尉，皆辅导太子。识性忠厚，入虽极言正议，及与宾客语，未尝及国事。”
光武帝对阴丽华虽极为宠爱，却并没有给予其家族更多实质性的权力。比如那道著名的抚慰诏书:“吾微贱之时，娶于阴氏，因将兵征伐，遂各别离。幸得安全，俱脱虎口。以贵人有母仪之美，宜立为后，而固辞弗敢当，列于媵妾。朕嘉其义让，许封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祸。”
光武帝立后在二年春，“许封诸弟”当也在二年，但直到惨祸发生的九年尚未兑现，可见只是虚与承应罢了。而阴丽华及其兄弟当是心知肚明，《阴兴传》记载: “九年，( 兴) 迁侍中，赐爵关内侯。帝后召兴，欲封之，置印绶于前，兴固让曰: ‘臣未有先登陷阵之功，而一家数人并蒙爵士，令天下觖望，诚为盈溢。臣蒙陛下、贵人恩泽至厚，富贵已极，不可复加，至诚不愿。’帝嘉兴之让，不夺其志。贵人问其故，兴曰: ‘贵人不读书记邪? ‘亢龙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谦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妇眄睨公主，愚心实不安也。富贵有极，人当知足，夸奢益为观听所讥。’贵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为宗亲求位。”
足见阴氏家风凛然，阴氏兄妹是在相互教育下逐渐领悟到光武禁女祸的用意的。光武临终前想以兴代替大司马吴汉，阴兴坚辞。这何尝不是光武帝对阴氏的一次试探? 须知光武时代，大司马屡易人手，下场悲惨，不乏枉死者，均是光武防止重臣弄权而为之。
从光武到明帝，对于外戚的政策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柔性打击，借机消除。通过这样几则史料可以验证:
1． 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因诏郡县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
2． 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櫲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谓髃臣曰: “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
3． 废黜郭氏后，为抚慰其家人，“徙封况大国，为阳安侯。后从兄竟，以骑都尉从征伐有功，封为新郪侯，官至东海相。竟弟匡为发干侯，官至太中大夫”。郭后去世后，又加封恩遇其族人。但是郭氏家族后来均遭“绝国”结局。
光武无论是立郭后而负阴氏，还是立阴氏而非郭后，绝非如前人所认为的纯由感情。其真实的原因乃是为了禁抑女祸，巩固东汉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