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十二年（1185年）八月，朱熹与刘爚论及靖康事时，以极具讽刺意味的文笔写下了上述《记孙觌事》。朱熹言语间讽刺孙觌降金叛国的可耻嘴脸，言孙觌降表“过为贬损，以媚虏人；而词甚精丽，如宿成者”。又言其背叛祖国以保全自身，且受金人所赏妇人。

黄震引朱熹观点，于《黄氏日抄》卷三十五中言：“（孙觌）在敌营时为某文，贬损媚虏，且以顺天自夸。”四库馆臣也采用朱熹说，言孙觌“专附和议，进至翰林学士。汴都破后，觌受金人女乐，为钦宗草表上金主，极意献媚”。自胡安国、马伸首论孙觌为叛臣始，至朱熹之说，可以看出理学家们对靖康一事的态度。

胡安国服膺程学，马伸为“伊川弟子”，朱熹为理学大儒，他们遵从中国儒家士大夫应有的道德观，认为士大夫应以家国为己任，保疆卫国，他们坚定支持宋朝的抗金主战路线。朱熹言“所谓讲和者，有百害而无一利，何苦而必为之？夫复仇讨贼，自疆为善之说见于经者，不营详矣”。正所谓“易姓改号，谓知亡国”，而“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说起来，孙觌生前同朱熹既无交集更无与矛盾可言，朱熹的一生除了短暂的几次地方任职以及仅四十六天的在朝经历，他的《记孙觌事》文撰于孙觌死后16年，即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距靖康元年（1126）草降表已59年，且系听其学生刘晦伯所言，故虚构成分高，且缺乏切实可信证据。

那朱熹为啥要写《记孙觌事》这篇带侮辱性文章呢? 原委是这样的:

朱熹所指的“某文”所谓“降表”，是宋钦宗向金国皇帝承认臣属地位，并宣布北宋终结的正式文书。这份文件完成于靖康元年（1126年12月1日），此时钦宗和他的随员正被囚禁在女真设于“青城”的营地。孙觌时任中书舍人，被身不由己地推到了起草这份羞辱性文件的位置上。

《记孙觌事》表明了朱熹对孙觌在此事件的角色和孙的动机及人格的态度。朱熹指出三点:(一)孙觌接受了钦宗的命起草降表，是为不忠。(二)孙觌是机会主义者，因为他精心撰写了一份过分反宋的文书以取悦金人。(三)孙觌所写文本的优美措辞证明他定是在先前就拟好草稿。

不幸中的万幸，李心传及徐梦莘的历史著作、孙觌的史实以及现存金代编纂的文献都保存了关于“降表”的史料。这些材料使验证朱熹对孙觌指控的准确性成为问题。

由于印刷术的发达与文化政策的相对宽松，自北宋中期起，逐渐呈现出官史与私史并行不悖且交互渗透的趋势，这种从官修历史向私撰历史的再转变与私人着史势头的不断增长，本来是有利于史学发展与文化多元的。对北宋覆灭时期最早且最丰富的记载当属《宣和录》，如今不知撰人姓名且已散佚，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曾引用此书:

“上在虏，宿郊官，与二酋尚未相见，遣使议事。索降表，上命孙觌草表，但言请和称藩而已，使人草示粘，粘以为未是，使人来者数四，皆不中，而要四六对属作降表。觌与吴开互相推避不下笔，上日:・事已至此，当卑辞尽礼，计空言。促使为之，于是觌，开与何㮚共草成之。”

《宣和录》从降表引用了三段文字，接着叙述钦宗对孙觌的评论：“对属甚切，非卿平昔闲习，安能及此？”《宣和录》举出数例，说明女真“二酋”坚持在所引的三段降表文字中进行改动。《宣和录)最后引述孙规来年进呈的一份辞状引述中的文字作结，孙规在其中概述了他在降表起草中的参与。孙自己的解释支持了《宣和录》的说法。

此外，孙觌解释道，由于起草国家重要文件一般是翰林学士而非他任的中书舍人的职贵，他最初拒绝执笔，但来自宰相何桌与钦宗的压力使他妥协。

孙觌又提到女真使节已决定降表的内容，而钦宗为了回到城内的皇官，催促官员们按女真的条件起草。孙觌更指他之所以同意撰写最后定稿，是因为何㮚不满钦宗投降的决定而拒绝起草，而起居郎胡交修(1078-1142)亦参与了降表的准备。

《建炎系年以来要录》在一则据孙觌自己的文字所写成的条目中提到“降表”。李心传是为达成事件的中允记载接受了这些文字。注文中，李心传和《宣和录》一样，引用了1127年的辞状，此外还引用了孙觌在大约1160年写给御史朱倬(1086-1163)的信。李心传指出这两种材料的写作时间相距超过三十年，体现了孙觌对参与该事件的叙述始终一致。

孙觌在信中称，由于钦宗急于回城，在两位翰林学士以病推辞起草后，钦宗命他起草文书，不许推辞。经过协商，女真决定文件内容，而何㮚、胡交修、孙觌及另一位官员起草文书，文字由孙实际撰写。可以从以上关于“降表”简要历史中推断朱熹严重地夸大了孙觌的过失。

朱熹接着扩大了对孙觌的攻击。《朱子语类》有一段长篇的对话，其中朱熹将历史记中的一些严重失实归于孙觌与他在1167年上呈给洪迈的史料。1199年，就在朱熹去世前不久，他的一位学生记录了一段段对话，不过同样的观点可以在《语类》中一些系年早在1170年代初期的段落中找到。深入考察北宋最后一年的历史与史学编纂。简单说明得到的结论:在这段文字里，朱熹试图改变李焘在《长编》中建立的对靖康（1126年）两个关键事件的认识。

朱熹的策略是:既然孙觌据称是朱熹计划改正的那些错误信息的来源，那么借着攻击孙觌的动机与诚实，即可削弱李涛《长编》这部可信史着的权威性。其最终目的，是转移李纲在导致北宋覆灭的两个重要事件中的责任。

本质上，朱熹试图精心打造北宋覆灭的道学解释。这一解释将李纲重塑成道学的道德模范和在政治、军事上长期持与女真对抗立场的典范人物。

朱熹从33岁到59岁落在宋孝宗执政时期，宋孝宗即位之初就政于违背太上皇宋高宗的意志，为因主战而蒙的岳飞等平反昭雪，在张浚的支持下进行北伐，尽管因受制于太上皇宋高宗而同金达成隆兴和议”，但毕竟鼓舞了主战派的斗志、在一定程度上也制压了主和派的气焰。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朱熹为了配合形势，通过《记孙觌事》指控孙觌是靖康之难的责任人，由他担当罪责，从而为钦宗的主降开脱与辩护。

皇天负孙觌，钦宗难辞其咎。皇天也负岳飞，岳飞冤死。朱熹是有政治经验的大学者，对孙觌搞了一场缺席道德判审。

朱熹这一招并有没有得到孝宗的肯首，但其流毒甚广，孙觌深受其害，得了个“怙恶不悛”帽子。

美国当今史学家蔡涵墨(Charles Hartman) 先生在其《历史的严妆》无奈的史家：孙觌、朱熹与北宋灭亡的历史中用了整整50页（见217-267页）的篇幅详细还原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脉络并得出朱熹歪曲历史的史实。以上参见《历史的严妆》该书的副标题：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由是，抹黑孙觌的《记孙觌事》可以休矣。历史可以被误解，但不能永远被歪曲，还历史一个公道。

有刘克庄(1187-1269)《耄志十首》诗为证，云：

“甫入乌台宾客贺,举朝侧耳听抨弹。

臣方抗奏婴龙颔,上已批依免豸冠。

皦日方中宁有蔽,佞山一拔了无难。

追攀老艾吾安敢,聊喜词臣不辱官。”

宋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庆元党禁”正式发生。朱熹以伪学罪首落职罢仕。六年（1200年）三月，71岁的朱熹在“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大儒朱熹害人始，害己终。

南宋诗人叶绍翁(1194年-1269年)说到叶绍翁，如果说到他的名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肯定都认识他。除了流传下来一些诗文，还流传下来一部书《四朝闻见录》就记载了朱熹的一些丑闻。它是历史笔记，主要记载了南宋高、孝、光、宁宗这四朝发生的事儿，故叫“四朝”闻见录。其真实在于：这不是一部史记，而是一部“笔记”，记录的内容说白了，都是作者耳闻目睹的内容。从考古学来看，《四朝见闻录》的参考价值超过《四库全书》。

乾道三年（ 1167 年），孙觌八十七岁。正月，孙觌作《王龟年跋》

六月，孙觌作《如农斋记》见清缪荃孙编《常郡八邑艺文志》卷二上，071页《常州地方经籍志汇编》第 13 册 。孙觌文末自注：“乾道三年六月日，左朝奉郎、富阳县开国伯致仕孙某记。”

这年，87岁孙觌被正式任命为左朝奉郎龙图阁待制致仕，封富阳县开国伯，官名。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置，以他官兼任。无吏守，无职掌，惟出入侍从备顾问。定其位在知制诰下。多以特恩加赐内外官，带此职，可享受超迁官阶的优待。

这是缘分还是巧合，孙觌的恩师苏轼最后封的也是朝奉郎。（宋朝官阶有朝奉郎、朝奉大夫，是宋文散官名，正五品，文官第十一阶。）神宗元丰，改制，定为从四品。县开国伯，封号，食邑八百户实封一百户。这是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孙觌记述自己“富阳县开国伯致仕孙某记。”有点为自己盖棺定论的意味吧。

汪应辰《鸿庆公家传》：“征诣京师，命编类蔡京、王黼等事实，付史馆。书成，以左朝奉郎龙图阁待制致仕。”孙觌名义上第二次致仕退休了，第一次是80岁。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六七记载：“仲益以左朝奉郎龙图阁待制致仕。”《宋史·包拯传》:"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故民间戏曲小说中以"包龙图"称包拯。）。