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州南山，大书法家米芾在泗州南山杜宝臣家发现并摹得唐人刻本《兰亭》，为表感激之情，赋《题泗滨南山石壁曰第一山》诗，同时书写“第一山”三个大字，以表达对南山的敬意。
谷林堂:，在扬州平山堂后，建于北宋元佑七年(1092年)，系苏轼知扬州时，为纪念恩师欧阳修而建，取意于苏轼"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诗句，相传是他当年诵读之处。乃在平山堂后建堂，并从自己"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的诗句中集取两字，题名"谷林堂"。窈窕:深邃貌。扶疏:枝叶繁茂纷披貌。"霜节"句:言竹高大可装一车。霜节，大竹外皮及竹节处多附白霜似和粉末，故称。有苏轼《谷 林 堂》诗为证：
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 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风初。 我来适过雨。物至如娱予。稚竹真可人，霜节已专车。 老槐若无赖，风花欲填渠。 山鸦争呼号，溪蝉独清虚。 寄怀劳生外，得句幽梦余。 古今正自同，岁月何必书。
孙觌是在遭贬象州路途中读到唐开元中为馆陶令李光远的诗，大为感叹，写下这首《读李光远诗卷次韵二首》此诗借荆楚之地"翠竹满崖谷"之"异材"遭伐喻人才被贬遭"斩伐"，托物抒怀，借古讽今，大有楚材晋用的遗憾和感慨。
都说古代中国文人的传统，由获罪贬谪而总会滋生出无数的诗词咏叹，历史上无数脍炙人口的诗词名篇都出自诗人大起大落之时，孙觌现存的大多数诗文都是从这时开始有记录的，官书不记，自己记，真应了那句“国家不幸，诗家幸”啊。
孙觌与曾巩的交集是在五十年后孙觌流放路过抚州临川疏山和疏山寺写的诗文有了隔空的神交。
宋神宗元丰六年（ 1083 年）这年，大诗人曾巩逝世（1019－1083）他有诗文《元丰类稿》。孙觌出生时，曾巩已经去世二年。孙觌在晚年在与其后人曾慥在《与曾端伯书》中，对曾巩有详细而中肯的评说：“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绝古今，而有韵者辄不工。此语一出，天下遂以为口实。南丰作《李白引》以谓：闳肆瑰玮，非近世骚人所可能者。及而连类引义，中法度者寡。荆公屡称郭功父诗，而南丰不谓然。功父疑之。荆公曰：岂非子固所谓功父天才超逸，更当约以古诗之法乎？南丰论诗如此。如《兵间》一诗指徐得占，《论交》一诗指召吉甫，又有《黄金》、《颜扬》诸诗，皆卓然有济世之用，而世人便谓不能诗，某所以不喻其言也。”
说到曾氏，就得说说编《宋百家诗选》的曾慥(？—1155)。他撰有《集仙传》二十卷，并编订有《类说》五十卷，《本朝百家诗选》一百卷，《乐府雅词》三卷，《乐府雅词拾遗》两卷。曾慥在《宋百家诗选》此书编好后，送给他的好友孙觌审阅：“曾端伯以所编《百家诗选》遣孙仲益。仲益复书云：蒙驰赐《百家新选》一集，发函开请，每得所未闻，则拊髀爵跃，请之惟恐画也。”“某自拜赐，凡六日读尽所着五十九卷与《拾遗诗话》一卷。”
孙觌痴迷此书，称曰： “某窃读诸引之后，其诗旧所见不复读，读未见者，每遇佳处，或一再读，或三复而不能休。”“南丰作《李白诗引》以为闳肆瑰玮，非近世骚人所可及，而连引义中法度者寡。
荆公厦称郭功父诗，而南丰不谓然，功父疑之。荆公曰：“岂非子固以谓功父天才超逸，更当的以古诗之法乎”南丰论诗如此，如《兵间》一诗，指徐德占《论交》一诗，指吕吉甫又有《黄金》、《颜杨》诸诗，皆卓然有济世之用。而世人便谓不能诗觎，所以不喻其言也。
荆公《竹诗》：“人言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雪诗》：“平治险秽非无德，润泽焦枯育有才。”《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何忧失，命属天公不可猜。”“世人传诵，然非佳句。公诗至知制酷乃尽善。归蒋山乃造精绝，其后《再送李璋下第》、《和吴冲卿雪诗》比少作如天渊相绝矣。”
“白公诗所谓酷达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薜黄门诗已不逮诸，公北归后效白公腿，益不逮。惟四字诗最善。张文潜晚年诗不逮前作，意谓亦效白公诗者。公述潘邠老言：文沿晚喜白公诗。信矣。”
“《诗引》所载，多者数百言，少者数十言，其人出处大致词格高下，盛德之士高风绝麈，师表一世，放臣逐客回微托远，届思千里，与夫山巉冢刻、方言地志、怪奇可喜之词、群嘲聚讪戏笑之谈，靡不毕载。”
孙觌在品评诸多诗人之后，还特别品论了自己“恩师”苏轼的诗词，继承苏轼文脉赓续的孙觌，经过多年自己仕途起伏磨难，对东坡先生的诗词，有了更多的感悟和深刻认识：如《橄惯诗》《地黄诗》曰：
“苏轼论陶诗，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说密，中边皆甜，若中与边皆枯淡，亦何用陶诗外枯而中腴，若淡而育美也。”“苏轼《橄惯诗》云：“已输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为樱桃。”又有俗子假束坡名注杜诗云：“金城土精静”，如练为芦菔恨者。
苏轼《地黄诗》云：“崖蜜助甘冷，山姜发芳幸。”制地黄法，当用姜与蜜，而用樱桃，可乎黄师是守泗时，以酥酒遣束坡，答诗云：“开右土酥黄似酒，扬州云液却如酥。”谓土酥为芦菔根，可乎公论斥其妄，良有益于后人耳目也。靓每观公叙睹诗，词句温丽，纪次详育，尊臀乐善。得诗人本意，叹仰之余，又见曾存之、晁无咎。口明略请公已推重于幼学之初，而一时名胜皆其俦匹，然后知公致力于斯文久矣。”
孙觌还在此书信中展现其读书观，得到了时人的盛赞。正如宋人赵与峕曾引孙觌《与曾端伯书》文称：
“仲益此书发明甚多。今人遗以书籍，安肯即读；虽读，亦必不能留意如此。前辈之风，何可多得。…端伯观诗有《百家诗选》，观词有《乐府雅词》，稗官小说则有《类说》，至于神仙之学，亦有《道枢》十钜编。盖矜多炫博，欲示其于书无所不读，于学无所不能，故未免以不知为知。《诗选》去取，殊未精当，前辈多议之。
仲益所称南丰《兵间》、《论交》、《黄金》、《颜扬》诸篇，及苏黄门四字诗，无一在选中者，而反录“都都平丈我” 之句，答书及此，亦因以箴之也。”“仲益故云：端伯观诗有《百家诗选》，观词有《乐府雅词》，稗官小说则有《类说》，至于神仙之学亦有《道枢十钜编》。益矜多炫博，欲示其于书无所不读，于学无所不能，故未免以不知为知。《诗选》云：取殊未精当，前辈多议之。仲益所称南丰《兵间》、《论交》、《黄金》、《颜杨》诸篇。及薛黄门四字诗，无一在选中者，而反录《都都平丈我》。司答书及此，亦因以箴之也。”以上均见赵与峕《宾退录》卷六
参见孙觌《鸿庆居士集》卷十二《与曾端伯书》该文作于“绍兴癸酉岁”即绍兴二十三年，即1153年。从“因书‘传引’附于卷后”可见，从“庠字养直”到“以属芗林向伯恭”皆“传引”的内容。
从曾慥所著《至游子》《道枢》等书看出，那个时代信仰道教，所以，他对苏庠的“尸解”之事特别感兴趣，不惜笔墨详加描述，具有文学性，其体制类同于诗话，所以，宋元人征引《宋百家诗选》时，有时径以“百家诗话”称之。
苏庠(1065-1147) 南宋初词人。字养直。泉州人，随父苏坚徙居丹阳(今属江苏)。苏坚有诗名，曾与苏轼唱和，得苏轼赏识，并因苏轼称誉其诗而声名大振。徽宗大观、政和之际，苏庠曾依苏固与徐俯、洪刍、洪炎、潘淳、吕本中、孙觌、汪藻、向子湮等结诗社于江西。
从孙觌的记载可见，该书小传资料的丰富性，同时这些小传具有诗话色彩，也使其具有一定的文学性。从曾慥的好友孙觌那里知道，其议论有些地方不但不凡鄙，而且还可见其卓识。在《与曾端伯书》中，孙觌举了不少他仔细阅读该书后同意曾慥看法的例子。
孙觌认为张耒“晚年诗不逮前作”，是因为刻意学白居易的结果；曾慥也认为“平淡”不是刻意模仿或学习能达到的。曾慥在《宋百家诗选》中揭惠洪好借苏、黄以邀名之事，或伪作黄庭坚赠己之诗，或于《冷斋夜话》中捏造其与苏、黄交往之事。
孙觌认为：“公着论斥其妄，良有益于后人耳目也”“后读曾公所编《皇宋百家诗选》，乃云惠洪多诞，《夜话》中数事皆妄”此则可为孙氏语之旁证。
作为第一部宋人选宋诗之作，尽管《宋百家诗选》佚失了，但此书有保存文献之功。靖康之乱后，汴京沦陷，典籍散乱，此书编于南宋之初，及时地保存了北宋时期的诗学文献，也是对北宋诗歌发展的一总结。
正如孙觌《与曾端伯书》云：“宋兴二百年，宗工巨儒，骚人墨客，专门名家，大篇短章，或脍炙士大夫之口，或沦废于兵火，几亡而仅存，搜揽亦略尽矣。”
但是，赵与峕《宾退录》卷六对此与孙觌也许还有不同看法：“《诗选》云取未精当，前辈多议之。仲益(即孙觌)所称南丰《兵间》、《论交》、《黄金》、《颜杨》诸篇及苏黄门四字诗，无一在选中者，而反录‘都都平丈我’之句。”见于赵与峕《宾退录》卷六
孙觌《与曾端伯书》云：又见曾存之、晁无咎、廖明略诸公已推重于幼学之初，而一时名胜皆其俦匹，然后知公致力于斯文。“斯文”。《常州先哲遗书》本作“诗文”，《四库全书》本作“斯文”。于意“斯文”为优。据考，入选曾慥《宋百家诗选》的诗人六十馀人，约为原选的三分之一弱。
所以，可以说《宋百家诗选》是一部带有江西诗派色彩的诗选。事实上，孙觌与曾慥《宋百家诗选》和赵与峕《宾退录》关于宋诗的评论以及今人学贯中西大学者钱钟书遗著《容安馆札记》二百二十六对孙觌诗文的品论可看作相互呼应，相得益彰。
其实，孙觌《与曾端伯书》是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孙觌晚年对宋文学创作理论一篇基础性文论，是如今探讨孙觌文学思想的一个很好的总结。有待更全面、深入、详细地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